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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川的那个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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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川的那个下午
□本报记者 李天舒□
5月23日下午，我结束了在青川县城乔庄镇的采访，计划拦辆车回广元市区。
这是我第二次去青川。主要目的是采访灾区防疫工作，同时，也打算以此行结束自己持续十多天的灾区采访。
在乔庄镇抗震救灾指挥中心的帐篷前，我看到一辆广元开来的救护车正准备出发。这是一家民营医院的救护车，是面包车改装的。车身上喷涂了某某民营医院的字样，很醒目。开车的司机戴着一副白手套，看上去挺庄重的。
“我们要沿途运送伤员，回广元不知道到晚上几点钟，你愿意和我们一起去吗？”他问我。
在得知救护车要去拉伤员的地点，曾是我采访过的关庄镇时，我立刻跳上了车——我想再回去看看。
同行的有3个人。除了司机和我，还有一位是青川县中医院妇产科医生。在青川，所有参与医疗救护的车都归救灾指挥中心统一调配，这辆自愿参与救护的民营医院救护车也一样。
这位叫徐全英的医生看上去心情不错，笑容满面的。徐全英的任务是向导。因为广元的司机不认识从乔庄到关庄的路，徐全英被临时叫来带路。
车开在凹凸不平的路上，在摇晃的车中，徐全英主动和我们聊起那天地震的情况。她表情很平静地说：“地震发生时，我在睡午觉。突然屋子就摇起来了，摇得好厉害啊。小孩和丈夫跑出去了，家人在外面叫我名字。我呢，还想洗个脸或穿个鞋什么的，结果差点都逃不出去啊。外面墙倒了，婆婆被砸伤了。”
她好像在说别人的故事，看上去似乎并不悲伤。我想，她一定是把那天的情况和别人描述了太多次。地震之后，徐全英家住的楼房塌了，家里的一切都没了。她又说，她们副院长的丈夫在地震中遇难了，但她现在还在参加抢救工作。医院里有四五个医生遇难了，遇难的职工家属有十多个。想想未来，还是挺发愁的。
说着说着，车里陷入了沉默。轻松的气氛消失掉了，我只能找些词语来安慰她。徐全英突然咳嗽两声，似乎要把这些不愉快的记忆都甩出去。然后她把头靠在摇晃的车窗上，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我既然这么幸运地活了下来，就要好好活下去。”
车到了关庄镇，没想到居然碰到的是关庄中心卫生院院长陈志清。之前我采访过他。几天没见，他的胡子更长了，还是穿着那双塑料拖鞋，白大褂也更黑了。算一算，这身衣服已穿了差不多两个多星期，现在更看不出原来的白色了。
这次是陈志清给指挥中心打的电话。他现在的任务主要是救些小伤小病的人，然后将最危重的伤员往广元市送。由于没有足够的车，他只能把每次要送的伤员情况汇报给县城的指挥中心，指挥中心再派救护车进来。
这次，陈志清要送两个伤得最重的人：一位是孕妇，腿摔伤了；一位是从山里被部队官兵发现并抬出来的老人，她已整整7天没吃东西了，虚弱得不行。我们车到时，老人还在路上。孕妇先被扶上了车，家人劝着她和年轻的丈夫：“孩子保不住，就别要了。”孕妇红着眼点点头。
等到山里的老人被担架抬来的时候，发现救护车已根本坐不下了，因为我们在去关庄镇的路上，“私自”做主在路边拉了一位摔伤了手的回族老人。他是修房子时被砸伤的，在临时驻扎在当地的救援部队那里让卫生员简单包扎了一下，还需要进一步治疗。
徐全英和陈志清商量：“怎么办？是不是让指挥中心再派一辆车来？”
“不行。” 陈志清说，“时间一点不能耽搁，在这里没什么办法治疗，我们不能把她搁在这里。”
徐全英就没再说话，大家一起给那位山里抬来的老人和她的孙子挪地方。老人是担架抬来的，还吊着生理盐水，只能躺着，占去了车里的大半空间。于是孕妇就和丈夫挤在一张座位上，我也挤在救护车最前面。到最后，这辆小面包车居然坐下了8个人。
徐全英也坐到了老人的旁边：“我现在是医生，不是向导了。”她扭头对陈志清说：“放心吧，路上我会照顾好他们的。”
车走之前，我看到安置受灾群众的区域里，简易窝棚已被崭新的蓝色帐篷所取代。那些帐篷边还飘动着数面鲜艳的五星红旗。有一面白色的旗帜，被旗杆挑得很高，上面写着“关庄中心卫生院”。我心头一热。
那个下午，我在青川的路上。
