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大学离世界水平究竟有多大距离?

作者按语：本文尽管有一些牢骚之言，但也是为了中国的教育，真心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大家都加入到讨论中，为中国的教育号号脉，也希望科学网的编辑能对参与讨论的博文的内容加以总结、编辑，在适当时候在其他场合发表，或者呈给有关方面。

    这个问题一直“魂牵梦绕”在心头，挥之不去，因为党中央和政府已经下决心，要下大力气，振兴中国的教育，而且由温家宝总理亲自挂帅来抓这件事情，说明最高领导层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了教育的重要性，这令不禁令人振奋与欢欣鼓舞。因为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中国的未来。但是，“振奋”与“欢欣鼓舞”之余，又有一丝丝隐忧，总是莫名其妙地担心，是否又会象过去一样，走走过场，国家扔上一大笔钱，然后草草收场呢？
    这是本人一直在苦苦思索试图寻找出答案的一个问题，一直想写点东西，无奈工作繁忙（有近十篇研究生论文要看，加上本人特别较真，所以也就将自己的工作负担增加了好几倍），一直没有沉下心来，最近两天研究生论文第二稿基本看完，所以才有点心思写一点东西，把自己关心的一些事情以文字的形式表现出来，与久违的网友们交流。
明明知道这都是“白忙活”，根本没有人会听你的，还费这个神做啥（有人会这样问。我的老婆就经常这样问，而且常说，与其费心劳神写这些东西，倒不如写几篇论文，既得名又得利，因为写了论文可以转化成工作量，得到报酬）？我绝对不这样看，因为我看到了最近三十年来中国各个方面的进步：三十年前，中国的老百姓是绝对没有什么发言权的，现在通过互联网络，几乎每个人都有发表个人言论的权利（当然，前提是不反党、反政府、反人民），而且我欣喜的看到，自己的很多理想都在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后，逐步地实现了，这不能说没有老百姓舆论的功劳；直接的渠道固然不够畅通，间接的渠道还是有很多的，“众口铄金”嘛！
    既然不是在写学术论文，不妨借这个机会谈一谈自己对“牢骚”的看法。一般人都对“牢骚”嗤之以鼻，多从“人格”上对发“牢骚”者做出道德价值的判断，认为这种人对人苛刻、尖酸刻薄，公开场合不说，背后乱说，甚至私下诋毁别人，等等。但是，对“牢骚”，要一分为二地去看：首先，从牢骚的内容来看，只要牢骚者出于善意，或者为了使某事更加完美，而非纯粹为了个人的私利而发牢骚（有时，因为受到极端不公平的待遇，发发牢骚也是应该的，因为这不仅有利于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且对体制的完善有一定的帮助），就无可厚非。比如，有些人常常说中国这里不如哪个哪个国家、那里不如哪个哪个国家等等，这就是不爱国的，因为在他们看来，爱国就要喊口号，要整天将爱国挂在嘴上。我不这么看。如果不是在对外场合中说类似的话，就不能说明其不爱国。人长了嘴不光用它来吃饭、喝水，还用它来说话，交流信息与感情，牢骚是一种对某事极度不满欲压不能而求改进的热情尚未泯灭（但是没有正式的渠道让其表达）的表现；人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心死，如果某人在对某事极度不满又没有正式渠道表达自己的情况下选择了沉默，那么这个人要么就是因过于老练世故选择“以静制动”，等待时机，利用体制的漏洞，为自己捞得一官半职或者其它什么好处，要么就是已失去了理想，热情降至冰点，对周围的事情漠不关心，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与处世策略。其次，在前述条件下，牢骚也要讲究方式方法，只要不是无端挑剔，不是漫骂、不是对个人的人身攻击（当然，在极端情况下，使用两句国骂TMD或者FANGPI之类，也无可厚非啊！因为牢骚毕竟是在言路堵塞、心中极度郁闷有话不吐不快的情况下说出来的，急不择言的情况还是时有发生的，毕竟大家不都是“外交家”或者是“政客”，哪句话该说不该说、说到什么分寸、以什么方式（如措辞、语气等）来说等等，都在脑子里走了好几遭了）。
    罗里罗嗦说了这么多，离题万里，是不是最近很压抑，总想找个机会“发泄”一下？答案一是：是。最近，确实极度地压抑，因为正如在本文开始中所言，本人作为一名普通的高等教育教育工作者，对目前中国正在启动的教育振兴计划，是想高兴却总也不能敞开了心怀地高兴起来，因为在这个计划的实施上还有很多具体的事情需要落实，而且可以预见，在实施过程中肯定有层层障碍，总是担心中央良好的政策和愿望，是否会被各个大学“把好经念歪”，搞成新一轮的资源竞争大赛，八仙过海，各献其能，钱抢到手后，依然故我，将纳税人的钱打了水漂（各个大学的资源浪费已经到了令人痛心疾首的程度了。这种浪费有贪污腐败在里面，也有钱花到了不该花的地方的现象）。一直想找个正式的机会把话说出来，总也没有找到，所以还是以博文的方式发表出来吧！第二个答案是：否。因为在我看来，虽然有点离题，但相去尚不足万里，因为之所以写这篇博文，乃是为了发发“牢骚”，是自己在没有正式渠道说话、理想未失、热情尚存、对中国的教育尚存一丝希望的前提下，对中国教育现状的一点看法和建议而已，所以也只能停留在“牢骚”的层面上（但是，因为是书面的，所以不会出粗口，一般也不会太过激）。以上是自嘲，也是自我辩解。

