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经典理论的反思性研究工作在过去的30年里是非常不受欢迎的。上海交通大学杨本洛教授的研究工作就被很多人看成是一种挑衅。而作为一个现实的案例：本网上的博主复旦大学王季陶教授对热力学基础概念定理的博文也反映了一种内心的孤独（见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307912）。吴中祥的冷清（见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26），还有更多的案例。是是非非不是这里的论题。

我们这里谈的是大研究、本原意义上的科学研究工作，而不是表面上的。我们的传统文化排斥这类研究工作。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是对群体与个体关系的最好描述。

原则上，如果一个个体的研究工作有新的反对性的结论，这个个体既不应被群体消灭，这个群体也不应一窝蜂的追随这个个体。

而恰恰是在这个层面，我国的科研环境不太理想。

另一个层面，我国的科研环境造成了一个很荒谬的“科研”文化：由某个论题有重大意义引出新的理论或方法，在一番引证来说明合理性后，用所提出的新的理论或方法解决了那个有重大意义的论题。在得以“通过”后（如项目鉴定、论文发表等各类形式）就把它“想象成”的确有重大价值。[主动的撇开了“客观检验”的标准]。并据此，希望得到公平的回报。

这种科研文化环境令人烦躁。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也根本不会有大的变化。

因而，一个具体的个体，不仅是要考虑与群体的学术关系，而也许是更为重要的是理顺“文化环境”上的关系。

我们往往被“桃花园”式的、他人描述的理想科研条件或环境所迷惑，也往往被由他人描述的、“名人”的传奇所迷惑，更被某些大忽悠描述的某个“天堂”所迷惑，而忽视了现实的环境。

面对现实的环境而开展力所能及的研究工作是唯一选择。

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想不通，而又看在钱的份上搞“科研”，那么就专心搞钱就完了，何必吊装在“科研”的架子下呢？

因而，在时代的列车上，你只能带上容许你带的东西，其它的超重行李也就只能被抛弃了。

这里面有一个道德问题：强行的把别人拉上“科研列车”是否是道德的？而主动的从“科研列车”上跳下来是否是道德的？

这个问题科学网上讨论的很热闹。

但是，无论多热闹，没有意义。在每一个节点上，总是有人下车，有人上车。任何一个科研人员都应该基于自身的判断来决定上车还是下车。是坐这趟车还是坐另一趟车。

时代在呼唤：你必须做出你的行程计划。也就是说，你必须有一个战略性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