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这是我在前两天读到了在《牡丹》杂志上发表的《评李健吾的《〈雷雨〉——曹禺先生作》后，引发了感想，想到写作必须有准确的资料考证，于是启动了我在这样的高龄，写成这篇文章。在准备发给该刊物的同时，也想作为我的博文发表，希望得到更多的批评指正。总之，任何写作，都必须处处有实证，真实的历史才会再现。

 也来谈谈李健吾和曹禺和他的作品《雷雨》面世的前前后后

     李健吾是我的父亲，我是他的大女儿，今年88岁了。偶然中读到在贵刊中刊载的《评李健吾的《〈雷雨〉——曹禺先生作》》，作者详细地介绍了父亲的评论文《雷雨》的内容，十分到位，但是，遗憾的是，对某些历史需要给予澄清，我在这里就曹禺先生的成名作《雷雨》面世的前前后后，还原一些当年的真实资料给作者和读者参考。

今年恰逢我爸逝世四十周年，他这一生在文学领域干的很杂，但是，有几件事是特别的，一个是从热爱戏剧到从事戏剧活动，翻译外国剧本，特别是极难理解的十七世纪的莫里哀喜剧，那时的法语是不好读懂的，还加上莫里哀延续了希腊喜剧模式，很多又是诗剧和歌剧，而翻译出来的语言必须让中国读者，特别是戏剧工作者能够接受；另一个是在中国还是被认可的文学评论工作：1936年出版的《咀华集》和1947年出版的《咀华二集》（其实，1942年底《咀华二集》就出版了，遗憾的是，上海的沦陷，出版社被日本人焚毁，书集就不存在了，1947年的《咀华二集》是完整的文学评论集），在这两项活动中，都涉及到曹禺。

1935年，我父亲在埋头对福楼拜的作品研究的同时，出于对莫里哀喜剧的热爱，想要翻译，又感到信心不足，曾对同是清华校友的曹禺（那时叫万家宝）说起，曹禺肯定地对他说：你行，我爸这才鼓起了勇气，硬着头皮，启动了对莫里哀喜剧的翻译，这里可见他们之间关系。这一启动，就是一辈子，一直到自己离世，他也才看到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莫里哀喜剧全集》的第一卷。他收到后，立即就送给了他的知心朋友钱钟书一本，他们都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这说明了他的高兴和兴奋。

《咀华集》系列，他用了个笔名：刘西渭，一个原因是他始终怀念与他父亲，一位早逝的辛亥革命烈士，有关的西安，另一方面，他可以毫无拘束地以他作为一个读者谈对作品的看法，不用真名么！《咀华集》出版后，否定者有之，其中最突出的是一位欧阳先生，说他是从西方搬来的印象主义者。作为回应，李健吾在1947年出版的《咀华二集》中的“跋”里。他写到：

实际欧阳先生所更嫌弃的，倒是第二，《咀华集》缩小了批评的圈子：“共有十七篇文章，被批评的作者是十一二个，这些作家除巴金例外，其余都是不被社会文艺界的人们所注意的”。刘西渭先生很是赧然，原来他所褒贬的著作，“除巴金例外”，它们的作者全都无名。当然，刘西渭先生颂扬曹禺先生的时候，几乎没有多少人“注意。”然而如今欧阳先生早经入木，曹禺先生却已妇孺皆知，假如其他作者还不曾或者永将不享有曹禺的幸运，刘西渭先生并不因而有所惭愧。他仅仅应当向欧阳先生请教，把“社会文艺界的人们所注意的”作家一一开出，俾无遗漏，则批评者均将受益匪浅，不徒小子一人沾光而已。   

      这里特别提到了曹禺先生，而且是“颂扬”。1947年，曹禺先生已经妇孺皆知。而在1935年，还曾经属于《咀华集》中给出众多不知名的作家中的一个，但是，到了1947年，却已经是少有的成功者。

     在上世纪30年代初，“雷雨”的最初面世还有一段小小的故事。

     整个真实的历史都被描述在我父亲写的《时当二三月》（发表于1939年3月22日的《文汇报·世纪风》）一文中，他清楚地谈道，他是如何用强硬的语言推动（可以说是刺激）了当年的《文学季刊》的编辑靳以，而实现了正式发表曹禺（万家宝）的《雷雨》的过程。当年曹禺的名字还不为人知，而《雷雨》早就在了《文学季刊》编辑之一的靳以的手里。我爸在是和万家宝不断聊天的过程，得知了这件事。那时万家宝还只是在天津南开剧团里忙活，“观众都知道万家宝，却不知道他是曹禺，还在狠狠著作”。我爸继续写道：“我抓住了靳以，他承认家宝有一部创作留在他的抽屉。不过，家宝没有决心发表，打算先给人家看看，再作道理。同时，靳以和巴金都说，他们被感动了，有些小毛病，然而被感动了，像被杰作感动一样。靳以说：“你先拿去看看。”我说：“不，不登出来我不看。”《雷雨》问世了。编者是有气魄的，一口气登完这四幕大剧。家宝把万字拆做曹禺，在北平用这个名字导演过一出短剧，但是当时还没有人十分注意。

