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早上从报箱里取出北京青年报后，打开翻了一下，A6版鲜红的版面上，大大的一行“陶然湖畔红色恋人终化蝶”一下子越入眼帘：陶然亭，不会是别人，肯定是高君宇烈士和他的恋人：石瓶梅。果不其然，在大标题上方的文字就是石瓶梅女士镌刻在高君宇墓碑上的话：“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我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的鸳鸯冢居然在1987年给复建了。在我父亲突然病逝前的一个月，他还在写就的《《石瓶梅选集》序》中抒发了他的感慨：

“陶然亭一直在我的梦里、心上。过去这里是一片荒地野坟，是诗人吟诗赏月之处，是戏班子对着城墙练功吊嗓子的地方。我住在粉房琉璃街、离南下洼子很近，星期天，这里是我独自散步的所在，我对它很熟，一向对它怀有深厚的感情。这里有我的自己，也有鹦鹉冢，有高君宇、石瓶梅的坟墓和诗碑。

解放后，我回到北京，第一件事就是去探望故地。故地依然，只是戏班子和孩子们不见了，我恋旧的心情油然而生。彼情彼景，好像在我面前都活了过来，自从陶然亭辟为公园后，我再也没进去过。前些日子、我兴匆匆地乘车来到陶然亭，想再重游一次故地，凭吊一下高君宇和石瓶梅的遗迹。可是我向售票员打听他们的坟墓时，他却冷漠地回答说：“那坟文化大革命时全叫人给挖了，尸首也不知扔到哪儿去了，你还找什么？”听了这话，我发了愣，眼睛一红，眼眶的泪水险些流出来。我茫然站在门口，好半天说不出话来，像背负着半个世纪的重量，压得我喘不过起来。”

其实我父亲对高君宇并不不熟悉，因为他去世得太早，我父亲还只是个中学生。高君宇烈士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的组织者和亲身参与者，因为劳累，患上了肺病，病未痊愈，时常咳血，却又于1920年在李大钊的领导下积极参与革命活动，成为山西省第一名共产党员，1923年他又按照党的指示和孙中山联系，发展国共合作，其间还参加了山西省的工人运动，并和张国涛一起发展山西的共产党。1925年因病情愈加严重，并突发阑尾炎而不幸离世。可是我父亲却有缘结识了高君宇的恋人石瓶梅，并且成了她的学生和知己。1923年，她从北师大毕业，也就是那年，北师大开始招收女生，石瓶梅女士在女附中担任班主任、体育老师兼教国文，在男附中任体育老师。我父亲曾写道：

“那时，我正在男附中念书，知道她教学得法……，学生们都很喜欢她。而她当时才21岁。那时，我和四位爱好文学的同学组成了一个曦社”，办了个《烛火旬刊》。我是一个活跃分子，爱打排球，常参加校外比赛。她也喜欢文学和体育，我们又是同乡，所以我们在课外晤谈的机会比较多。…………。她了解了我的家庭，我的爱好，可是她对自己却闭口不谈。我年纪小，就像一个小弟弟，事无巨细，一片真心，全对她讲。后来我考上清华大学（1925年——笔者注），她带着女学生春游来到清华大学，夜晚在荷花池畔，听她的谈话口气，才稍稍体察到她那孤寂之苦。

她的心犹如一池平静的死水，水面结着一层薄冰，很少几个人了解她。可能只有她的同学卢隐、陆晶清……才了解她。我得知她不幸的恋爱已经十多年以后。那是在她去世之后，由于人们作为美好的事例，才传说开来，她喜欢梅花，正如她取的名字一样，开在百花聚敛的冬天；她的性格，有如石头一样坚硬。她像一座修吧听力的的孤石，独自立在山顶，承受着风吹雨晒，却怀着一片温存，抚慰所有不幸的受难者；她的心地善良、慷慨；他悲观，但也乐观。

…………………………

她的哀痛隐含着一种抗议人世不公平的勇气，她自己的生活，一半是政治生活，一般是爱情生活，是政治和爱情融合而为一。…………。但她的绝望也是一种力量，她不沉沦，她敢于战斗；…………。尽管她不明白革命的真谛和内容，但是中华民族必须从帝国主义强加给它的耻辱中解放出来，来一次翻天覆地的大变革！这是她意会得了的。”

我父亲对石瓶梅老师的理解和尊敬在这段文字中表达得淋漓尽致。遗憾的是他在生前能寄托哀思的地方没有了：

 “如今不但沦为废墟，就连这对鹦鹉尸骸也不知去向了。痛哉！”

今天，如果我父亲知道他们的墓碑和石瓶梅老师的题诗在世间重现了，可以让更多的后来者了解过去人的奋斗，了解他们为理想而献身，还有那忠贞的爱情，我相信他会是多么高兴，爸爸，你真是可以为此安心了。当然，我知道，这是复建，遗骸已经不存在了，如果真有灵魂的话，也许高君宇和石瓶梅在天上成为了一家子，而我父亲也会和他喜欢的老师在一起打排球和议论文稿了。

我的这段小文写到这里，我真是希望我们对我们的历史和古迹再也不要破坏了，复建的东西里没有灵魂，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民族却不懂得尊重自己的历史是十分可悲的。

我还希望在执政岗位上的共产党员们，今天在铭记当年的烈士时，应该真诚地扪心自检一下，你们是在延续着烈士们用鲜血踏出来的道路，坚持着为了人民，毫无私利地坚守着为人民打天下的信念吗？所有那些损害民利、贪污腐败、变为人民的安康奋斗而成了为儿女谋官位的罪犯们实在是应该跪在烈士墓前终身忏悔。我想这绝不是言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