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品 和 人 品

                读《李健吾文集·文论卷·五》中的两篇文章有感

父亲不喜欢法国19世纪的夏多布里昂，原因是他的人品，他是为贵族阶级、为宣扬和支持天主教服务的，写文章，发表作品，都是为了这样一个目的，而那时的天主教干政非常严重。想想看，莫里哀去世后，开始都不让入墓园下葬，因为是戏子，一个下贱的职业，后来终于下葬了，但是后来他的墓还是被挖了。天主教主教的势力有多么大！他在《关于<阿达拉>》的文章中首先给出了马克思和司汤达对夏多布里昂从思想意识到文风的反感。他引用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中的语言：“这个写起东西来通篇漂亮的家伙，用最反常的方式把十八世纪贵族阶级的怀疑主义和伏尔泰同十九世纪贵族阶级的感伤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在一起。”司汤达讨厌他文风的矫揉造作。可是，从另一方面，夏多布里昂的《阿达拉》发表之后，还是得到了不少赞扬。而在中国，《阿达拉》被翻译了过来。父亲又肯定了这个做法。为什么呢？他觉得译者和出版社的想法是：在百花齐放的基础上，不应因人而废言。父亲认为，我们对一切知识，包括文学在内，都应当尊重亲身体验。不看实物，是没有发言权的。其次，我们应当善于学习，这首先要广，不能把学习拘于一点上。不经过自己的劳动，人云亦云，是掏不出真金来的。他点出，作者文笔细致，不断修改加工，居然都加工到十二次之多（译文取自第十二回的版本）。其次，夏多布里昂为了写这个美国未开化的南部地区的故事，甚至亲历其境，写出了美国未开化的森林地带。“情景交融”正是《阿达拉》不同于一般作品的优点。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需要学习的也这是这种艺术手法。

父亲不排斥一个他并不喜欢的作者的优秀作品！

回过头来，我们再读读他对法国十九世纪的散文诗人波特莱尔德的评价。就波特莱尔这个人来说，他的一生浪漫潦倒，是个浪荡子。因为这个，我国的《辞海》曾经这样地给出对波特莱尔的评价：“法国诗人  创作和世界观深受美国诗人爱伦·坡的影响。主要作品有诗集《恶之花》《散文诗集》等。诗中歌咏死亡，描写病态心理，充满悲观厌世情绪，反映资产阶级生活所引起的精神危机。”

父亲对这样的定义深表不满。

首先，说他深受爱伦·坡的影响一事不符合实际情况，他的偶尔与爱伦·坡的相遇是在他的创作和世界观已经相当稳定的时候，波特莱尔搜集和翻译爱伦·坡的作品是一种欣赏的角度。两个人的境遇完全不同，父亲给波特莱尔的定义是“一个有产而不能自由支配者”，给爱伦·坡的定义是“小资产者”，后者是一个孤儿，他的作品养肥了出版商，而自己一直在穷困线上挣扎。他的唯美轮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而来的，不能把爱伦·坡的作品贬为“欧美文学中的逆流”。

其次，波特莱尔仇视他的“家教”和他受囚犯似的拘束。他敌视他的继父——一位反动军人。

波特莱尔和他的“饮水社”浪子文人，活在路易·飞利浦这个发财第一的时代：工人觉醒了，运动不断受到镇压，“正人君子”以欠债与不欠债为社会道德的分水岭。国家学院就在这上面把巴尔扎克和波特莱尔丢脸出丑：被摈弃于它的大门之外。

父亲认为，现代文学从波特莱尔的头脑中酝酿出来。不了解波特莱尔的自甘下流的反抗意识，不了解巴尔扎克的重重矛盾，人就不了解现代文学对内、外世界的敏感。他诅咒资本主义社会，首先暴露自己，而悲剧却在：他一生崇敬的巴尔扎克受到后人尊重，而自己却因为写诗，——独具一格的诗。他的“病态的敏感”使他成为法国现代诗歌的开路人。他的魅力从哪里来的？这值得我们实事求是地加以思考。他在“生活”上不求上进。怎么说他都可以，但是必须承认他是现代文学先驱者之一，他以反抗意识待在资本主义社会下层，然而又不是无产阶级。父亲最后说：“评价他吧。然而必须实事求是。”

从这两篇论文可以清楚地看到，父亲把一个作品的作家和作者分的很开。一个人品有问题，或者自作堕落的人，不等于没有好作品，不是好作家。我们全面地评价一个人和一部作品，必须实事求是，必须深入地亲自阅读，必须了解他们的生活环境，不是随便地全面否定或者扬弃。这样，我们就能发现一位在文学事业中有所贡献的作家，如波特莱尔，一部值得一读的作品，如《阿达拉》，我们的知识能够更加开阔。当然，我们也不会因为他们的作品就把他们的人品和问题都视而不见。这就是辩证法。

这是我通过读者两篇论文理解到的。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对人的看法都不能偏激或只看一点，读书更是如此。

                                      2016-6-17晚8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