    最近，刘延东同志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大学的口号，既然提出了这个口号，就说明高层领导人已经认识到了中国的大学与国外大学的差距，承认差距是迎头赶上的前提，因为如果不承认差距，就可能故步自封，从而裹足不前。但是，若要“迎头赶上”，只是停留在承认差距上还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应该找出具体的差距，并制定相应的对策，然后付诸于行动。所以，在这里仅仅以国外一个学校为例，对中国大学与外国大学的差距做一盘点。
    之前，有两点需要声明：第一，与国外相对比，并非是崇洋媚外，也并非民族虚无，长他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本人一向主张，“崇洋”可以，但是不能“媚外”。“崇样”是因为人家就是比我们好，而我们绝对不能“夜郎自大”，视别人的长处于不见，总是躺在老祖宗的四大发明上苟且偷生；不“媚外”，是因为我们应该在找出差距的同时，迎头赶上，而非“望洋兴叹”。第二，本文并非是科学调查或者实验报告，所以难免有道听途说之嫌，但是绝非捕风捉影，因为所谈到许多事情都是在日常生活中通过与一些局内知情者交谈获得的（当然，有些事情可能有夸大。另外，有些事情可能“查无实据”，因为作者本人有时都忘记了究竟是什么人提供的信息了）。
在系统地谈中国大学与国外大学差距前，先讲一个故事，然后以这个个案为基础，来全面地回答本文题目中所提出的问题。笔者在美国亚利桑那大学访学期间，邻居恰好是北京一所中国顶尖级大学的教授（姓名和所从事的专业都记不清了），退休后去美国探望在亚利桑那大学工作的儿子。周末，闲来无事，在一起聊天，期间谈到了大学的排名问题。笔者问：“教授，您在XX大学工作几十年，来亚利桑那大学也已经有一、两年了，如果您将亚利桑那大学与XX大学放到天平上，称一称几斤几两的话，该如何做出判断呢？”那位教授的话令我本人“瞠目结舌”。他说：“十个XX大学绑到一起，也不及一个亚利桑那大学。除了，个别专业，如核物理，之外，没有一个专业能相媲美，而且差距非常悬殊。”当时，我总觉得他的话夸张的成分太大。但是，后来，印象虽然没有完全改变，但凭直觉判断，他的话有七、八成是可信的（无独有偶，最近在科学网上看了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和饶毅与大学生座谈的录音整理材料，才发现可能的确如此。陈教授说，北京大学除了中文系、历史系和哲学系尚可拿出去跟世界性的大学比一比，其他系，尤其是理工科各个系，都不敢。全文请参见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21075）。这让我非常痛苦，也陷入了深思：中国花了那么多钱，作为重中之重扶持的大学，竟然到了如此程度，其他学校会是什么样子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带着这个问题本人对亚利桑那大学有意与无意之间进行了近距离的观察，得出的结论是，无论是从硬件来看，还是从软件来看，抑或从内部机制与管理来看，更进一步从学术氛围来看，我们都不如人家。
    亚理桑那大学在美国100所研究型大学中排名55—60位左右（排名均以当时为准，最近几年是否有变化，没有查对，因为并非是科学调查报告，也没有必要太准确），但有很多专业在全美乃至全世界大学中，名列前茅：其天体物理专业在全世界排名第一，其光学专业（一个跨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的专业）全世界应该是排名第一或者第二（好象与之抗衡的是美国另外一所大学）、其管理学中的管理信息系统（MIS）全美前五位，（据本人所知）在美国排名前十位的还有：医学、语言学等。即使排名不在前十位的专业，也有很多国际知名的一流学者，仅在这所学校工作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也有四、五位，再如，语言学系的Thomas G. Bever, 哲学系的Robert Harnish, 教育学院的Kenneth Goodman和Kenneth Forster（所列仅仅是本人熟悉的，其他还有很多），都可以说是世界一流的学者。其硬件也是国内绝大多数大学无法相比的，且不说其拥有近千万册图书的图书馆，也不说其功能齐全、使用方便的计算中心，更不说其设施毕备的体育馆，更更不说其完善的实验室系统，单说其教学设备，也足以让我这个在高校工作了近二十五年的教师羡慕。本人听过一个心理学大课，人数应该是在一千人左右，教室里面的微机系统、投影以及音响设备都是那么完善，效果非常好，几乎在每一个角落都能听清老师上课，在任何一个角度都能看清屏幕上的内容。再说其内部管理，也是国内高等学校所无法相比的，小到财务报销和教学场所与设备的管理，大到宏观的规划，都是那么井然有序，工作效率非常高。以上仅仅是本人对亚利桑那大学粗浅表面的印象。对比之下，中国的大学究竟差距在哪里呢？一言以蔽之，无论是从硬件还是从软件来看，都远远不如人家。下面就从硬件和软件两个大的方面，对这个问题做详细的论述。
