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所谓曲高和寡。与科学理论的公理化在相关学者中的喜不自禁情绪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公理化后的科学理论体系在多数偏技术类群体中却是望而却步。

       就象一道大山，公理化后的科学理论体系把很多人隔离在另一个传统的归纳法群体内。

       当这个效果反映在高等教育上后，后继乏人就立竿见影的展现出来。从1960S年代起，这个特点越来越明显，直到今天的几近荒漠。搞科学理论的公理化的群体中，一批人迫不及待的进入到工程界，发誓再也不回头了。

       而另有一批人则垂头丧气的归隐山林。

       在反对公理化群体一片欢呼声中，出人意料的是，一大批偏技术类群体中的老年科研人员开始大声的呼吁：对学科理论进行公理化改革，否则本学科将进入灭顶之灾的境地。

       其中的一个突出表象是：大科学概念的提出，跨学科概念的流行，和所谓的借它山之石。在一片混乱和有病乱投医中，科学研究的随机化也就粉墨登场了。

       你方唱罢我登场。一片热火朝天。

       面对红极一时后留下的一片垃圾，勇敢者求救于公理化体系，弱者则悄然退出。

而后来者则玩起了技术类研究的随机化，一方面拒绝来源于公理化体系的约束，另一方面也拒绝来源于经验科学体系的约束。天高任鸟飞。

我国的科研群体在这类天花乱坠的研究工作中表现突出，从而引起自身的反思。

这种反思在表象上是对各式各样的现实现象的不满和抨击，实质上是对科学理论公理化的有心无力。

这是很现实的态度。任何一个人，在短暂的红极一时后，如果被人看出并没有任何实在的科学成分的话（留下的是一片垃圾），其环境的逆转是令人难于承担的。虽然逃离这个现象的出路是当官，从而能够维持起码的面子。但是，权力总有它的限度。

三十多年来，我国科学技术界在把追赶国外的学科进展的任务大致的完成后，他们自身就会冷静下来、思考下一步的出路。

这是一个大的、客观存在的背景。有了这个背景，我国科学界的必然选择就是走科学公理化的道路。

虽然这个过程是痛苦的、是并非完全自觉自愿的，但是，社会的工业转型作为幕后的推手在强力的推动这个过程。

我们是在起步阶段。

时代的呼唤是：尽快结束理论的荒漠化与技术的随机化这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