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创新系统-创业生态系统

创业概念

创业是一种创新。当一种产品或工艺过程达到商品化，方可以被认为发生了创新。知识创新是知识产品实现其市场价值，知识隐含性的程 度和空间接近的重要性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创新是积累的学习过程，因此互动学习是创新 系统的重要概念。欧洲创新环境研究小组 （GREMI）把创新环境视为培育创新和创新性企业的场所(王缉慈,2002)。Bresnahan, Gambardella and Saxenian(2001)对世界上很多地区产业群的一项研究发 现，营造一个新的产业群的原因与支持原有产业群 增长的原因是不同的。他们比较了信息和通讯技术产业群后发现，在产业群发展的初始阶段，外部效 应、集聚因素和结网协同并没有多大作用，而出色的企业家活动，以及他们创建新企业的冒险精神、 他们在原有技术和市场领域之外选择和适应新领域的能力，却是这些新集群产生的决定性因素。这些集群中，企业家的成功取决于进入区外主要市 场的能力。而且，这些集群能够吸引区外的专业化 人才。因此，集群关系的开放性和积极寻找外部市场就成为理解这些成功的集群为什么能够出现的 关键。

创业是指创办事业的行为和过程，即发现经济 机会并在市场中引入新想法(Gartner W B,1990)。OECD对创业的定 义为“创业家是市场经济中变革的推动者，通过积 极行动加快创新想法的产生、传播和应用(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从知识溢出的角度，将创业看作是知识溢出的一种形式，认 为知识聚集环境更容易制造出创业机会(AUDRETSCH D B，KEILBACH M,2007)。 根据经典创业 理论，创业是一个机会发现过程，知识和决策在其中扮演 了重要角色，机会是创业的核心和关键问题(KIRZNER I,1979;SHANE S，VENKATARAMAN S,2000;KRUEGER N F,2003; 高俊光1，陈 劲2，孙雪薇(2019))。

狭义的创业研究主 要关注新创企业，基于“全球创业观察”报告，新创 企业界定为“由企业家独立创建的、成立时间不超 过 42 个月的新企业”( Amoros J E, Bosma N,2013)。新创企业主要有 3 种类 型：1）现有企业范围化拓展经营过程中新建立的 多样化子企业；2）由现有企业或机构原有员工建 立的衍生企业，母体企业对其可以构成持股关系 或单纯的市场关系；3）由不具有产业工作经验的 创业者，如毕业生或科研人员成立的新生企业。广义的创业是创业导向（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也称企业家精神，企业 家导向等）概念的延伸。创业导向 型的企业参与产品创新，承担一定的风 险，并进行超前性的创新(Walter A, Auer M, Ritter T,2006)。

创业理论

从创业者角度，创业理论经历了特质论、行为论和认知论的演变过程。创业活动的独特性本质上是创业情境特殊性诱发的独特认知和思维过程，并非来自于行为表现（Venkataraman etal.,2012）。认知结构和认知过程差异是导致创业者与非创业者差异的根本原因，通过分析创业者独特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可以更好地理解创业者的创业行为过程（Krueger&Day,2010）。而创业认知的独特性来自于创业情境而不是创业者（Baron,2004）。自从Haynie&Shepherd(2009）提出了认知适应性（反映创业者与情境互动调整认知策略的能力）概念，形成以创业者认知过程为核心，一方面致力于探索成功创业者基于特定情境的创业认知作用于创业过程中关键行为的机理及其边界条件；另一方面关注创业失败等极端情境对于创业者认知特征及其有效性的影响机制，形成“情境—思维—行为”为主线的研究框架与3个主流视角：一是基于创业行为背后的认知机制与成因研究；二是基于创业情境的认知决策过程机理；三是基于创业者及其团队的异质性提炼具体创业情境诱发的独特、典型的创业思维（杨俊、张玉利、刘依冉，2015）。创业想法的来源：生活多样性带来多重制度约束又派生出多样的生活需求，如纽约禁止宠物进餐厅而引发了餐厅外共享窝的创业机会；对风险的认知促进企业家精神形成，如通过纽约风投公司就职经历坚定创业并不断追逐自己长处而试验创业想法直至成功；幼时事故+现代技术创造创业机会，因合伙人在某城市而选择了该城市为创业地；因城市提供试验环境而选择该城市(sharon zukin,2020)，由此可见，大城市生活多样性、风投和创业者集聚促进了创业者想法的诞生与不断试错进而吸引更多的创业者。