    首先，从硬件来看，国内高校普遍投入偏少，且分配不均，浪费现象严重，教学和研究设施严重匮乏、老化。投资普遍偏少和分配不均大家已经讨论了很多了（例如中国人民大学纪宝成教授就曾言辞激烈地指责，为什么国家给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开小灶，投资偏了那么多。难道是清华与北大就是给国家的贡献比其他大学大，或者是其他什么原因？其他几个大学的校长似乎也发过类似的感慨），此处就不多说了，单就教学研究设备与浪费做一比较深入的论述。教学设施的匮乏主要表现为：
    第一，教学设备少而且不能正常运行，而研究（尤其可供教学使用的）设施情况可能更不容乐观（最近一些年来，由于扩校，大多数学校已经负债累累，维持日常教学与研究已经很困难，遑论投资更新设备了）。以山东某教育部直属重点学校为例，一方面学校有关部门在鼓励甚至“迫使”教师使用多媒体上课，甚至在有的时候，以此作为教学评价的一个重要的指标，但若要使用有多媒体设备上课，教师则必须提出申请，即使申请到了，设备也经常发生故障。
    第二，校舍短缺，教师大都没有办公场所。前者的弊端不言而喻，后者的不利之处恐怕有许多人没有充分的认识。最近一些年来，很多学生与家长都在抱怨说，现在的大学教师到底怎么了，除了上课之外，根本就见不到人，与学生基本上是形同陌路。这对学生的培养很不利，因为学生除了在课堂听老师上课外，还要通过与老师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来学习课堂上很难学习到的东西，这恐怕也是个性化教学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没有独立的空间，如何实施个性化教学呢？夏天还可以在校园里转悠转悠，冬天呢？总不能让学生到家里来吧？最近，山东大学徐显明校长在一次讲话中提出，要在五年内解决山东大学所有教师的办公空间问题，平均十五平方米，这很好（尽管可能这并非其初衷）。但是，有两点，我认为值得注意：第一是每人十五平方米太过奢侈，可以根据需要，如教授（尤其是博士生和硕士生导师），一人一间，其他教学人员可两、甚至三人一间，不是为了将人分成三六九等，而是工作的实际需要，因为相对国外的学校来说，我们的高等学校投入仍然少的可怜，如何更有效地利用这少的可怜的资源，办更多的事情，是校长们必须考虑的问题；二是学校应该做出相应的规定，每周每个教师至少应该有多少时间接待学生来访（为什么不象国外大学教师一样规定一个office hours）。
    第三，图书资料严重匮乏，图书馆空间太小。前面说过，亚利桑那大学图书馆藏书量至少有1000万册，其面积几乎可以容纳所有的学生在图书馆里学习，馆内设施齐全，可以查阅资料、上网，学生（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都可以在图书馆里随意翻阅图书资料，尤其重要的是方便快捷的馆际互借（而且复印资料不收费），这无论是对学生的学习与研究，还是对教师的教学与研究，都有很大的益处。试问中国哪一家大学有如此丰富图书、服务周到和设施齐全的图书馆呢？大学之大不在大楼，但图书馆一定要大，而且应该是学校最大、最气派的建筑（且建筑风格要有点激励学生刻苦读书、奋发向上的象征意义）。这一点与我们经常提倡的素质教育关系密切。试想，如果不给学生充分自由，在知识海洋中遨游，谈何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呢？这不仅是针对人文社科各个专业的学生而言的，而且包括理、工、医各类学生。有人经常问：中国为什么就没有诺贝尔获奖者？答案当然是五花八门，但是我认为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学理工科者人文修养普遍比较低，有的甚至一辈子都没有读过文学作品，还有的连普通的电视剧都欣赏不了（说他们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文盲”，也一点不过分），这样的人想象力之贫乏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了。虽然我们不能将想象力与创造力完全等同起来，但两者之间却有很大一部分是重合的。想象力贫乏，创造力也必然较低，所以我们出了很多工匠，却出不来大师。大凡大师，其人文修养都是极高的（例如，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的文学修养就很高，关于这一点，读一读他写的关于“物理与对称”的文章，就一目了然了）。因此，理工类学生的人文修养急需得到提高，教师应鼓励他们博览群书，吸取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营养。许多理工出身的人（包括校领导和一些教授学者）大都对这一点认识不够充分。图书馆的建设与图书资料的购置（尤其是从国外购置图书）投资大，收效比较慢，需要长期的积累，但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良好的学术氛围就可以营造起来。关于图书资料的重要性，这里讲一个故事，从中可以获得某种启发。