邵象伊教授生平简介

邵秀民   武际可

邵象伊1909年10月生于浙江省杭州市，1929年毕业于浙江省立医药专门学校。1929年至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医科学习，主攻临床医学。在回国后几年任临床医生的实践中，他深深认识到疾病预防的重要性，而当时中国社会的普遍认识是“重治轻防”，他于是决心自己投身到预防医学的领域中。1937年受江苏省公派到德国留学，他改攻公共卫生学，先后在爱尔兰根大学及柏林大学卫生学院学习，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

1934年设在镇江市的江苏医政学院一建立，邵象伊即到江苏省立医政学院任教员，1939年从德国回国后返原校工作。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学校已迁至四川北碚，并改名为江苏医学院，邵象伊被聘为该院教授。1945年抗战胜利，他随江苏医学院迁回镇江。

由于在德国留学期间，曾阅读了原文的《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回国后又看了一些进步书刊，并受到一些进步学生的影响，他深刻认识到国民党的腐败，对之深痛恶绝。在那几年中，他写了多篇反对国民党的文章，发表在学生的壁报上。他支持进步师生的“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的斗争，并参加了反美抗暴的示威游行，成为该院进步师生的代表人物。1948年底至1949年初，他被该院教职员和学生推选为“三人小组”的召集人，继而又担任院“应变委员会”主任，在阻止将江苏医学院迁往台湾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维护了正常教学的进行，直至镇江解放。

1949年镇江解放后邵象伊被任命为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1952年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江苏医学院院长。1955年卫生部对全国高等医科院校进行调整，浙江、山东和江苏医学院的卫生学系合并到山西医学院。原江苏医学院一分为二，卫生系由邵象伊率领来到山西医学院，邵象伊旋即被国务院任命为山西医学院（今山西医科大学）院长，江苏医学院的其余部分迁往南京发展成为今南京医科大学。

邵象伊是我国公共卫生学的奠基人之一。早在1935年2月，邵象伊在江苏医学院工作期间，就办起了由他任主编的《医政周刊》和《卫生教育周刊》两种刊物。抗日战争爆发后，从1939年起他又主编发行《战时医政》月刊，一直出版到1945年年底。这份杂志是我国抗战时期能够坚持长时间出版的少数医学刊物之一。

早在江苏医政学院成立的1934年，年底便招收了学制六年的医科班40名，和学制一年短期培训的卫生行政科16名、卫生教育科、卫生特别训练班各60名新生。邵象伊从此以后数十年就一直主持卫生学的教学。

除了卫生和医政方面的教学工作外学院还组织公共卫生方面的社会服务与研究工作。早在1935 年江苏医学院成立了卫生设计委员会，由邵象伊任主任委员。抗日战争期间内迁后，1940年江苏医学院成立了公共卫生教研室，附设公共卫生事务所，由邵象伊教授负责。公共卫生事务所与中国育婴保健会合作在北碚办理婴儿施诊所。1942年协助北碚地方防治霍乱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这一阶段，公共卫生事务所既成为学生实习的基地，也是实际进行防疫保健工作的机构，它还推动了当地的妇婴卫生、军校卫生、卫生教育等工作。

 1935 年9月邵象伊与胡定安等发起组织“中国卫生教育社”,同年成立“中华健康教育研究会”,这两个全国性的健康教育群众性团体是我国对公众进行健康教育最早的组织，它们的成立推动了我国早期健康教育事业。

1940年，胡定安、洪式闾、邵象伊、褚葆真等集议发起成立中国预防医学研究所，得到翁文灏、朱家骅、陈果夫、金善宝、罗家伦、竺可桢诸先生赞助。中国预防医学研究所由胡定安任总干事,下设四个部九个系,即微生物学部的细菌学系,寄生虫学系和疫苗血清系；卫生学部的基础卫生学系和公共卫生学系；传染病学部的流行病学系和防疫学系；编辑部的杂志系和丛书系。

1949年后，邵象伊主编了我国第一部高等院校卫生学教材《卫生学总论》，该书1960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主编了我国第一部《卫生学词典》，于1984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并参加了中国医学百科全书环境卫生学分册的编写工作。

邵象伊终身从事卫生学教育，几十年来，他担任繁重的教育行政领导工作，有繁多的社会活动，但他始终坚持在教学第一线，亲自讲授公共卫生课程。听过他讲课的学生们都反映，邵象伊教授学识渊博、讲课内容丰富、条理清晰、重点突出，他的课程对学生有很大的吸引力。几十年中，他直接教过的学生已逾千人，遍布全国各地，其中一些人成为医学界、特别是卫生学界的学术骨干或行政骨干。邵象伊和其他公共卫生界的老前辈几十年前播下的种子，如今已在神州大地开花结果，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如今在全国的医学院校，都设有预防医学系，开设了相关的课程，预防医学已有了一支可观的队伍，邵象伊等前辈的梦想，正在变为现实。

