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发达国家对科学研究的资助出现了大的变化。一类是资金力度的急剧减小，一类是对过去资助政策效果的怀疑。

      无可否认的是，问题首先是出现在生命科学界的有关资助体系。韩国、日本的生命科学论文造假事件是震惊性的大事。

      在上世纪70年代，报纸《参考消息》上登出的关于克隆、遗传、基因、爱滋病、癌症等的文章（译文或摘译）就使人们得到一个印象：生命科学正在发生革命性进步。

      此后，直到上世纪90年代，生命科学的研究成果在其基础性论题上不断取得进展。但是，与此同时，众多的实验研究报导性论文却不断的给出令人神往的成果（“发现了一种可能的XX机制”，“预计如果YY，可以进入临床试验”等行话）。在那个年代，有研究表明：期刊论文所报导的大多数的实验结果根本上就重复不了。到了上世纪90年代，更有作者发文问这样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根本就重复不了的实验会有几十个实验室在相当长的时间跨度内宣布它们完成了类似的实验？从而，以间接的方式“证实”了该实验。这类问题看来永远是个迷！

      也就是说，在上世纪90年代，生命科学界的实验研究者中出现了“烂竽充数”者。

      如果某个著名实验室发表的一个实验现象是真实的发现，则对一个高资助下的实验室而言，宣布完成了类似的实验是最好的交差方式。而如果实验结果没能得到类似的结论，或是得到否定性结果，生命科学界有一句很流行的行话，原因是你“没有掌握相关的实验技术”。

如果著名实验室发表的一个实验现象是虚假的发现，没关系，宣布完成了类似实验的实验室可能多达几十家，法不责众。而且，都是圈内的，来个不了了之的处理办法就行的。比如，以“又发现了新的、更基本的机制”从而顺利的完成战场转移。给原来的实验贴个标签“过时了”就一切OK!

那么，我们要问，具有验证功能的“类似的实验”是如何完成的呢？

也简单。结论或预期结果是已知的，从而研究的关键一步是如何“重现”出这样的结果，一旦把此点搞明白了，剩下的就是具体的实际实现了。这是典型的由给定“结果”或“结论”反推达成路径的研究工作，也就是俗称的反演。

反演是非唯一的。从而，条条道路通罗马！理论上，只要能“重现”出预先给定的结果，其“反演”就是成功的。当然，各家反演所基于的基本的因素是千差万别的。

在科学上，反演的非唯一性是本质性的。它也是表象性推理演绎的典型产物，它没有理性的基本控制（指公理化的基础性理论结构）。

生命科学的现状就是没有公理化的基础性理论结构，从而其反演的非唯一性是本质性的。所以，理论上和实践上，用不同的方式完成“类似的实验”是可能的。

由于生命科学处于“现象-因果解释”的由表象归纳出唯象性解释（理性理论建立前）的阶段，其理论解释及实验的可调整因素（未知的关键因素）有很大的自由空间。因此，对于任何类型的造假的指控，在学术上总是很难于形成一致性的看法。而能形成一致性看法的就是：数据造假（人为改动），实验样品的污染，等等小儿科式的造假。

对这类处于科学理性原始状态的生命科学研究的大力资助必定是会产生“烂竽充数”者的。即便是主观上无故意，客观上也难摆脱这样的一个唯象性“反演”的非唯一性。

所以，对于日本生命科学论文造假事件调查的扩大化，生命科学研究界会给出反对的强烈声音。而如果这个反对的声音没能阻止扩大化调查的话，日本的调查也可能会引出其它国家的类似调查。这是生命科学学界不愿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