中国南方有个排名仅次于北京大学的学校有一位教授，发表了一篇文章，有人批评他说，他的某个观点与国外某个专家完全一样，大约三十年前就发表了，这个人就说这位教授有剽窃行为，这位教授发誓赌咒说，他要是剽窃了就是XX养的，如果有雷同，也是英雄所见略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多种，其中之一是这位教授可能为学不够严谨，因为大凡做研究，都要在别人研究的基础上接着做，也就是说，应该在全面梳理前人研究的成果的基础上，找出空白点，进一步完善某一方面的研究或者理论，但是我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国内可能资料根本不全，三十多年前发表的东西，在国内已经很难找得到（对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而言，即使图书馆内资料齐全，在很多情况下，也可能有查阅不到的，因为学科之间并没有非常清楚的界限）。
    最后，资金、设备浪费现象严重，这使学校资金紧缺的状况“雪上加霜”。首先，资金的浪费各个学校都非常普遍，有限的资金不能花在刀刃上。这里仅仅举几个例子就可以知道情况之严重。山东某教育部直属重点高校在校庆前大兴土木（由于年代久，对建筑物做一些必要的修缮本无可厚非），将状况尚属良好的花坛全部拆除，代之以所谓喷泉，据说耗资有千万（可能更多），一老教授问某个小头目（好象是总务处的一位副处长），花坛好好的，修理修理或者补栽一些树木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全部毁掉呢？那小头目“理直气壮”地答曰：这花坛都已经三十多年了，难道不该换换新的了？呜呼！！堂堂中国一流大学之行政管理者，竟然如此无知！！无语！！大学之大，在于其有大师，在于其有一流的管理……也在于其有优良的学术传统，厚重的历史，她的一草一木都见证了她的辉煌，中国海洋大学渔山校区之所以有魅力，原因之一在于其参天古树，……试想，如果新生入校后，老师带着他们参观校园，指着校园里的一草一木说，在某棵大树下闻一多先生曾和XX大学的学生促膝谈心，在某个石凳上鲁迅先生曾小憩，……这对新入校的莘莘学子该是多么巨大的激励和鞭策啊！！有人说，真是知识分子穷酸！！甜也好，酸也好，这是人之常情。据说，许多校友返校后，没有看到当年自己亲手栽种花草树木，很是伤感，一再在追问留守母校的同学，为什么要毁坏它们了呢？那个所谓喷泉真的不见得比花坛更好呀！！
    其次，基本建设投资大，漏洞更大，建筑设计布局不合理，空间浪费，装修奢侈，造成了资金的巨大浪费。走进亚利桑那大学，你会惊奇地发现，所有的建筑都那么古朴无华，那么坚固实用，几乎没有浪费的空间，给人以诚信、务实、崇尚真理的印象。反过来再看看我们的大学最近一些年来新建的大楼，布局设计极其不合理，造成空间上的极大浪费；装修大肆追求奢华，造成二次浪费。本人第一次去山东省一所高校，一进大门，就被其建筑和周围很大的地面上奢华的装饰惊呆了，这里的建筑外表几乎贴的全部都是花岗岩石板，里边则用大理石板装修，建筑周围大面积的区域也铺的是花岗岩石板。这是一所大学吗？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装修最次的也是用各种瓷砖贴面，有时色调与周围环境不搭配，结果是既没有增加建筑的坚固性，也没有使之更美观；有些建筑用白色瓷砖贴墙面，新的时候还勉强可忍受，一旦经过风吹雨淋，沾上灰尘，间或漏出斑斑锈迹（有金属裸露的地方），则更令人恶心。我以前常常问自己：难道建筑设计师都是吃干饭的，审美趣味都丧失殆尽了吗？假如建筑师没有审美趣味，我们的大学管理者们大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有些甚至留过洋，总不至于以丑为美吧？真是知识分子的幼稚！！后来，一位搞建筑的朋友的一句话道破天机：不折腾搞装修，赚谁的钱呢？建筑业内有一条潜规则，若要投标成功，争得项目，就得向有关单位主管人员行贿，而行贿的费用只能“羊毛出在羊身上”，从工程上靠偷工减料找补回来，但是从基本建筑材料（钢筋、水泥等）可捞到的油水太少，保证不了其利润率，因为如果做得太过，一是监理关难过，关键是责任重大，而装修就不同了，反正出不了大问题，可以大肆做文章。据说，在短时期内，十几元或者几十元钱一平方的瓷砖，与八、九十元一平方的瓷砖，贴到墙上，外行根本看不出来，即使有人看出来了，又跟谁说跟哪个部门举报呢？况且，很多人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再次，教学、研究设备闲置，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造成巨大的浪费。这一现象，各个学校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例如，山东某重点高校的某学院，拥有当时国内最先进的机床数台，却躺在实验室里睡了许多年的大觉，既未用于本科生教学，又未用于科学研究，更退一步讲，还未用于对外服务，创点收，给教师们谋点福利。
    以上仅仅是从硬件方面谈了谈中国的大学与国际上有一定地位的大学（还谈不上知名大学）的差距，只是个人感性认识的总结，谈不上系统全面的研究，在很多情况下，可能我们的高校所存在的问题远比本问文所描述的要严重得多。