从创业活动角度，资源与机会逐渐被认为是创业活动的两个最本质过程（吴晓波、周浩军，2010）。资源行为的演化经历了资源识别、获取、整合、利用四个阶段。相应地资源理论的发展经历了基础资源、依赖、拼凑和协奏理论。对创业机会的关注焦点从机会的产生动因转向产生过程（张斌、陈详详，2018）。首先需要探讨的是创业机会来源与属性，目前形成3种观点。第1种是机会发现论，认为机会并不依赖于创业者的意识而独立存在于客观环境之中，是外生的（Kirzner,1973、1997;Scott Shane,2000;Baron,2006）。第2种是机会创造论，认为机会本质上是一种主观的社会建构，由创业主体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和情境的互动所形成。第3种是发现论与创造论的融合。这种融合观有2个基础。一是创业机会之间的差异可能源自于客观环境，也可能产生于主观建构（Dimov,2007），创业机会存在于更加广阔的社会或文化环境,受助于创业者想象与社会化技能的互动,通过创业者概念化、客观化以及实施3个过程来完成创业机会构建的过程(Tocher et al.,2015;Wood&Mc Kinley,2010)。二是机会识别本质上是创业者与情境互动的过程与结果，认知方式和知识是互动基础，网络和信息是两者之间的互动媒介（Gregoire&Shepherd,2012）。机会是客观存在的，至少存在市场机会、技术变革和制度转型等机会窗口(余维臻 刘锋,2020),但这种客观因人、因时、因境不断变化，需要主观创造，两者不断包含或转化而循环发展(Zahra,2008;Davidsson,2015;斯晓夫,王颂,傅颖(2016))。其次，机会产生过程主要有3个视角。第1是行动理论，认为机会不是单独存在，而是在创业者有目的行动与社会结构独特共演的过程中形成的。第2是认知视角，Baron和Ward(2004）主张通过研究创业者的线性和非线性思维方式来分析机会识别的认知加工过程。第3是创业生态系统视角，认为创业生态系统中多元化的创业主体与各种要素（潜在利益相关者、市场、情境等）的互动共同创造机会（（方世建等，2013);Overholm,2015;张斌、陈详详，2018）(如下图)。机会是创业的核心，资源是机会基础，创业是基于特定情境下创业者匹配整合创业机会与资源的过程（赵兴庐、刘衡、张建琦，2017;蔡莉、鲁喜凤,2016）。社会网络又通过资源获取正向作用于机会识别能力(王飞绒徐永萍李正卫,2019)

ref:余维臻 刘锋,2020

具体创业机会可分为企业创建前的创业机会和企业创建后的创业机会。

企业创建前的创业机会。斯晓夫,王颂,傅颖(2016)指出基于创业机会发现的创业者视外部环境要素为创业经历的决定因素。外部环境包括奖金与激励的分配(Breugst et al.,2015)、过去的职业经历(Wright&Zammuto,2013)、过去成功创业经历的复制(Jaskiewicz et al.,2015)与社区联系的强度(Mc K-eever et al.,2015)。基于创业机会构建的创业者倾向于描述创造机会的主观要素，发挥创造性的想象力,迭代地思考如何打破环境束缚,达成更优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安排。

强调创业机会发现的文章认为,创业者发现创业机会是通过聚焦关键事件一步接一步深入分析事件特征,探索、聚类与筛选相关因素的结果。Breugst等(2015)以及Mathias等(2015)的文章明确指出,创业者早期经验中关键事件将在创业者的整个生命历程之中起着重大影响。进一步，Mc Keever等(2015)认为关键事件源自创业者与当地社区的长期互动形成的发现机会的敏感性。这些文章都提出了关键事件对于创业者的重大影响。而强调创业机会构建的文章则认为,创业者通过发散的途径对众多因素一步接一步深入分析因素特征,最终形成一种多因素组合的模式。他们关注由一系列细小的正在进行的互动串成的集体学习过程。

创业机会发现通常从微观层次(个体或团队)研究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倾向于关注客观有利的外部环境要素。而当涉及到机会构建(包含发现+构建)时,研究者多从组织域或行业的层次观察世界。

机会发现的创业者涉及的往往只有人、经验/经历、技术等外部环境要素间的“硬”的关联(Mathias et al.,2015)，机会构建的创业者不仅受经验影响,还受可渗透(permeable)、可锻造(malleable)的环境影响(Suddaby et al.,2015)，通过众迹认知来锻造环境,让大众接受新的产品或服务。