邵象伊教授于1990年  月逝世于北京，终年81岁。为了缅怀他对医学教育，对公共卫生事业的卓越贡献，山西医科大学为他在校园内树立了一座大理石雕像，1999年9月6日，在该校80年校庆时，举行了雕像的揭幕仪式。

（本文作者邵秀民是邵象伊教授之女）

赠毕业同学们

邵象伊

一百多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亲亲热热地相聚了一年，如今快要分离了，此后服务社会，虽然彼此仍可互通声气，但要像以前那样地朝夕把晤，已经是不可能的事，因此，出本刊物来纪念纪念，自然不是一件没有意义的工作。

办这纪念刊的同学们要我替他写篇文章，“光光”篇幅，我自问才疏学浅，“光光”是不敢当的。不过，这一年来，和诸位快毕业的同学们互相切磋，共同为学术而努力，彼此间的感情也不算泛泛，如今要我在这纪念的刊物写几句话，表表纪念的意思，我自然是万分地愿意，所以我就这样大胆地提笔了。

诸位毕业的同学们，如今要离开学校而踏进社会去，不问是干卫生行政的，干卫生教育的，或者是悬壶济世，为病者解除痛苦的，总之，我敢相信诸位都是抱着一颗活跃的心，准备去努力地干一下的。惟其如此，我想，趁诸位的事业还未开始的时候，让我们来确定我们的方针，作为我们将来的目标，实在是一件要紧的事。为了这，我谨向诸位贡献下列的三点：

第一是科学化  二十世纪的时代是科学的时代，二十世纪的世界是科学的世界，数十年来，科学的洪流已经排山倒海地杀奔前来，将一切不科学的和反科学的都席卷了，摧毁了，在这潮流的激荡之中，没有一种学术能够违反着科学而存在，一切的学术如此，医学的学术自然也是如此。所以，我们不想求生存、图发展则已，否则，就非迎合这潮流的动向，适应这时代的需要不可。我们在学术方面的努力应当科学化，我们在办事方面的努力也应当科学化，我们要科学化得彻底，科学化得真实，不科学的和反科学的固然要灭亡，只重形式不重精神貌合神离似是而非的科学化，也不是成功的大道。这是我希望诸位认清楚的第一点。

第二是革命化  诸位都是青年，既称青年，就非具有革命的精神不可。什么是革命的精神呢？ 就是反抗的精神，不妥协的精神，与一切腐化恶化的势力相搏战的精神。诸位踏进社会中去，也许立刻就会与恶劣的环境和恶劣的势力相接触，这一层，在干卫生行政和卫生教育的同学们，尤其是免不了的，那时，诸位进又不能，退又不可，遍地荆杞，遇事棘手，要不是拿出革命的精神来大刀阔斧地干一下，是决计开辟不出生路来的。我们不可忘记，革命的精神是贵乎反抗，贵乎奋斗，我们既不可与恶环境恶势力相妥协，亦不可为恶环境恶势力所同化。这是我希望诸位认清楚的第二点。

第三是平民化  医政是实际的工作，是救济人类疾苦的工作，是为大众谋福利的工作，这样的工作，当然不是住在高堂大厦之中，喝着香槟、吃着大餐、想到那里、说到那里，所能够干得了的。要干医政工作，第一要有不怕苦、不畏难、切切实实、苦干硬干的精神，第二要有清楚的、敏锐的、针对事实、明察秋毫的头脑。我们且看：近年来的中国，在内乱外侮、天灾匪祸、重重的灾难、重重的压迫之下，农村经济已频于破产的地步了，成千成万穷苦的同胞们，在那里嚼草根吃树皮过日子，试问我们去办医政，应当叫他们吃蛋白质，吃脂肪，吃维他命，吃牛奶、鸡蛋呢，还是应该先设法给他们弄点饭吃吃呢。 办医政不是可以唱高调的，也不是可以开不兑现的支票的，更不是用来做巴结贵人、巴结阔老的工具的，我们的方针，就是要看清事实，从事实上去完成我们的使命，我们应当避免一切官僚化、贵族化、华而不实、专做表面文章的恶习，我们要平民化。这是我希望诸位认清楚的第三点。

以上的话，都是我们在新生活运动中，所应切实履行的。文章写得不好，意思却是诚恳的，这就算是我给诸位毕业同学的临别赠言吧。(摘自《毕业纪念刊》)