下面从软件方面谈谈本人所理解的中国高校与国际有一定地位大学的差距。讨论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一是理念；二是师资；三是管理。
    首先谈谈理念。所谓理念，我认为，应该是对一个大学办学宏观指导方针的哲学层面的陈述（即要办成什么样的大学，其对应的英文词是“vision（台湾翻译成“愿景”），是一个学校始终追求的一种价值观），可以细化为“使命（mission）”，然后是立校的具体方略（所以，下面谈的大都方略，但是方略中可以体现出理念）。在这里应该明确一点，理念不是今年搞个“教学质量年”，明年搞个“国际交流年”，后年搞个“人才年”，这三者恐怕都不是所谓理念，而是瞎折腾或者叫做秀，因为根据我的理解，三者乃是学校日常必须常抓不懈的工作，提出这些口号，只能让人贻笑大方，因为只有在某种东西缺失的时候，才正式“大张旗鼓”地予以提倡，试想一所部属高等学校丢掉了教学质量、没有了与世界大学的交流、缺少了人才，还有存在的必要吗？所以，在本文中，我只想根据自己从教二十四年以及对国外一些高校的了解，谈谈我心目中的大学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
    第一，在高等学校里，核心始终是学生，主体是教师，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是供货商和客户之间的关系；教学与科研相辅相成，不能厚此薄彼。学生在任何层次的教育机构里都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学生就是“上帝”，学校的一切工作都应该围绕学生的教育展开，因为学校如果没有了学生，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但是，学生绝对不能任意妄为，绝对不能说学生做的一切都是对的，绝对不能主宰教师的教学工作，甚至“骑到教师的脖子上拉屎”。那么，教师、学校跟学生究竟应该是怎样一种关系呢？用实业界的例子可以做出最好的说明。企业的营销策略大致有两种模式：一是象日本企业一样，总是迎合甚至谄媚市场，结果东西越做越便宜，越做越烂；二是象德国企业一样，总是给消费者提供最好的产品，用产品的高质量和优良性能来吸引客户，教育并引导市场，强调产品能给客户带来什么益处。因此，大学应该让教师用自己的人格、学格和学术研究，去引导学生追求知识、追求真理，进而实现个人的理想，服务于社会。现在，很多大学，包括一些部属重点院校，都过分地甚至片面地强调了学生的所谓“权利”，常常是打着维护学生“权利”的幌子，一味毫无原则地迁就学生。例如，山东某重点大学有个校长信箱（可能很多学校都有），只要有学生给校长写信反映“问题”或者“投诉”，几乎都能及时得到“解决”，起码可以得到很快的“答复”，有时甚至不惜牺牲教师的尊严或者降低学术标准（因为有时学生所反映的情况，无非是教师对学生要求严格了，或者在教学中进行一些不同于学生长期以来已经适应了的“填鸭式”教学方式的教学改革，等等，而相关部门则往往简单化地处理问题，就象以前的司法原则一样，“疑罪从有”，首先假定教师有“问题”，又是谈话，又是调查，弄得老师在学生面前斯文扫地，失去了所有的尊严（因为校长是学校的最高主宰，他交办的事情，都得重视）；如果有教师得罪了直接领导的话，那小鞋可就结结实实地穿上了）。相反，如果教师去反映问题，则常常受到冷遇，甚至被认为是“闹事”，极端的情况下，干脆避而不见（如果没有做见不得人的事情，怎么就不敢见老师呢？）。更有一些学校，用学生评价，来代替教学效果的评价，搞得教师很痛苦，若按照严格的标准要求学生，学生给出的分数必定很低，若降低标准，则感到自己失职，违背了做教师的职业道德准则。有些时候，真的好羡慕国外大学教师啊！他们生活、工作得很有威严与尊严。在过国外访学期间，选修过数门课程，每一门课程除了课本外，都要求阅读大约2000—3000页的阅读材料，老师要求什么时间交作业，晚一天都不行，否则这门课就没有成绩。我们能这么要求吗？如果我们也这样要求的话，一是学生不干，因为那样他们得付出很多的努力（说句实在话，现在有很多学生确实很懒惰，如果不施加点压力，是不会积极主动地去学习的。经常有毕业的学生抱怨说，读大学四年，几乎没有学到什么有用的东西，听到这种话，我感到既很难受又很惋惜：难受的是学校以及教师的教学中确实有很大的弊端（下面详细探讨），惋惜的是学生没有珍惜在学校的时间，极大限度地充实自己，为将来的进入社会做一些准备（这其中仍然有教师的责任，没有给予引导））；二是有关部门不答应。大学是什么？用徐显明校长的话来说，大学是“学府”，而非“政府”，“学府的特征是以学术为导向……学人……所从事的活动都叫学术……”，学校应该倡导“学术本位、学术立校，就是要用学术的标准和尺度，使学人、学者、学术受到尊重，使学科立于中心地位……。”在高等教育机构里，学人、学者和学术理所当然应该得到尊重，但是在现实中可以说三者都没有得到尊重。其一，迁就学生从长远来看就是在侵犯学生的利益；其二，重数量轻质量的学术是对学术的践踏（所以才会出现那么多学术造假案件，甚至有的人明知故犯，不惜拿自己名誉与前途作赌注，因为造假的诱惑太大啊！！）；其三，学者在高校这个衙门口里，是任人宰割的鱼肉，宰割学者的是学校的官僚体制（关于这一点，后面详细论述）。那么，得到尊重的是什么的？是领导的面子，数字上去了，口号喊出去了，官位就有可能也跟着上去了。
