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70年代
我很小,每年春节爸爸妈妈带我们去上海爷爷奶奶那儿过年。文革期间,物资短缺,去上海之前要将粮票换成全国粮票,到了上海还要换成上海粮票同时得到一点油票。过年时还有各种各样的其它票:肉票、鱼票、豆制品票、蛋票、烟票、酒票等等。好像就蔬菜不要票。记得票还分得很细,如鱼票还分带鱼票、黄鱼票、河鱼票等等。记得有一年,我帮着买东西,结果把所有的票据都弄丢了,一路哭回家。弄得大人不知责备好还是安慰好,最后好像居委会开恩另外补了些年货才把年过去。那时的过年很开心,因为平时拮据,过年能吃到很多平时吃不到的东西,而且大人不会限制。新年里不会饿。真正有了“饱新年”的感觉。弄得好的话,还可以指望一件新衣服。那时没有电视,没有电话,年三十吃过年夜饭全家人坐在一起,剥花生聊天,很亲暖。新年里则是小辈们到处串门拜年,老人们坐阵家中领拜。天天人来人往、热热闹闹。偶然放一下鞭炮,兴奋地不得了。
拜年就是亲力亲拜。
70-80年代
我们下放到了农村。物质仍不丰富,不过农村土特产多些,肉、鱼、禽、蛋、菜大都是自己种养,还可以到荒林里打点野鸡,到冰河里砸冰摸鱼,所以原料是不缺的,只是样样要自己动手。年前很早就开始忙起。做腊肉、灌香肠、吊风鸡、腌咸蛋、泡酸菜、磨糯米、发馒头、搅豆沙、碾芝麻等等,还要洗澡洗被褥,扫地扫窗户。好像进腊月就开始忙。忙并快乐着。年前要吃一顿山芋藤加萝卜叶做的忆苦饭。为了省灯油,除夕其实没有守夜,很早就睡了。入新年后,我们几家走得近的下放户,就一家家的吃过来,每家都有保留节目。我们家是春卷和汤圆。当然年初一包饺子是每家要进行的项目,我们经常交流饺子艺术。没有冰箱,年菜常常是能放得那种,一烧一大堆,一直吃到元宵 (在我的博文“ 河北邦子 - 下放四十年后心的记忆 ”里有细述)。年后有乡会,记得乡民们穿得花花绿绿,在大街上唱戏、跳舞、划旱船、吹喇叭,孩子们也就跟着跑来跑去,兴奋不已。偶然有场电影,我们背起小板凳在寒风中瑟瑟地等上好几个小时,只为看看年历中8个样板戏的主角能动起来。交通不便,不能亲自给老人们拜年,也就写封长信,报一下平安,谈一下近况。
拜年就是亲笔写的信函。
80-90年代
我上了大学,父母也回城了。过年就背满当地土特产千里迢迢挤火车回家。物质开始丰富,过年也就开始吃得太多。电视进入了人们的生活。春晚成了守夜的主项。鞭炮也开始多起来震耳欲聋,吵人烦人,一会儿让放一会儿限制。新年里多了同学互访,那些小时候的玩伴都在各地上大学,新年才能一碰。那时开始时兴贺年卡,但买起来很贵,我们就自己动手做。
拜年就是亲手做的贺年卡。
90-00年代
在国外。老外不过中国年,所以大街小巷没有春节的气氛。学校、公司都不放假,有时都记不住日子。年三十我们几个中国人只是晚上聚一聚,包顿饺子,给家里打个电话拜个年,给同学朋友们发email,谈谈近况,有时也会自己做个电子贺年卡。除夕晚上也不敢玩得太晚,因为第二天还要上班。只是后来中国文化的影响越来越大,老外的电视里开始提中国年。于是第二天上班,老外同事们会说一句“Happy Chinese New Year!”或者多问一句:今年是什么动物呀? 拜年就是亲声的长途电话和快捷的email。
00-现在
回到国内,人们富裕了,生活小资了。年货天天可尝,新衣月月可穿。吃的东西越来越多,却越来越不能吃;电视节目越来越热闹,人情却越来越平。生活越来越丰富,对年的期待越来越漠;备年越来越简单,年味却越来越淡。不过只要有可能,过年陪父母就是亘古不变的原则。父亲离世,母亲年迈,平时照顾母亲生活的保姆过年要回家,于是我就成了替补保姆。长辈们渐渐走了,替补保姆自己倒是越来越成了受拜对象,当然代价是要发红包,尽管我在当晚辈时从来没收到过什么红包。此外,年关除夕还会收到学生们大量自发群发转发的短信来拜年。
而对于我那些素未谋面的网友,拜年就是亲键的亦近亦远的博客。
恭祝大家春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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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字令三曲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