（注：此文疑为1935或1936年医政学院一年制培训班毕业纪念册刊出之文章）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记教授、原学院院长邵象伊

陶守业

举世闻名的杭州西湖是“水光潋滟晴放好，山色空蒙雨亦奇”的旅游胜地。辛亥革命前夕（1909年），著名的卫生学专家、一级教授、原我院院长邵象伊就出生在这里。

邵教授的父亲是杭州中学的一位英语教师，邵教授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他虽然学医，但爱好广泛，对于文学、历史、哲学等也十分喜爱，广为涉猎。司马迁的史记、杜甫的诗歌、鲁迅的杂文等都是他酷爱的读物。司马迁、杜甫的人民性、现实性、正义感，尤其是鲁迅没有奴颜媚骨的硬骨头精神，对邵教授的思想有很大的影响。

邵教授毕业于浙江省立医药专门学校。1929年至1930年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学部内科留学。他从宏观考虑，认识到要促进广大人民身体健康，必须“防患于未然”，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于是，冲破轻视防疫的传统习惯势力的束缚，1937年至1939年赴德国柏林大学卫生学院留学，毅然由学医学改为攻读公共卫生学专业。留学德国期间，他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博士学位。

回国后，邵教授在江苏医学院执教。提建议、搞方案、订措施，积极筹建卫生系，对开办卫生学专业，培养卫生学专业人才尽了很大的努力。1952年，他担任江苏医学院院长。1955年调我院后，一直任院长，并坚持教学，既当院长又当教师。他身体力行，誓为培养千百万医卫人才，实现祖国医学腾飞的抱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邵教授亲自教过的学生数以千计，遍布全国各地，可谓桃李满天下。他们之中，不少人已成为大学教授，相当一部分成为医疗卫生界的领导或骨干，并在工作中做出了卓越贡献，在谈及大学生活时，大家异口同声地说：“邵教授高尚的情操，知识的渊博讲授的清晰，和蔼的面容，深深地留在我们的记忆里。”

课堂上，邵教授是快磁场极强的吸铁石，他讲课严肃认真，条分缕析，重点突出，旁征博引，准确地阐述每一个卫生学原理，耐心地解答同学们提出的各种问题，学生感慨地说：“邵教授的课越听越有味，越听越深刻，越听越精辟。误邵教授讲的一节课是终身的遗憾。”

“台上一分钟，台下几年功”邵教授的课所以博得学生的好评，除了他知识丰富，又勤于学习，不断吸取专业新成果外，更主要的是他把给学生讲授知识当作神圣的工作，绝不等闲视之。课前，他或静坐默诵，或踱步思忖，对所要讲的内容反复推敲，一再琢磨，不达娴熟程度决不罢休。

课堂下，邵教授和同学们无拘无束，亲如家人。他辅导耐心，循循善诱。既教书，又育人是他多年来遵循的教学原则。他引导学生正确对待红与专的辩证关系，坚持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同学们邀请他座谈时，他总是欣然同意，把别的事安排在其他时间，给同学们开“绿灯”

邵教授认为：要想抓好教学，就需要熟悉教学。他深入教研室，和教师一起拟订教学大纲、审稿、开展教学法活动。在评教过程中，他坚持两分法的态度，客观地评价讲课教师的优点、成绩，同时，实事求是地、准确地指出缺点和不足，决不顾情惜面。表现了对党的教育事业的高度负责的精神。

邵教授甘当铺路石，热心培养中青年教师。1973年到1978年，他按计划，有步骤地给环境卫生教研室教师讲英语、讲专业。帮助教师既提高业务水平，又提高外语水平，达到一箭双雕之目的，深受教师的欢迎。

1977年至1978年学院办了英文进修班，提高中青年教师的外文水平。邵教授发挥自己的特长，结合学院的专业，参考外文资料，悉心选定教材，并亲自登台讲授。他严肃的态度、严谨的作风、熟练的讲解，博得了广大教师的好评。