    第二，高等学校的教师必须有一定的科研支撑（但具体要求，应因学科而异），但是不能因为科研而偏废了教学。科研可以保证教师的知识体系、研究方法不断得到更新，从而为学生带来更多新知识、新方法，使学生所学习的知识不至于很快就落后，同时也使教师不至于越来越因循守旧。但是最近一些年来，由于高校之间的攀比风日盛，科研上的“大跃进”风气愈演愈烈，在很多高校已经到了“唯科研”论的程度，结果是学术造假、学术腐败日益严重（因为论文的数量与经济利益、荣誉以及权力画上了等号），教学质量严重滑坡。最为令人痛心的是，学术的腐败以及学校的腐败，给学生造成了极其消极影响（这是以后许多年都很难消除的）。试设想就连我们这些“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都在造假，学生的灵魂能不受到污染吗？国外大学对科研恐怕没有象我们的大学这么钢性的要求，人家常常把学术研究当成一种爱好或者“游戏”来做的，觉得它好“玩”，所以有强烈的兴趣去做，造假就等于是违背自己的良心，因此学问做得也好。而我们呢，用一位老教师的话来说，就是在“逼良为娼”，可是，更为莫名其妙的是，沦落为“娼妓”还要为自己立“牌坊”。如果一个学校能够率先改变现行的评价方式，大张旗鼓地提倡研究的原创性与学术研究质量，这在以量取人时代，就是一种特色，经过几年的努力，学术风气一定会得到改观，学术水平也一定能逐步提高。
    其次，再说说师资问题。“大学之大，不在大楼，而在大师”，关于教师的作用，早在上世纪30年代，著名教育家梅贻琦就说过上面的话。师资包括教师的基本素质、教学水平和教学工作热情与责任心。教师是学校的主体，一个大学是否能跻身于世界水平大学之列，在于是否有世界级的师资队伍（这里不想突出某个人的作用，而是将教师队伍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因为就目前中国高等教育的现状来看，在短时期内出现世界重量级大师的可能性并不是太大）。在这个方面，中国的大学与世界级大学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关于这一点，前面在对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的介绍中已提及，不再赘述）：国外的大学在师资上可以说处于“后后学历时代”，因为除了目前已经是耄耋之年的资深教授外，进入正规高等教育机构的人员首先必须具备博士学位，而国内多数大学仍处于“唯学历”阶段。这就是国内大学教师的基本素质状况（此处有一点需要特别声明，本人绝对没有对那些目前还没有拿到博士学位的教师说三道四的意思，更没有看不起他们的意思）。我认为，中国大学在这个问题上应该采取更加务实的态度，教师可根据各个学院的情况以及教师个人的意愿，分为两类：一类是教学型的，一类是科研型教师。前者的主要任务是专心致志地教学，同时兼顾一些与教学密切相关的科研工作（也可以说是教学研究吧），后者的主要任务是搞研究，教学任务应该主要在研究生层次。两者在职称结构和待遇方面可以有所区别，副高以下职务可以按照正常的比例要求来评定，正高职务适当倾斜后者，同一职别在工资或者其他待遇方面有一定的区别。这样既可以避免全民搞科研、低层次重复的问题，又可以充分调动教师的积极性，抓好教学工作，因为对那些以前既没有很深厚积淀又没有研究经费与条件的教师来说，两者兼顾实在是太困难了，硬逼着他们去做科研，只有两种结果：一是科研造假（剽窃、抄袭等等），二是不能有效地履行教师的责任。
    关于教师教学水平问题，前面已有论述，此处不妨展开来谈一谈。目前，国内本科教学中存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教师没有责任心，一味迁就学生，不能履行其教书育人的职责，这与教师的基本素质有关，也与现在向科研一边倒的政策以及教学评估方式有关。有些教师或许由于水平问题或许因为不够认真，上课照本宣科，下课夹起课本走人，与学生根本没有任何交流；也有些教师课上得可能很好，但是除了上课之外，跟学生也没有任何交流，没有承担其育人的职责。第二，教材陈旧，教学方法落后，与学生的需求不相适应。随意翻开报纸或者杂志上的招工广告，或者到人才市场上去看一看，大都要求应聘这有一、两年的工作经验或者有工作经验者优先，原因何在？我们没有将应该教的东西以恰当的方式教给学生。我举一个例子就可以更加清楚其中的原因。作为一项技能，各个高校大都开设了计算课程，使用的教材大都是清华大学一位教授很早编写的一本接近500页教材，教师也照本宣科把其中的主要内容讲一遍，内容过于理论化、抽象化，又没有很多上机的机会，考试过关，也就完事大吉，学生计算机技能根本没有得到提高。这就是中国各个层次教育机构的教学模式：把纯粹技能的东西转化成理论或者知识，然后靠讲授的方式教给学生，学生的任务就是记忆所学的知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过关。用这种方式培养出来的学生如何有创造力呢。山东大学徐显明校长在其新学期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要变成一个强国、要持续发展下去，只有靠科技。这就是创新型国家思想的来源。靠科技来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科技需要创新，创新需要人才，人才需要高等教育。因此，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主要依赖力量已经转移到了高等教育上来。从这个意义上讲，高等教育的发展状况直接决定着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成败，决定着我们今后的经济能否持续发展。这就是当下高等教育的历史使命。”就目前的现状来看，我们教师如何能完成时代赋予我们这些做教师的历史使命呢？因此教学内容与教学模式都亟待革新。
