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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只是“公共事务”上出了点问题
如果我们把个人及其生活的小集体视为个人事务,而将与个体没有直接联系的事务视为公共事物。那么我要说,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撇去公共事务看,吾国吾民的道德水平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在提高。我这样与周围同事说,他们都表示了赞同。为什么这么讲呢?首先这些非道德的事件固然不少,但与网络的发达很有关系,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事实上,文化大革命对秩序和社会道德的破坏之严重,我们并没有足够和充分的认识。现在,不少人还在怀念文革时期,为什么?其重要的原因是腐败问题,似乎那个时期没有腐败,似乎是改革开放导致的腐败,这是不客观的。腐败问题是相对的,文革时期的腐败也是存在的,比如现在揭露的王洪文等人的腐败奢靡生活等。那时的物质并不丰富,腐败的“力度”显得自然小一些而已。
文革对秩序和道德的破坏是史无前例的,其最重要的一个标致是,为了所谓的政见不同,导致同事之间相互揭发,更甚的是夫妻之间的相互揭发都不少现,美其名曰为了“革命”。我们知道,家庭是社会的和谐安定的基本单元,所谓的革命运动到了颠覆家庭的程度,其破坏之惨烈,后果之严重,可想而知。直接后果之一,就是说假话,本人从记事起(大约是1968年),父亲一再告诫我们不要“瞎说”,什么叫瞎说?就是不能讲真话而已。其次,文革期间除了出现大量的、一段时间的“打、砸、抢”这类社会秩序的直接破坏事件之外,日常生活中,乘坐公交车也基本靠“抢”!由于物质供应不足,买东西也靠“抢”,比如买豆腐这里生活必需品,供应量严重不足,不抢是买不着的。那个时候的人们应该有深刻的感受。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人们终于从过去的“假、大、空”中走了出来,回归内心的真实和朴素。现在,尽管还存在一些不守秩序的现象,但少了许多;更重要的是会得到民众的一致谴责!这不是社会的进步是什么?比如,小悦悦事件,各方谴责之声就非常高。
应当讲,现在的中国人,已经差不多做好了自己!
——早在90年中后期的大学新生入学晚会上,看到新一代大学生的文艺表演,我感慨地对周围同事说:现的大学生活的很真实,不像我们小的时候,要“装”。
但是,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人们能把自己的事照顾好了就不错了。其次,在现在的中国,人们都非常忙碌,管杂事是要花时间的,甚至要花金钱的。绝大多数人,一则没有“时间”,二则也没有这样的能力,再加上甚至可能被冤,比如发生在南京的彭宇案等。许多人抱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不少中小学生家长明确告诉自己的孩子“一避老,而避小”,就很说明问题。事实上,连我们的教授这样的高文化素养的人,在与人发生争执时,都不会正确处理和对待。素质教育叫喊了很多年,综合素质就是没有提高,为什么呢?是社会机制出了问题。
关于刑事问题,现在逐步在推进“无罪推定的原则”,这是一个进步;对于民事,更应是这样,如果民事纠纷处理不好,会严重阻碍社会和谐建设。应当承认,彭宇案开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先例。
其实,在民间,在百姓中,并不缺乏善心。比如,北京回龙观小区,民间自发组织的『“西部温暖计划”为西部募集冬衣收捐活动』,持续了五年。今年,他们在全北京市『设有捐赠点十余处,参加义工志愿者达500余人次,仅回龙观收捐点四天参加义工志愿者就一百余人次,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理工大学、清华大学、北京电力大学、科技大学、人民大学等十几所院校志愿者和社区志愿者放弃周末休息时间,参加了募捐义工工作,大家用微笑和行动,诠释了志愿服务精神!』难能可贵。
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在政府!政府是疏导公共事务的核心,而恰恰是政府不作为。什么两个文明一起抓,其实呢,心里之惦记着GDP。中央某位领导人90年代初的“闷声发大财”言论,让许多人掉进钱眼里去了。另外,一些有政府背景的慈善机构,屡屡出现各种状况,让人不堪。而司法机构的官员“涉黑”,这如何促进人民勇于声张正义?声张正义,需要有社会机制给予必要的支持。我们的问题太多,但大都在政府。
其实,我们只是“公共事务”上出了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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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T+8, 2024-12-5 2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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