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元恺谈音乐创作与艺术教学  2008年12月 记者  张立军
音乐创作——从《炎黄风情》到《禹王治水》
张：2008年一年之内，您完成了两部大型作品——清唱剧《禹王治水》和第四交响曲《厦门》，并于近期分别在美国旧金山和中国厦门首演。我想知道，这两部作品创作的初衷和今后的演出计划。
鲍：清唱剧《禹王治水》是一部以“天人合一”为主题的清唱剧，通过交响化的合唱、独唱、重唱，展现我们祖先对待自然灾害的勇气和智慧，反思人类和自然的关系。我在美国曾经对记者说，大禹的故事，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圣经”。在美国的首演得到了听众、专家和媒体强烈的反响。2009年4月将由中国两岸和海外华人音乐团体联合，在北京、天津、上海、杭州、厦门和台北巡回演出。
   《厦门》交响曲则是以闽南的“南音”为基础音调，通过“梅、鹭、楹、海”四个乐章，以厦门的市花、市鸟、市树和大海为背景，描绘厦门这座海岛城市的美丽图景，是我在这里生活三年多的切身体验。
    张：近几年，您在世人瞩目中每年完成一部大型交响乐作品：2004年的第一交响曲《纪念》、2005年的第二交响曲《燕赵》、2006年的第三交响曲《京剧》。这些作品有什么共同特点吗？
    鲍：它们都是以中国传统音乐作为构思的基础。《纪念》的基础是四川山歌，《燕赵》的基础是河北梆子，《京剧》的基础则是西皮、二黄、京剧曲牌和昆曲。12月3日，在北京举行了《京剧》交响曲的首发式。这部作品由EMI（英国百代）公司出版了唱片并获得2007年“最佳管弦乐唱片”奖，明年还计划在欧洲巡演。
    张：您说您坚守着您的《炎黄风情》的艺术原则。《炎黄风情》已经在海内外华人听众中引起强烈共鸣，也受到如伦敦爱乐、芝加哥、费城这些欧美顶级乐团和DG、飞利浦这些国际唱片公司的青睐，成为中国交响音乐作品在国内外上演率最高的作品。国家教育部还将《炎黄风情》列入中学音乐欣赏教材。你自己怎么样看待这些以中国民歌为主题的乐曲？
    鲍：《炎黄风情》之所以在国内外得到如此广泛的传播，是因为祖先给我们留下的这些丰厚民歌遗产在炎黄子孙心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这些民歌伴随着先民的婚丧嫁娶，生老病死；记录着他们的春种秋收，迎来送往；传承着他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这些民歌是世界音乐宝库的珍品，也是我们当代中国作曲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灵感源泉。当然，《炎黄风情》的迅速传播，也只有在我们政治上和经济上日益强大的今天才有可能。我们需要世界文化，世界也需要中国文化。
《炎黄风情》最重要的是要让我们的下一代了解和继承我们优秀的民族音乐遗产。我们重视民歌，主要不是为了增加几本失去生命的尘封册页，而是要把它作为一种活的文化形态，在文明更替的断层中获得再生机能，从而进入世界音乐文化的国际循环。我们的下一代，要知道《月光》奏鸣曲，要知道《月亮河》，更要知道《月儿高》《春江花月夜》。数典忘祖，缺乏本民族文化根基的人，永远不可能以独立人格立足于世界文化之林。
专业教学——从“自以为是”到“得意忘形”
张：作为获得文化部“优秀音乐教育奖”的教育家，您在多次谈到您的艺术教育四个法则：“自以为是，求异存同，不求甚解，得意忘形”，大家觉得很新鲜。
鲍：“自以为是”，是说首先要帮助学生建立学习的自信心；“求异存同”，是要求学生有与众不同的艺术追求；“不求甚解”，说的是要以广泛浏览为基础，在其中找到自己“会意”的，符合自己艺术个性的作为目标；至于“得意忘形”——得其意而忘其形，那是艺术的最高境界，“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要超越艺术的形式，才能进入艺术的意境。老师的责任主要是激发兴趣与热情，建立理想与标准。技术层面的学习和修炼是必要的，但是不能把活生生的音乐解剖成技术堆砌，就像在骨科医生眼里，美女变成一具骷髅。
张：您的这些教学原则已经得到了教学实践的验证。大家都知道，您的弟子中，有以交响乐作品多次获得《金钟奖》的刘长远教授，有《印象刘三姐》《寂寞让我如此美丽》的作曲刘彤，有《北大荒》《好大一棵树》的作曲伍嘉冀，有电视剧歌曲《糊涂的爱》的作者王小勇，有歌舞剧《走西口》《黄河儿女情》的作曲刘铁铸，有以电视剧音乐多次获得电视飞天奖音乐奖的王宪。
鲍：还有天津师大艺术学院院长孙光钧教授以及在各地艺术团体和院校工作的很多优秀毕业生。2005年起，我到厦门大学接替易中天担任厦大艺术研究所所长，到我门下继续深造的大多数是来自天津的优秀音乐学子。
张：您的学生王小勇在一次电视访谈中说：“鲍老师照亮了我们，却没有熄灭自己，而是更加辉煌！”您同时在创作和教学两个领域都取得突出的成就，这是很不容易的。
鲍：创作和教学有着完全不同的思路。教学，是从各具特性的艺术作品中归纳出共性，把其中的艺术规律告诉学生；而创作，则是从共性中跳出来，寻找和发挥自己的艺术个性。我的教学过程是三句话：以克服心理障碍为起点，以音乐创作实践为主线，以开发创造潜能为目标。它最终是要体现学生自己的艺术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