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27日、28日，参加了日本财政学会年会。由于第一次以教师身份参加日本学会的年会，且参与了大会的部分准备和收尾工作，感慨颇多，因此做此文与大家分享。

    最早参加日本全国性的学术年会还是上世纪90年代，当时是以博士生身份参加日本理论经济学会的全国年会。虽然记忆已经有些模糊，但对于一个80年代走出国门的中国穷学生来说，面对西装革履、衣着整洁的参会者以及会后一个接一个换“居酒屋”把酒论道的场面，当时的我感受到的不仅仅是这里浓厚的学术氛围，还有这个国家的富裕和学者的悠然自在。自2000年回国之后，我多次参加甚至组织过国内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因而不自觉地将本次会议的氛围进行了不同角度的比较。

首先，给我最为强烈的印象是今非昔比。会务简洁的安排体现了日本学术界以学术交流实质内容为重的理念，但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近年来日本经济不景气、消费者“锦囊羞涩”的现状。

本次大会在旅游观光地淡路岛召开。淡路岛是日本濑户内海中最大的岛屿，以著名的明石跨海大桥与神户相连。年会会场被安排在风景秀丽的国际会议中心“梦舞台”，它是2000年召开国际园林博览会的旧址，有着安藤忠雄设计的回游式庭园、奇花异草盛开的植物园以及依山傍海的威斯汀宾馆。这是日本财政学会第一次使用大学以外的场地作为会场，大会开幕式上，日本财政学会会长为此还特地向会议组织者表示了称赞之意，但据我所知，在回收的参会者问卷中，不少学者对此表示异议，认为不必要这样奢侈。此外，尽管毗邻的威斯汀宾馆以一半以下的价格提供给大会，但参会者极少人入住，大部分人选择需乘公交车来回的其他小宾馆。会场周围除了会务组人员携带资料开来的自驾车之外，很少有小汽车。大部分学者往返均规规矩矩地排着长队，等待公交车。会场内，茶歇时虽有简单的茶点，但与现在国内举办的一些会议相比，无论种类还是数量均逊色很多。作为女性，我改不掉一个俗习：在心里暗暗地将参会人员的着装与国内学者进行比较。日本人向来注重正式场合时的着装，但在学界也就是男士西装、女士深色套装而已，很少在大学里或学术会议上见到名牌服饰。虽然这方面，本次大会的情况与过去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但连想起国内学术会议参会者一年比一年更多亮相名牌服装、名包名表甚至名皮夹的光景，多少感到一丝 “寒酸”。

其次，让我感受到了日本同行在财政学领域包容开放、理论与实践并重的研究氛围，切实体会到学术上国际交流的重要性。

在我的印象中，日本社会科学领域中学派之间泾渭分明，尤其是经济学界，不同理念、学派的学者之间不要说学术上的切磋，就连同事间的日常交往都很少，近乎老死不相往来。但是，日本财政学打破了各种壁障，建立了一个超越学派异同的学术交流平台，在其年会以及刊物上会发现，学者们运用的研究方法既有纯理论的抽象模型，也有资料翔实的制度分析；而就观点来说，不仅有偏西方的自由主义，也有固守传统的保守主义。在本次大会上，作为特邀演讲嘉宾，著名的日本财政学专家、曾任学会会长的本间正明教授通过自身50年的财政学研究生涯介绍了日本财政学会及日本财政学的发展概况，从中了解到了这个平台如何来自于几代日本财政学者的共同努力。我作为一名中国财政学研究者，从本间教授对学术研究生活的回顾中也产生了许多共鸣。

