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来，我国的自然科学教学和研究的重心逐步的由社会责任意识缺乏过渡为利益意识的全面化。这是很可怕的。从根本上说，自然科学教学和研究的根本目的是持续的推动生产力的进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以保证国家有足够的实力。这种社会责任意识是各国科学家的历史性共识。

      然而，在冷战时期，对自然科学教学和研究的重视是战略性的。各国在此领域的竞争是白热化的。另一方面，为了瓦解对手的科技队伍，出来了多种论调。如：科学无国界，由此试图把科学与政治意识形态分离；科学研究是为了兴趣，由此试图把社会责任意识淡化。科学研究成为冷战各方都能接受的缓冲区。由此，科学家在各国的地位相对来说都是比较高的。

在冷战结束后，政治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让位给生产力的进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官方机构、记者、商人获得了各国都能接受的使者的角色，其地位超越了科学家。无论是在那个国家，冷战结束后基础科学的教学和研究都开始滑坡。和平时代对利益的追求渗透到各个领域，自然科学也不例外。

为了扭转这个趋势，各国在1990S起就不断的提出本国的优先发展学科，制定国家性的基础科学的教学和研究规划。但是三十年下来，官僚主义的一套制度进入了自然科学的方方面面，科技管理成为事实上的主导因素。政府对科技管理的原则“用最小的投资获的最大的科技进步”成为事实上的科研方针。这是各国科技界面临的同一局面。

由于基础科学的基本属性是短期内难于评估其经济价值的，因而，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投入集中在少数学科方向上，对能带来国家性“声望”或“荣誉”的研究基本上是毫不吝啬的投入。而对于没有显性价值的研究基本上是不予支持。自然科学内部各学科发展的平衡性被打破。

这种极端不平衡的科学研究局面被技术开发领域的高度热情所掩盖。人们对高新技术研发的盲目追求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了基础科学研究队伍。基础科学的基本作用是保证“社会发展成本的最小化”，这一条基本上是被各国抛弃了。

人类发展所总结出的基础科学是人类技术活动的指南性纲领，接受他的指导是避免社会性浪费（做无用功）的基本条件之一。但是呢，在冷战结束后，尤其是在高新技术研发的口号下，new idea 上升为指导性纲领。因而，科技研发成本奇高，但是产出于之并不相配。结果是：科研投入成为各国强大的财政负担。科研经费的使用效率低下和科研设备的浪费程度令人震惊。

与此相对应的是，研究机构的官僚成为科研的代理，而基本的研究力量下降为一般性劳动力。这个结论的证据就是：对关键和主要科研人员的招聘制和考核制的普及，而其决策权是在研究机构的官僚手上的。

也就是说，真正做科研的人员是不需要有科学研究的社会责任意识的，所需要的是强烈的个人利益意识。

      反过来看，如果做科研的人员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那就难免与研究机构的官僚代理制发生冲突，从而被淘汰出科研队伍。在优秀的基础科学人才被淘汰后，由于来自于科学原理的审判缺位，只要炒作得当，任何new idea 都有可能上升为“科学发现”或是“新技术”，这类的科学研究基本上是违反科学精神的。

      这类打着科学研究的旗号下的违反科学基本原理和精神的研究的失败是必然的，然而买单的却是科学界。由此，可以推测，科研机构的解体、重组，科研人员的下岗、待业，以及基础科学人才的走投无路，会在各国先后上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