邵教授帮助许多教师修改过讲稿，修改时，极端负责，不仅看是否符合教学大纲的要求，而且看逻辑性如何，连一个错别字也不放过。邵教授知识渊博，但他不骄傲，从不炫耀自己，而且如饥似渴地学习。他订阅着十多种专业杂志，凡是卫生学方面的资料都要过目。对于卫生学专业范围的国内外学术动态了如指掌。师生经常向他请教，他有问必答，一一加以指点，并尽其所知作详细介绍。他侃侃而谈，一字一板，谦逊待人，从无傲气，既讲当前的学术动态、他个人的见解，又虚心征求对方的意见：“我说的不一定对，仅供参考。你的意见呢？”他不了解的，就毫不掩饰地说：“这个问题我不大清楚，帮你查一查。”找到答案，主动给对方以答复。对于青年教师，他不仅给他们指出从那些方面学习、提高，而且亲自带他们到图书馆，在浩如烟海的书库里为他们选出要读的重点著作、刊物。当追忆邵教授扶植后辈的情景时，教师们感慨地说：“邵教授对我们这些后辈，真是热情诚挚、呕心沥血。”教师和学术界的一些同志常常把自己的论文和译著送他审核，他总是有求必应，愉快接受，详细批阅，毫不懈怠。多年来，经他审核过的译著和论文资料数不胜数。他从不因为其他同志释疑解难、修改译著和论文而占去他的时间感到遗憾。反之，当他耳闻目睹自己帮助过的同志为四化建设发挥着很大作用的时候，就感到莫大的荣幸。学院环境卫生教研室一位教师把自己的一篇论文送给邵教授审核，邵教授把其中的两个数据圈掉了。他对这个教师说：“结论一定要从自己的实验数据得出，参考别人为核实的数据不能作为依据。”这种实事求是、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使这位教师和广大教师深受教育。河北医学院吴渖春副教授等同志编的《环境与健康》一书写成后请邵教授审稿，邵教授一句句、一段段地审阅，把自己的意见写在纸条上，夹在书中间。当编书的同志们来并当面听取意见时，邵教授是那样谦恭下士，大家从内心钦佩邵教授学识广博、作风严谨、态度谦恭。一次，太原市第二制药厂一位工程师带着一篇自己翻译的德文资料请邵教授帮助审校。事前，这位同志揣想：“邵教授是全国有名的专家，工作很忙，自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工程师，不知邵教授是否乐意帮助。”为了稳妥，他托了医学院一位熟人引见。出乎他的意料，邵教授对他十分热情，格外客气，一个词一个词地帮他审校，对于修改过的译文，凡是较乱的地方，邵教授还仔细重抄一遍。临走，邵教授诚恳地对他说：“以后有什么疑难，欢迎你来，我们一块研究。”并亲自送至门外，行一鞠躬礼而别。这位同志被邵教授这种甘为人梯、扶植后辈的精神深深感动了。

邵教授是卫生学专家，在国内久负盛名，在国外也颇有声望。他掌握英、德、俄、日多种外文。六十年代初，邵教授曾主编我国第一部高等院校卫生学总论通用教材。教材中 邵教授辩证地论述了外界环境与人体健康的关系、卫生工作与卫生学的关系，指出了卫生学的对象、内容和研究方法及卫生学总论的性质和任务等，这部教材中的理论、观点迄今仍具有权威性的指导意义。近年来，邵教授又主编了我国第一部卫生学辞典，已于去年上半年出版。同时，邵教授还参与了中国医学百科全书环境卫生学分册的编写工作。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1978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和编写卫生学辞典发起单位请邵教授担任卫生学辞典的主编时，面对荣誉，邵教授再三谦让，他说：“我们水平不高，还是配合、协助吧！”由于兄弟单位和其他专家致意坚持，他才勉强应允。邵教授这种谦恭礼让的情操，耳闻目睹者，无不感到由衷敬佩。大家说：“邵教授不仅具有专家广博的学识，而且具有学者崇高的品德。”

在编写教材、卫生学辞典、中国医学百科全书环卫生学分册过程中，邵教授宵衣旰食、席不暇暖。对于送他审阅的稿件，他决不积压，改完后，立即送给负责稿件的同志。和他一起参与编写的两位教师谈到当时的情景时深有感触地说：“邵院长已是年逾古稀的人了，他严肃的工作态度，没有丝毫架子的工作作风，鞭策我们珍惜时间，兢兢业业地工作。”

邵教授是学者，又是领导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是他当院长遵从的原则。

他阅批有关文件和向下级交代工作时，素来是不耻下问，和同志们平等地交换意见。对知之不多和不甚了了的事，他不知为不知，绝不不懂装懂，指手画脚，发号施令。凡经他修改过的文件，他无不斟字酌句，以避免言过其实或脱离实际。当同志们的意见和他的认识分歧时，他总是心平气和地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

在私字面前，邵教授是不沾边的。他数十年如一日，严于律己，身为院长，不以院长自居，不利用院长的职位谋取任何私利。他没因私事坐过小车。一次，他病后，女儿来看他，乘坐晚上到太原的火车，办公室的同志知道这个消息后，觉着当时社会秩序较乱，公共汽车也无保证，就派了小车。事后，邵教授深感不安，主动地交了汽油费。事情虽小，但却显示了邵教授光明磊落、一身正气的崇高品质。