    谈到师资，我们就不能不谈谈师资队伍的建设问题。师资队伍的建设无非有两条途径：一是引进，二是自己培养。自己培养可采用两种方式，有博士授予权的大学中有博士点的学校可以自己培养（但是难免有近亲繁殖之嫌），也可以送出去培养。但是，在这里我想着重谈谈引进问题。目前，一些专业的人才大战可以说是如火如荼，有的学校开出的条件到了天价。引进人才本无可厚非，有的情况下花大价钱也可以理解，但是关键是要重实效，引进的人一是要能够到位，二是要能起到预期的作用，带动学科的发展。浙江大学最近发生的学术腐败事件为各个高校人才引进敲响了警钟：那种务虚不务实，打着引进人才的旗号，为了装潢门面，浪费国家有限的教育资源的恶劣行经，应该马上叫停了！！
    关于这一点，举一个身边的例子，就可以清楚地明白其中的危害有多大了。山东某重点高校外国语学院，从英国某大学引进了一位并非是非常知名的人来做兼职院长，给开的价码有多高不知道，但是初步计算几年下来（如果按照所谓的合同执行的话），工资+其他方面的开销（据说光是给的院长基金就有50万，主要用于其报销机票等），至少也要接近200万元人民币。他究竟做了什么呢？每年来学校五六次，平均一次呆的时间大约为一个周（按照合同应该在该校工作三个月，实际工作的时间远远没有达到合同规定），除了召集领导班子开会之外，基本没有做什么事情，不给本科生上一节课，目前已经做成的事情（比如博士后流动站的申请等），没有他其他人也能做得成而且可以做得更好，而学科的发展最近几年来，不仅没有进步，反而在衰落。最为要命的是，目前外语学院现在人心涣散，教师人心浮动，最近已经调离的和要求调离的已有好几位，没有调离的也在寻找机会。试问学校花这个钱引进这样一个人来做什么？难道就是为了校长所谓的国际化吗？现在回过头来看看他是如何来这个学校的。当时（大约是六、七月份吧），学校人事网上发布招聘启示，全世界招聘外语学院院长，时间过了不久，此人从香港中文大学（此人当时的工作单位）来了，做了一个学术水平并不很高的讲座，然后跟学院的骨干教师见了一个面，也没有说什么，到了十月份，英语的本科评估一结束，学校便过来宣布调整班子，院长就是中文大学这位李某人（到这时，消息灵通的人士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此人权力欲很旺盛，最初的接近两年的时间完全把持着签字权，学院的大小事情，几乎全部要等他回来办理（好在最近一段时间将本科和研究生的签字权交给两位副院长），所以大家发现很多原来该干的事情，现在都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大家抱的心态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能不做的就尽量不做了。此人的引进可以说是学校某些领导一手操作成的，最为要命的是，引进这样一个人不仅没有给学院带来进步，反而阻碍了其发展。试问花这钱引进这样一个人值得吗？这样引进符合程序吗？人民的血汗钱不能这样打水漂啊！！
    最后谈一谈不管理问题。管理方面我们的问题就更大了，更应该向国外学校了。究竟有多大？举个例子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山东某重点大学的计财处竟然经常将教师的工资搞错，需要教师比对同一级别老师的工资发现错误后，找到他们才能得到纠正。其他方面管理的漏洞就更多了，此处就不多讲了，而是谈一谈广大教师最关心的与管理有关的几个方面的问题。高等学校管理中存在的最大问题之一一是管理机构官僚化，校部机关各个处室几乎可以等同于旧时代的衙门口，本人所认识的老师普遍反映，除非不得已，一般不去跟校部机关的人打交道，被逼无奈，也只能硬着头皮去找他们，因为都怕处长、科长们的冷脸子。中国的多数知识分子工资不高，又没有权力，只剩下一点点自尊了，如果连这点自尊都给剥夺的话，真的没有脸皮活在世了。问题之二是各个层次（包括学院层）行政人员服务意识单薄，这与上面谈到的管理机构官僚化有这紧密的关系，此处不再赘述。需要强调的是，学校工作的核心是学生，主体是教师，如果一个大学的教师得不到尊重，没有尊严的话，这个大学永远不可能成为世界水平的大学，因为知识分子最需要的不是物质性的东西，而是面子和和谐顺心的工作环境。问题之三是缺乏有效的制度制约或者监督机制，有章不依，有规不循，某些领导的权力过大。缺乏有效的制度制约表现在学校管理的各个方面，上面提到的山东某高校外语学院院长的引进就是校长等领导权力过大、无章可循的后果。有章不依，有规不循，也主要是领导者的行为，教师和一般工作人员只能“循规蹈矩”。