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博主个人的判断结论。

      就历史来看，在上世纪80年代初，在政治上奠定了科技界人士的社会地位，此后的40年，科技界人士的社会地位急剧升高，科技人员总量高速增长。在我国，随着经济的大发展，进行科学研究的大的社会环境已经客观形成。

      就目前的国家发展建设目标而言，也出于各行业（产业）对技术上升级换代的强烈需求和迫切愿望，把科学研究置于国家战略层面的定位已经被全社会接受。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通过科学研究来推动产业及社会发展成为重中之重。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到，来自工业生产（产业）上的强大需求，比100个大学更能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而我国已经进入到这种状态。

      对我国科技界而言，自1980S的政治地位问题解决后，在此后的20年里，着力解决了相关的待遇问题（住房、工资等）。这个阶段的重点是科技人才的使用问题。到了2000年前后，开始把培养科技人才作为重中之重，这种培养方式有两大战略要点：1）高校扩招，大规模培养研究生；2）大规模鼓励科技研究。

      尽管对这两个大战略的成败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客观上，一是科技人员总量的规模化效应初步形成，二是培养了大批有科研经历的科技人员。因此，这15年来，能从事科研的科技人员总量是有规模的。

      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国家适时的把产业化（产品化）作为科技研究的基本目标和评价机制，推动各类大工程项目的实施，从而强化了以工业生产（产业）上的强大需求来推动科技研究的基本格局，在战略上已经把我国置于成为科技大国的道路上了。

      可以这样来看，以2016年为转折年，以产业化来引导科技研究取代原来的科技研究格局是必然的。

      就经典科学理论建立的历史来看，来源于工业生产（产业）的需求的确是推动科学研究的动力。这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在工业技术上应用的成败对各类可能的理论体系作出了筛选，逐步的大浪淘沙；二是，局部学科理论上的成功（经验科学）引出了更为基础的科学理论问题（哲学问题），人们希望把现有的理论深化，从而为解决更多的技术难题典定基础科学理论。

      到了1950年前后，基础科学理论（抽象的现代基础科学理论）远远的超越了工业生产（产业）上对科学理论的实际应用能力需求（也就是产业上满足于经典理论的应用）。在对经典理论半个多世纪的应用开掘后，潜力上接近枯寂。出现了把现代基础科学理论应用于解决关键技术问题（或系统性技术升级）满足工业生产（产业）需求的迫切性。实际上，就国际范围而言，这个转折出现在2010年前后。

      然而，在1950 -2010年这段时期，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把科学研究当成是政府应该投资的事（社会福利的一种），从而形成了用国家科学基金来推动科学进步的模式。这种国家推动模式造就了庞大的科学研究队伍，而对工业生产（产业）的推动作用越来越间接。对社会大众而言，科学研究越来越远离工业生产（产业）的实际需求。

      在近年经济困难时期，很多国家不得不削减国家科学基金。这类削减又引起科学界的不满。从而，在很多国家，科学研究应当由那类动力来推动的问题成为国家层面的战略决策问题。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尽管对宇宙大爆炸的研究，对引力场的研究，对希格斯子的研究，等的反对意见不见报导，但是此类耗资巨大而又与本国工业生产（产业）进步无关的研究是任何国家无力长期承担的。

      单纯从学术上看，此类理想环境下的科学理论问题（或是难于实验求证的问题）并不是科学理论面对的急迫问题。工业生产（产业）面对的急迫问题是：环境条件不满足经典科学理论问题的那类理论问题。而全球科学界的默契就是回避此类实际的多学科复合的复杂问题。科学界满足于（也是故意的滞留于）理想环境下的问题（孤立的，互不联系的，所谓单纯学科问题）。

      在2000-2015年，我国学界基本上是模仿国外的此类模式。到了2016年，就国家层面也好，就学界层面也好，所达成的共识就是：面对工业生产（产业）的急迫技术（理论）问题（或基本理论问题）。

      就国家层面而言，我国在科学技术研究的战略导向上是超前于其它国家的。

      就科学理论的研究而言，在过去的1个多世纪里形成的各类理论体系的真理性，有两类检验方式：1）用解决工业生产（产业）面对的急迫问题的能力来实践检验（我国的战略决策实质上选择了这条道路）；2）用理想环境下的理想实验来实验检验（学界热衷的道路）。

      宏观上看，在把解决工业生产（产业）的急迫技术（理论）问题（或基本理论问题）的唯一办法是寻求（或试探使用）最新的、这100年来所发展起来的现代基础科学理论（因为，已经知道用经典理论解决不了（不好））。因此，我国在2016年以后所进行的科学技术研究可以归结为：现代基础科学理论的工程化应用。这两个环节中的链条有多少，每个节点的研究如何进行等细节统统的归产业化（产品化）目标统领。

      在这个意义上，整个链条及相关节点，实际上是不同层面上的理论研究，从最为基础的基础科学理论（数学、物理、力学），延伸到具体的技术体系。从而，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我国科学研究的春天。

      在用兵打仗上，战略上的是取得最终胜利的根本保证。可以预期的是，因为就平均水平而言，我国科技队伍的实力不高，从而在相当多的链条及相关节点上的研究是不理想的（战术上的失败）。但是，少数的战术上的失败并不会导致战略上的失败。

      就兵法而言，2016年的科技战略转折是我国成为科技大国的基本保障。

      可以预计的是，宏观上，我国科学研究的春天就此开启。而大多数国家，科学研究是进入了严冬。

      理论研究界的学者应该设想的问题是：你所把握的那部分现代基础科学理论能接手产业化中那个链条或节点。虽然2020年前可能形势不明朗，但是到了2020年后在试图接手某个链条或节点就可能为时太晚了。

      以上就是我对我国基础科学研究基本态势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