1981年主编高等院校卫生学总论教材时，邵教授和有关教师一起到晋南稷山县参观取经，以丰富教材内容。县招待所为他安排了比较舒适的房间，但无论同行的教师怎么劝说，他坚持和同志们一起住普通房间。

1965年，我院承办全国农村卫生进修班。邵教授不仅亲自讲课，而且和师生一道下晋南闻喜县东鲁大队实习。他和师生吃在一起，住在一起，活动在一起。有的同志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说：“邵教授一无专家的派头，二无院长的架子，不怕苦、不怕累给师生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邵教授每逢到附属二院讲课时，总是第一个走出家门，招呼其他同去的教师一起坐车走，并亲自代开车门让大家上车，使大家心里热乎乎的，受到鼓舞。“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在他的影响下，广大教师每逢讲课时，都提前走进教室，做好上课的准备。

多年来邵教授一直要求加入党组织。“文化大革命”前，他就向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他一心向党，始终不渝。解放前，面对国家的贫困、人民生活极其困苦的社会现实，目睹优秀的中华儿女为了祖国的前途、民族的解放，置个人的安危和生死于不顾的革命精神，他从自己的实践感受中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他从共产党人身上看到； 祖国的未来和希望。他以共产党员为榜样，决心为新中国的诞生做出自己的努力。他积极支持学生的民主活动，经常给学院（江苏医学院）进步墙报写稿，师生赞誉他为“邵民主”。

1946年，他大义凛然地参加了学生抗议美军强奸北京大学女生事件的示威游行。他和广大进步师生一道，肩并肩、手挽手地跨向街头，并昂首挺胸地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头。他支持革命师生“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的斗争。一次，他把两个革命学生藏在家里，躲避国民党反对派的残杀。在国民党刀光剑影、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年代，邵教授保持了志士仁人的民族气节。

建国后，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使他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不谋任何私利的政党。由于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有人民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才逐渐改变了中国的落后面貌，才有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因此他按照共产党员《准则》严格要求自己，争取早日加入梦寐以求的党组织。在一些重要时刻，他坚持原则，实事求是，自觉地站在正确的立场上。1957年有人挑拨邵教授说：“你是无职务权。”邵教授斩钉切铁地回答：“党对我是信任的，我有职有权！”对于邵教授这种从党的事业出发，顾大局、识大体的精神，当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做了报道和表扬。

“四人帮”横行时，为了达到篡党夺权目的，在教育战线上大肆兜售“朝农经验”，还鼓吹什么“大学要越办越向下”，实质是就削弱甚至取消了基础理论课。邵教授坚持在任何情况下不说假话的实事求是的精神，顶着社会潮流，不怕戴政治帽子，在讨论教学方案时，态度明朗地发表意见，坚持基础理论课像高楼大厦的根基一样，绝对不能削弱的观点。当时，这种忠于党的教育事业、坚持真理的学位是难能可贵的。

根据邵教授的表现和要求，1982年“七一”前夕，党组织吸收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通过他入党的支部会上，他激情满怀地说：“我决心在有生之年。做一个合格的党员，为四化做出自己的贡献！”

邵教授虽然已经退休，并因病魔缠身住在医院。但他身在医院，心却在学院。近来，他把自己有价值的专业书全部献给学院，不难看出邵教授那颗忠于党的教育事业、关心学院教学改革的拳拳之心。

 （原载1985年9月1日，《山西医学院院刊》第119期，教师节专版。作者曾是山西医学院院长办公室主任。）

忆邵象伊、魏善钊老院长

马凤楼 戴汉民

我们自1946年起在苏医学习、成长、战斗、服务，已生活了58个春秋，在庆祝母校70周年华诞之际，忆事思人，深切怀念解放前后保护学校，建设学校的两位历史功臣 ——邵象伊和魏善钊老院长.