也许太长了吧，披露的最初几天，反而不像我们预期的那样热闹，偶尔谈的，反而是我那出短促的小型喜剧《这不过是春天》。

………………

不过，这个报复于我却太残忍了些。把《这不过是春天》那样一个“小东西”和《雷雨》放在同期，而且放在前面，虽说多承编者盛情，我总觉得近似一种嘲弄。《这不过是春天》是一个泡沫，而《雷雨》却是一片汪洋。它有深，有厚，有力。《这不过是春天》只是一点机智的游戏。这点儿肤浅的颖慧，仿佛蛋遇石头，一碰就碎。这证实我向来的文艺主张：价值是内在的，人世的冷暖和它无涉。《这不过是春天》好比琉璃，《雷雨》却是璞玉，琉璃的光莹是借来的，而璞玉的明澄是本生的。但是，我不埋怨靳以。他和家宝的交情更深，自然，表示也就要更淡。做一个好编辑最怕有人说他徇私。所以，我原谅他。”

至于郑振铎（即西谛），他虽然也是期刊的编辑，但是，因为住在郊外，不太进城（那时的交通条件！），主要的事物都是巴金和靳以在处理。说郑振铎对《雷雨》这部作品不感冒，值得商榷。我怀疑，他甚至可能都不知道这件事。

就这样，《雷雨》就在厚厚的《文学季刊》1934年的第一卷第三期上刊载了。而李健吾对《雷雨》的文学评论文章也完成了，收在了1936年正式出版的《咀华集》里，属于那些一大批还不知名的作家。可以说，他要求《雷雨》面世和满足靳以要求的“看看”是在同时进行的。也就是说，我父亲从开始就对《雷雨》没有任何不好的看法，他从来都是信任万家宝的。一般来说，对于年青作家的作品，他往往是给予支持、鼓励和肯定的，还特别识货，这可以从《咀华集》里他提到的作品的作者为证，这里就包括当时还不太为人称道的沈从文的作品《边城》。这是他为人的特色。

作为正式的文学评论家，我爸有他特定的的风格，他说过：“一个作家为全人类服务，一个批评家亦然。”他还说：“他不诽谤，他不攻讦，他不应征。属于社会，但是独立”（均取自《咀华二集·跋）。他非常详尽地介绍了《雷雨》的整部作品，分析了里面的各个主要人物。他被曹禺在这个作品中创造的蘩漪这个人物深深地感动，也因此希望对她给予更多的笔墨，他认为作恶的根子是那个家长，周朴园，似乎给予的笔墨不足。这说明我父亲真被曹禺的剧本所感动，对剧本中主要人物的爱和恨都恨不得再上一层。其实作品的成功就是这样，有所保留，让读者自己感受，激起更深的情感。至于提到曹禺写这出戏可能受到希腊剧作家的影响，这是探讨。话剧本来就是一个外来剧种。人类的文化是互相启迪的，人性是共同的，有时会是潜移默化地受影响，这不是对《雷雨》的贬低，这不过是评论家的一种感想，不足为奇。就说最近，在和北京大学西语系的司汤达研究专家王斯秧女士相识之后，她就提出：“现在想看看1934年写的《这不过是春天》是不是受到司汤达《箱中人》的影响，因为情节有相似之处。”我无法回答，我爸确实翻译了司汤达的《箱中人》，1935年在《世界文库》上发表。王斯秧教授说：《李先生所说的喜剧背后是悲剧的内涵，也是司汤达早年写作戏剧提出“正剧”概念相近。》我也无法回答，因为关于喜剧和悲剧中间的这种关系，我爸在评价莫里哀的喜剧时也说过。读书，给予人潜移默化的影响，别人的假设，都不是对作者的贬低，只是一种探讨。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研究我爸写的评论文《雷雨》，可读性还是很强的，提到受某位希腊剧作家的影响，绝没有对曹禺的贬低，更不可能对曹禺成名产生了延误。一个人的成名是自己在读者或者观众心中产生的直接印象。就像当年欧阳先生的谩骂，一点也不能影响《咀华集》给中国，乃至世界文学爱好者留下好评。

今年是我父亲离开这个世界的四十周年，巧的是也是我开始介入我父亲的作品整理的十周年，那么多原始的资料，细细地读过后，似乎感觉到还原了当年文艺界的许多历史，我受到了教育，重新做了一次学生，非常艰难的学习过程，从文字到历史到文学知识，还隔着那么大的专业距离，但是收获真是不小。也就是这样的学习过程，让我有能力写出这篇文章，与大家分享。

而今李健吾不在了，但是他的文集，译文集，可以代替他，继续存活在这个世界上，纪念他，仔细地读读文集，还是会很有益的。我只是在这里向所有的读者道歉，由于我们做在还不够仔细，文集里有些错字，有些文章还没有收入，这是遗憾，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到位。

这里，我又很高兴，向大家透露一个消息，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在出版的系列文人的成套散文集，其中就有我父亲的一册，在这本散文集中我还是推荐了《时当二三月》一文，出版之后，即使不读整个文集，就一本散文集，也可以了解当年的许多历史，李健吾为人和为文的特色。我真诚地预祝《李健吾散文集》顺利出版，感谢在当前特殊疫情下编辑和出版工作人员的坚持和努力。我期待着。

                                                            2022年6月23日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