在摇晃的车厢中，我一直在想：灾难，纵使带来了痛苦，也掩盖不了人性的光芒。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39341-2817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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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天舒□
5月23日下午，我结束了在青川县城乔庄镇的采访，计划拦辆车回广元市区。
这是我第二次去青川。主要目的是采访灾区防疫工作，同时，也打算以此行结束自己持续十多天的灾区采访。
在乔庄镇抗震救灾指挥中心的帐篷前，我看到一辆广元开来的救护车正准备出发。这是一家民营医院的救护车，是面包车改装的。车身上喷涂了某某民营医院的字样，很醒目。开车的司机戴着一副白手套，看上去挺庄重的。
“我们要沿途运送伤员，回广元不知道到晚上几点钟，你愿意和我们一起去吗？”他问我。
在得知救护车要去拉伤员的地点，曾是我采访过的关庄镇时，我立刻跳上了车——我想再回去看看。
同行的有3个人。除了司机和我，还有一位是青川县中医院妇产科医生。在青川，所有参与医疗救护的车都归救灾指挥中心统一调配，这辆自愿参与救护的民营医院救护车也一样。
这位叫徐全英的医生看上去心情不错，笑容满面的。徐全英的任务是向导。因为广元的司机不认识从乔庄到关庄的路，徐全英被临时叫来带路。
车开在凹凸不平的路上，在摇晃的车中，徐全英主动和我们聊起那天地震的情况。她表情很平静地说：“地震发生时，我在睡午觉。突然屋子就摇起来了，摇得好厉害啊。小孩和丈夫跑出去了，家人在外面叫我名字。我呢，还想洗个脸或穿个鞋什么的，结果差点都逃不出去啊。外面墙倒了，婆婆被砸伤了。”
她好像在说别人的故事，看上去似乎并不悲伤。我想，她一定是把那天的情况和别人描述了太多次。地震之后，徐全英家住的楼房塌了，家里的一切都没了。她又说，她们副院长的丈夫在地震中遇难了，但她现在还在参加抢救工作。医院里有四五个医生遇难了，遇难的职工家属有十多个。想想未来，还是挺发愁的。
说着说着，车里陷入了沉默。轻松的气氛消失掉了，我只能找些词语来安慰她。徐全英突然咳嗽两声，似乎要把这些不愉快的记忆都甩出去。然后她把头靠在摇晃的车窗上，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我既然这么幸运地活了下来，就要好好活下去。”
车到了关庄镇，没想到居然碰到的是关庄中心卫生院院长陈志清。之前我采访过他。几天没见，他的胡子更长了，还是穿着那双塑料拖鞋，白大褂也更黑了。算一算，这身衣服已穿了差不多两个多星期，现在更看不出原来的白色了。
这次是陈志清给指挥中心打的电话。他现在的任务主要是救些小伤小病的人，然后将最危重的伤员往广元市送。由于没有足够的车，他只能把每次要送的伤员情况汇报给县城的指挥中心，指挥中心再派救护车进来。
这次，陈志清要送两个伤得最重的人：一位是孕妇，腿摔伤了；一位是从山里被部队官兵发现并抬出来的老人，她已整整7天没吃东西了，虚弱得不行。我们车到时，老人还在路上。孕妇先被扶上了车，家人劝着她和年轻的丈夫：“孩子保不住，就别要了。”孕妇红着眼点点头。
等到山里的老人被担架抬来的时候，发现救护车已根本坐不下了，因为我们在去关庄镇的路上，“私自”做主在路边拉了一位摔伤了手的回族老人。他是修房子时被砸伤的，在临时驻扎在当地的救援部队那里让卫生员简单包扎了一下，还需要进一步治疗。
徐全英和陈志清商量：“怎么办？是不是让指挥中心再派一辆车来？”
“不行。” 陈志清说，“时间一点不能耽搁，在这里没什么办法治疗，我们不能把她搁在这里。”
徐全英就没再说话，大家一起给那位山里抬来的老人和她的孙子挪地方。老人是担架抬来的，还吊着生理盐水，只能躺着，占去了车里的大半空间。于是孕妇就和丈夫挤在一张座位上，我也挤在救护车最前面。到最后，这辆小面包车居然坐下了8个人。
徐全英也坐到了老人的旁边：“我现在是医生，不是向导了。”她扭头对陈志清说：“放心吧，路上我会照顾好他们的。”
车走之前，我看到安置受灾群众的区域里，简易窝棚已被崭新的蓝色帐篷所取代。那些帐篷边还飘动着数面鲜艳的五星红旗。有一面白色的旗帜，被旗杆挑得很高，上面写着“关庄中心卫生院”。我心头一热。
那个下午，我在青川的路上。
在摇晃的车厢中，我一直在想：灾难，纵使带来了痛苦，也掩盖不了人性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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