邵院长先留学日本学临床医学，后留学德国改学公共卫生，在此期间阅读了原文的马克思《资本论》，从理论上接受了进步思想。回国后，他是较年轻的教授，也是开拓公共卫生学科的先驱者之一。在执教苏医期间，他主持正义，拥护民主，成为开明人士的代表人物，是进步师生中的一面旗帜。我们对他的最初印象是一位朴素的儒雅书生，黑边眼镜，修长身材，一袭旧布长衫。经常出入图书馆，几乎每一本新书都是他第一个签名借阅。抗战期间在四川时，他曾支持“苏声社”同学们的进步活动。复员到镇江后，他参加了抗暴示威游行，声援“五·二O”运动时，我第一次拜访他，请他为学生会的宣传壁报写了文章。解放前夕，他又应约为“方生”壁报写了“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一文。他平易近人，谈话温和，但文章却犀利清新，寓意深刻。上课时，缓缓讲述，条理清晰，数据娴熟，使人感到他具有惊人的记忆力。最感人的是在1948年底动荡不安的日子里，苏医正处在风雨飘摇的时刻，他受命于危难之时，置身于风险之中，接受群众推选，担任“三人领导小组”组长，继而又担任“院应变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持全院应变事宜。这种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勇于在关键时刻承担重任的精神，不正是真正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的体现吗！ 在当时的情况下，在迁校的问题上，一些反动的叫嚣，使他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在应变会上竟有人恶毒地提出来“愿意跟国民党的走，跟共产党的留下来”。以至在一次应变会议上，他实在无法忍受，提出要辞去职务，我们坚决挽留，全体起立数十分钟，他才勉为其难收回成命。在那种特定的形势下，他坐在那个位子上，起到了稳定局势的作用，因为地下党相信他，群众拥护他，虽然他并不明确表态，但他能理解地下党的意图(我们曾致函向其讲明形势与政策)，是一个无人能取代的人物，可谓一介书生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在合法斗争中，我们相互默契支持，休戚相关，患难与共，最后将学校完整的交还到人民手中。对他保护学校的历史功绩，我们永志不忘。解放后，历史将他推上了领导岗位，由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到院长，他都积极拥护政府，努力贯彻政府各项政策、决定。1949年，我曾和邵院长同时当选镇江市，苏南人民代表，看到了他参政，议政的主人翁态度。到浙江为解放军防治血吸虫病担任大队长时，他与群众一同生活、工作，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思想改造运动时，过火的批判使他受到伤害，虽然一度委屈灰心，工作表现消极，我那时刚由协和公卫高师班回校任教研组秘书，,在接触过程中，却未听到他有任何牢骚怨言。后省委韦永义同志亲自去找他做了工作，他重新振作精神，顾全大局，积极响应院系调整的号召，带领师生奔赴山西医学院，并一直在那里任院长和全国人大代表，1981年我曾专门去看望过他，那时他正住在病房里，身体欠佳，但仍精神矍铄。次年“七一”前夕，传来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喜报，他满怀激情表示“在有生之年，做一个合格的党员，为四化做出自己的贡献”。

魏院长大革命时期15岁参加了共青团，曾留学日本学化学，是早期革命队伍中少有的文化水平较高的知识分子。在延安整风时期，曾受到错误路线的无情打击。在解放后的多次政治运动中，他常被作为右倾对象批判。但我们却丝毫未见到这对他的革命激情和为人民服务的忠诚有任何影响，显示了一个真正革命者的高贵品质。他来苏医上任的情景，我们至今记忆犹新。那是1950年的夏天，他光头背个草帽，穿着布鞋，一身褪色的干部服，挎个小布包，一个人由火车站步行到学校，完全一副老八路的形象。开始任生活辅导处主任，1951年起任副院长，1954-1957年任党委书记，以后任副院长、副书记。解放后，除军代表外，他是第一个来院，也是时间最长的院级领导干部，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他朴素的生活作风，勤恳的工作作风，平和的待人处世态度，显著的建校功绩，给全校的师生员工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平易近人与群众打成一片，对各层次的人都能平等相待，尤其对知识分子的态度，特别体现了尊敬，关心，爱护和支持，即使批评教育，也使人感到他的善意与耐心，为此他几乎赢得了全院群众普遍的爱戴。特别令人敬佩的是他到苏医后，全身心地投入苏医的建设与发展，除努力抓教师队伍的充实与教学质量的提高外，更难得地是他能预见性地考虑到学校的发展前途。早在1951年苏南行署建制时期，即酝酿迁校无锡，后随建省会于南京，又积极筹划迁宁，那一阶段我们经常看到他风尘仆仆奔波于镇江与南京和北京之间，到卫生厅和卫生部去申述争取，在院内召开各种会议，征求意见，讨论规划，到现场去觅址、设计，在当时经济拮据、基建困难的条件下，魏院长可说是含辛茹苦、呕心沥血，克服了重重困难，经过艰苦工作而迁校南京，更名南京医学院。这是学院历史上一次划时代的飞跃，与他的坚持不懈努力是密不可分的。当时的教学大楼，在南京是面积最大的教学大楼，有了这个基础，才有以后进一步发展的前提，这一历史功绩值得我们永记！以后十年动乱，他更是深遭残酷迫害，在南医与南中医分家后，他还是个未被“解放”的干部，而且疾病缠身，为建新图书馆，他一如既往不计个人恩怨、身体条件，全力以赴地跑材料解决基建上的困难，显示了可贵的赤诚胸怀。可以说80年代前学院的新建筑，都是在他亲自操劳下建成的，而以后不两年，他竟因积劳成疾，过早地与世长辞，他半生的心血都奉献给了我们学校，真正地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回顾邵象伊，魏善钊两位老院长。一位是先进知识分子的代表。一位是党的优秀干部的典型，各在学院关键的历史时期，发挥了关键的历史作用。一个对保护学校。一个对建设学校，做出了他们的重大贡献。由于他们的功绩，改变了学院的历史，给后人留下了永恒的纪念。