日本传统的财政学研究受德国“官房学”影响较深，在日本被笼统地称之为“马经 ”，其重要的特色是以具体的政治制度为前提进行财政学研究，即注重从制度分析来研究财富分配的公平性问题。上个世纪50年代，本间教授的恩师，被称为“日本马斯格雷夫”的木下和夫教授开辟了将新古典经济学引入日本财政学研究的先河，成为以近代经济学为基础的日本财政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的先驱者，并几乎与萨缪尔森（1955年）、马斯格雷夫（1959年）同时（1958年）提出了财政三职能理论，大阪大学因此成为日本近代经济学（简称“近经学派”）研究的大本营。在木下教授带领下，大阪大学组成了包括当时还是研究生的本间教授在内的财政理论研究会，对欧美现代经济学理论进行了团队式的学习与引进。由于那个时代信息传递没有像现在因特网时代这样便捷，本间教授等当时的年轻人只有通过熟人携带或邮寄资料才能接触到前沿的最新论文。也许因为当时日本与近几年的中国一样，处于高度经济增长期，社会科学的发展阶段也类似，因此，当本田教授栩栩如生地介绍他和周围的年轻人如何在外文资料缺乏、信息闭塞的情况下如饥似渴地学习和研究前沿理论成果，从翻译、模仿他人论文到写出原创性英文论文并力争获得在欧美杂志刊登的过程时，我似乎感到那情形就发生在身边。值得一提的是，日本财政学领域的包容之处在于，追赶欧美潮流前沿的同时，不仅不完全否定传统财政学的研究，而且确立其应有的地位。尽管目前在日本学术界，传统财政学的研究者已经不是很多了，但这不妨碍这一学派在财政学领域所起的作用。从这次年会上也可以发现，每个时间段都有传统财政学的专场。此外，传统财政学自身也不断吸收新的研究方法，尤其是在年轻研究者的论文中，前沿的实证研究方法也得以广泛运用。包容性的发展，使得“马经”与“近经”在日本财政学研究上的区别已经不是很明显了。事实上，这种包容性也符合了财政学研究多样性的实际需要。财政学是一门政策科学，它不仅仅需要经济学内不同流派的视角，同时还需要结合政治学、行政学和历史学等多学科的融入。也许正是财政这一领域研究的特色，要求日本财政学会在凝聚各学科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此外，财政学是一门政策科学，而政策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因此对财政学的研究必须在保持客观性与中立性的同时，重视其实践性。所谓实践性，按我的理解最重要的就是面对现实社会所遇到的问题，与实务部门形成良好的交流平台，共同探讨问题形成的机制以及解决的途径。在日本学术界，不少学者都是以钻象牙塔为使命，一生不与官和商为伍。但财政学界却迥然不同，财政学研究者与政府部门关系十分密切，人员交流也很频繁。上面所介绍的本间正明教授曾担任过政府要员，我现在的合作研究者赤井教授也正担任日本财务省审议会委员职务，需要定期去东京参加相关政策研究会；反过来，政府部门，不仅是中央政府部门，各地方政府的相关人员也常常来各高校参与教学以及科研活动。我在阪大这5个月期间，已经见到过来自内阁府、财务省以及大阪府大阪市等地的公务员来参与阪大的相关活动。这种相互交融的人员流动，不仅给教学研究财政学的大学带来了问题意识，同时也提高了政府相关政策研究人员的理论素养。在这次年会上，可以通过两个方面感受到日本财政学研究注重实践性的表现。一方面，各个专场所设主题与当前的热门政策话题关系紧密，学术机构作者发表的论文中很多都是日本当前财政问题的实证研究；另一方面，公务员或民间企业部门的论文发表者很多，几乎每个专场都有非大学机构的代表发言，而且这些作者的发言并不是简单的实务部门的情况介绍，基本上都是以比较规范的学术研究方法来分析其所在部门的政策。由此可以看出，日本财政学领域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层次相对来说比较高，融合的程度比较深。

本次会议还特别邀请了北京大学公共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双林教授做学术报告。林教授所将内容是运用叠代模型来分析中国老龄化下的社会保障问题。我再次感到中国与日本之间所碰到很多的财政问题是相类似的，尤其是老龄化下的社会保障财政问题。社会保障制度不仅仅是一种人文关怀，更是一种社会稳定器；不过，这种稳定器的作用前提是具有可持续的财政制度来维系社会保障的承诺，否则将会成为一颗定时炸弹。日本是目前世界上老龄化最为严重的国家，也是目前社会保障制度较为完备的国家。但是，长期低迷的经济增长正在威胁着既有社会保障制度的存亡。事实上，近50年以欧美福利国家为目标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已经成为日本财政以及企业不堪承受的重负。因此，从财政制度设计上来重审社会保障制度的构造已经成为日本多年来的政策研究和政治决策的主要话题。这些研究也正是我们在建立和完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是需要关注的问题，非常期待两国的财政学者今后的交流能够更加深入地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