问题之四是学校管理行政命令化，决策没有民主，处理问题简单化、一刀切。关于管理行政命令化，恐怕所有在大学工作的人员都深有体会，学校下发的所有红头文件或者做出的所有决策，有多少个是起码经过与教授们讨论后做出的？其实，在中国，大学是唯一可以而且绝对应该讲民主的地方，但是恰恰是在大学里民主缺失。本人一向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最好管理的一个群体，关键是学校是否给他们充分的参政的机会，是否有说话的机会，其意见、建议是否得到应有的尊重与重视。在国外企业管理中有一个术语叫“全员参与（英文叫“total involvement”）”，意思是公司的重大决策必须由各个管理层以及基层部分人员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做出。这样做有以下好处：一是教职员工对决策有“归属感（英文叫“ownership”）”，因而对决策的执行能够尽职尽责（因为没有人会拒绝执行自己做出决策）；第二决策易于执行，因为决策充分体现了教职员工的意愿，其对决策的理解也更透彻，执行起来也不会走样。有人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大都没有管理的经验，无法承担起管理学校的重责。那么，我要问，中国的大学校长有多少真正懂得高等教育、懂得教育管理的？我承认，教授们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独立承担起一个大学的管理责任，但是众多教授群策群力，大学的决策就会更理智、更科学，因为他们都在大学里已从教多年，对如何办好大学都有一定的想法，这些想法合到一起，经过认真讨论，去粗留精，然后应用于大学的管理工作，这样能办不好大学吗？

以下引用几段徐显明校长的讲话，与各位分享：
    一所大学有四大权力。第一大权力是政治的公共权力,由党委行使。第二大权力是行政管理的公共权力,由校长行使。第三大权力是学术的公共权力。大学里有学术委员会和学位评定委员会。这个权力由教授及教授代表共同行使。第四大权力是民主的公共权力，由教代会、职代会行使。当这四个权力和谐一致的时候，这个大学就充满活力。可是目前中国大学的状况往往是行政的公共权力替代甚至侵害学术的公共权力，而民主的公共权力,也就是教职工参与大学管理的渠道是非常狭窄的。
    管理的意义就是为学生的成长、为老师的科研创造条件。管理本质上就是服务。我们是提供公共产品和提供服务的人。校长不是管教师的，而是为教师服务的，为教师服务的第一责任人是校长。
所以，我有“一把椅子的理论”，这个理论是世界性的高等教育理论。当老师进入我们工作人员房间的时候，如果这个房间里只有一把椅子，工作人员一定要把这把椅子让出来给老师坐，如果老师不坐，工作人员没有权利去坐，一旦工作人员坐着而老师站着，就是在侵害老师。这就叫做“一把椅子的理论”。所以，老师进门的时候，你的面容、语言、举止都决定着老师尊严是否被第二次侵害。我们要使我们的老师有充分的尊严感。我们可以观察一种现象，当一个学者在这个大学里强烈地要求调离的时候，我相信最根本的原因不是他在乎物质利益，一定是他的尊严受到了最彻底的伤害。这个时候，他会不顾一切。所以，一定要使我们的老师有充分的尊严感。我有一句话，“老师的尊严实质上就在我们坐的那把椅子上”，当你把这把椅子让出来的时候，你就给了老师一定的尊重，但必须是自觉自愿的，并且是发自内心的。
    “大学之大”首在大德，因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明德、新民、至善都是德的要求。一个大学有大德，才受人尊重，这个大德表现在哪里？第一，大学里面有大爱，“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教师对学生的爱与学生对真理的爱，都是无私的大爱；第二，能够承担国家和民族的责任；第三，有一个对待物质利益最正确的态度。所以，大学是收藏社会良心的地方，当社会都无德的时候，良心到哪儿去了？到大学里去了。所以，大学是高雅的，不是世俗的。
    大学之大还在于大学有“大学问”。社会解决不了的问题要在大学里获得答案，这个大学问里还包含有大思想，大学是产生学问和思想的地方，没有学问、思想的大学是无法让人羡慕和尊重的大学。大学的魅力即在于它是学术渊薮，是学术摇篮。把大德和大学问集在一起的人，才叫做“大师”。光有道德没有学问不是大师，光有学问没有道德也不是大师。大学以大师为代表，有大师的大学才为人们所向往。
    大学里还要有什么？还要有“大树”。这个“大树”不是指植物，而是指这个学校的优良传统。这个优良传统可以称作大学的学统。国有国统，道有道统，法有法统，学有学统，一所大学一定要有一个优良的传统并且要守护住它。30年代梅贻琦讲的那句话，“大学之大，不在大楼，而在大师”。那句话在当时是非常有道理的，但发展到今天，却需要改造。优秀的大学一定是要有大楼。大楼不是指建筑物，其实是指能够使学者生存下去和能潜心为学的物质条件，使学者能够进行前沿研究的科学仪器设备等等这些外在的物质条件。大学一定是需要大楼的，没有大楼就对不起大师，也很难产生大的科研成果，大楼就是科研条件和生活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