（作者为原江苏医学院邵象伊教授的学生，南京医科大学教授，营养卫生专家，曾任卫生系党总支书记，现离休）

随 想 笔 谈

陈家震

从1946年入学到现在，已经过去58年了。1946-1952年，我在学校学习6年，后留校任教3年，55年中央卫生部院系调整，跟随建国后我院第一任院长邵象伊教授到现在的山西医科大学任教。在我们年轻时代，党指向哪里，我们就奔向哪里，到祖国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去，这是党和祖国对我们的信任和考验，我们也感到十分光荣。当时父母身边就我一个儿子，妻子蒋慧权同志(我院54年本科毕业)身孕数月。我们用几个装器材的木箱装了书籍和衣物，在学校欢送人群的锣鼓声中，匆匆忙忙离别了母校。

我院的建系还是在我们52年毕业以后才建立的。当时建立了卫生系，医疗系，儿科系，眼科专业，均为本科，还有三年制的卫生专科和外科专科等。在邵象伊院长领导下，我和其他老师同学一道，参与筹建卫生系，毕业分配留在卫生系任助教。当时对如何建立卫生系，应该设立哪些科目，如何建立实验室均心中无底。生产实习后期，学校送我去上海第一医学院，在苏德隆、顾学箕、许世谨、徐苏恩几位知名教授的指导下学习公共卫生。工作后，在系内，邵院长为我们单独讲授有关课程，研究教学计划、拟定教案、组织集体备课、试讲、听课、教评等教学活动，使我们受益匪浅。当时师资少，开课任务紧，给我们年轻教师压担子，有压力就有动力，真是“初生之犊不怕虎”。卫生系的课由邵院长、两位副教授和一位讲师教，其他系的卫生课有的则分配我们去上。我曾担任过55届、56届本科和55届外科专科的有关课程。回想起来真锻炼人，这对我以后被选送到北京医学院高师班向苏联专家学习进一步深造时很有帮助。(负责该班的我国导师是北医刘世杰教授。建国后第一版《劳动卫生学》主编，该书我也是编审之一。他于去年病故，我们都很怀念他。)

邵象伊院长，老师，一辈子艰苦朴素，勤奋好学，严于律己，治学严谨，为人正派，待人谦和，学术上有很高的造诣和名望，政治上拥护共产党，热爱新中国，我们夫妇二人跟随他整整30年，从他那里学到不少东西，得益非浅。邵象伊教授，解放前，都称他为进步教授，有的形象化地称他为“邵民主”。在解放前夕，原国立江苏医学院院长胡定安逃往美国后，由我院全体师生员工选举产生的3人领导小组，他是主要院领导。解放后，他被任命为江苏医学院院长。全国院系调整后到山西医学院任院长，是山西省全国人大代表团副团长，在山西省享有崇高的声誉，并于1982年加入共产党,时年已过七十。在1999年9月6日山西医大八十大庆时，为纪念他，在校园内树立了他的汉白玉半身像，我们夫妇二人被邀请前往并参与揭幕。文革后，我参加了中央卫生部教材编审会议，当时由邵象伊院长主编全国高等医学院校教材《卫生学总论》，我负责主编全国高等医学院校教材《劳动卫生与职业病学》，当时确实是淡泊名利，我的全部稿费交了党费，主编名称只写单位名称。此书直至87年才在山西省高校优秀教材评选中荣获一等奖，并颁发了荣誉证书。同时我也是教育部颁布的首批硕士生导师。这一切，和我的母校以及老师，学长的辛勤培养是分不开的。在我校建校70周年之际，我要对教过我，影响过我的所有老师，学长致以崇高的敬意！

（节录部分段落。本文作者为劳动卫生专家，1955年随邵象伊教授一同调往山西医学院， 80年代调回南京，曾任江苏省卫生厅厅长，南京医学院党委书记。）

缅怀邵象伊教授

     ——我的一份公共卫生课答卷

医本科第14届(1946-1952)毕业生 吴系科

我是母校1952年医本科毕业生。邵象伊教授是我在校学习时公共卫生课的启蒙老师。在苏医时代，他是同学公认的学识渊博，道德高尚，深受尊崇的老师。.解放前苏医教授收入菲薄，邵教授一家住在校园一侧土堡式简陋宿舍中，过着贫困生活。他身高体瘦，常穿一件褪色的蓝布长衫，走起路来有几分摇晃，也有点飘然之感。他早年留学日本、德国，不仅有渊博的医学专业知识，而且也具有人文社科素养。他通晓德、英、日文，解放后又掌握了俄语。他上课从不带教科书或讲稿，只带几支粉笔。尽管那时社会上及院内重治轻防思想严重，忽视公共卫生课的学习，但是仍然吸引一些爱好这门功课的学生。

邵教授在解放前夕非常关心国家局势的发展，经常阅读进步书刊。那时我是中共地下党外围组织拓荒社成员，我有时受命将由乔木(乔冠华)主办的《群众》杂志传给邵教授阅读。我将《群众》放在我棉袍袖筒里，悄悄地送到他家。我与同学刘文主办《方生》手抄壁报，邵教授是我们约请的撰稿人之一，他曾经为《方生》报写过时事评论文章，批评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并为我们从德文翻译了一首德国著名诗人海涅的诗，为《方生》增色不少。

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政府提出苏医迁台湾，,因而在校园内引起了“迁台”与“反迁台”的斗争。“反迁台”是在地下党领导下进行的。当时应变委员会是个合法的斗争场所。邵象伊教授当选为应变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他站在“反迁校”的一边，因而起到阻止将苏医迁到台湾的重要作用。

解放后，邵教授当选为苏医院务委员会主委，后又被任命为苏医院长，他接受党的领导，团结全院师生对解放初期苏医稳定和发展起到良好作用。记得1950年，苏医师生响应号召，组织包括教授,医师及高年学生的血吸虫病防治大队奔赴浙江嘉兴新仓镇为27军感染血吸虫病的解放军战士治病。邵教授是大队领导与大家一样身穿解放军军服。那时师生关系密切，有一天晚上他与我们住在一起，席地而卧，睡在稻草铺上。恰好他睡在我的一侧，我发现在他的枕头一侧放着一本英文书，我悄悄翻看一下，是一本英文的马列著作。他在对解放军血防工作中，深入每个小分队指导工作，曾得到防治大队解放军方政委的好评。

1951年，我在苏医的理论课结束后，被分配到附院实习，重点实习外科，原本是打算成为一名外科医师。不料，几个月后，卫生部下文，在应届毕业生中选派数十名作为高校师资进修，以适应解放后我国的教育发展。其中以选派基础医学与预防医学为重点。我被指定学习公共卫生。于1951年秋季到北京医学院高师班进修。从此，我弃医从教，并于1953年经卫生部分配到当时经济条件比较落后的安徽省。我所在的医学院公共卫生学科，当时基本上是个“三无”科室(无专职教师，无教学用房，无设备)。在此困难环境下，我不忘邵教授在公共卫生启蒙教育时对我的教诲，义无反顾地排除一切困难，展开了我的公共卫生教学生活。

我工作以后，曾于1959、1979年两次到山西医学院拜访邵教授，向他请教有关专业及创办卫生系问题，得到他亲切接待，至今记忆犹新。

离开母校已经50个春秋。我曾在1959年“反右倾”及“十年动乱”中遭到莫须有的“政治冲击”和打击。“文革”后，我立志补回我在“文革”的时间损失，婉言谢拒了任我为校级主要领导职务的好意，不遗余力发展我的流行病学，潜心业务工作，充实发展教研室，协同创办卫生系，并出任首届系主任。我开拓了硕士授予点，培养18名硕士生。目前我的教研室已培养40余名硕士生，并取得博士授予权，成为我校4个博士授予点之一，并被评为省重点学科。我曾开拓多项科研工作，并撰写了一批论著，主编或参编了《流行病学》教科书及多部参考书，积极参与了我省传染病及其他病的控制与预防工作，并获得多项荣誉称号。这些成绩与荣誉的取得归功于组织的培养，学校的支持，同志们的帮助，也与50多年前邵象伊教授的教诲是分不开的。如今我已从教学岗位退下。回顾以往，我的50年的工作经历也是我向邵象伊老师交出的一份答卷。

我虽已进入古稀之年，老年人的暮气有时也常常袭来。唐代诗人李商隐“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诗句有时在我头脑中缠绕。但我也常常喜欢诵读另一位唐代诗人“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要振奋精神把自己的老龄生活过得更充实、更美好！

（作者为安徽医科大学教授，流行病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