机会发现的创业者需要具有机会的识别、发现能力,不确定性的应对与把控能力以及团队的领导力等。而机会构建的创业者需要有质疑、观察、尝试以及将创意进行网络化交流的行为习惯(Dyer et al.,2008)，社交技能(Fligstein,2001)以及说服大众接受产品或服务创新的演讲技能(Suddaby&Greenwood,2005)。机会构建的共同参与者包括客户、投资人、合作伙伴、企业员工等(Snihur Y, Reiche B S, Quintane E,2017)。机会创造不同阶段利益相关者的作用:在机会还在想象中的初始阶段,创业者对机会的可行性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此时创业者会通过与其值得信任的同伴(比如家人、朋友和导师)进行互动以澄清机会未来的可行性,而在真正开始创造机会时,创业者则需要吸纳更多潜在的利益相关者,得到他们对机会的共识以使机会“客观化”(Wood M S, Mckinley W,2017)。在创业者向外部行动者展示和调整机会的转化阶段(translation),创业者需要引导更多潜在利益相关者的参与,而到了创业者将行动者的反馈整合到机会中的转变阶段(transformation),创业者则要确保这些利益相关者的持续参与,在逐步了解中加强对该机会的投入(Snihur Y, Reiche B S, Quintane E,2017)。在初创企业成立之后的机会迭代阶段中,创业者会面临数量更多、范围更广的利益相关者,其中最为特殊且重要的是风险投资人(刘志阳 李斌 庄欣荷,2019)。知识走廊、正式权威、社会关系以及无层次的资源(discursive resources)对机会构建的创业者来说是必备的(Wright&Raymond,2013)。

在现阶段制度先行的红利日渐式微背景下，成功的机会构建需要创业者调动资源、发现顾客的潜在需求,解除环境中正式的制度、社会、文化情境等束缚等(Eisenstadt,1980; Di Maggio,1988)。这些被构建出的创业机会将影响整个行业的价值链甚至整合多个行业价值链,创造出大量的新的创业和就业机会,形成“大众创业”的整体主义浪潮。通过定性的现实追踪或从历史资料和民族志中搜寻(Wright&Zammuto,2013;Alvarez et al.,2015;Mckeever et al.,2015)创业者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行为与互动,研究创业机会的源起、发展和转变等可能是经验研究的一个可行方案。
企业创建后的创业机会创业机会迭代与创业机会重构的最大区别在于是否破坏原有机会原型,创业机会迭代并未破坏原有机会原型(Wood M S, Mckinley W,2017)。创业机会的迭代过程中,首先是利益相关者通过反馈驱动创业机会迭代；创始人制定迭代战略;而后是创始人与团队成员、投资人等组织内人员达成战略共识。风险投资者的参与对于组织内战略共识的达成有着重要影响,因其更具导向作用(刘志阳 李斌 庄欣荷,2019)。创业分类

将创业企业分为衍生企业（Spin-off和Spin-out） 和新生企业（Start-up）。作为现有企业或机构的新 组织，衍生企业是集群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马力，臧旭恒,2012)。相对 于新生企业，创业家创业前所建立的商业和社会 网络使得衍生企业可获得较大的增长潜力(Agarwal R, Echambadi R, Franco A M et al,2004)。按衍生方 式和背景将衍生企业分为主动衍生和学术衍生企业。母体组织持有一定份额股权的衍生企业往 往为主动衍生。学术衍生企业，即由大学或研究机构的教授 和年轻研究人员开创的企业，在知识经济背景下 也开始受到广泛关注，特别是在电子产业和生物 医药产业领域。然而，学术创业家的学术目标导 向通常使其不能充分的参与市场(Harrison R, Leitch C,2010)，因此更多的充 当集群变革的发动者而不是持续推进者(Porter M E.,1998)。

在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中,创业的概念往往更多针对的是具有高增长潜力的技术型创业行为(Wong P K, Ho Y P, Autio E,2005)。技术型新创企业具有以下3方面特征:(1)与区域创业生态系统密切相关,通常在创业生态较为完善的区域呈集聚分布(Spigel B, Harrison R,2018;Qian H, Acs Z J,2013;Spigel B,2017);(2)具有高增长潜力和高风险并存的特征,并能提高区域创新水平,优化经济发展结构,促进就业,塑造区域的竞争优势(DahlstrandÅL,2007;Venkataraman S,2004);(3)新生技术型创业家通常来自本地的高校或现有科技企业,并通过其所在的社会网络形成技术和知识溢出效应(DahlstrandÅL, Jacobsson S,2003;Huggins R, Prokop D,2016)。根据企业的成立方式,将技术型新创企业分为3类:(1)由现有企业拓展经营范围而成立的多样化子企业;(2)由企业员工建立的衍生企业,母体企业对其可以构成持股关系或单纯的市场关系;(3)由不具有工作经验的创业者,如毕业生或科研人员创办的新企业(符文颖,2016)。根据企业的目标导向又可划分为以下2类:(1)高增长导向型新创企业:期望3 a内年均收入增长率达20%以上或者未来5 a其员工数量能达到20人以上的技术型企业(Herrington M, Kew P,2016;OECD.‘Erostat-OECD Manual on Business Demography’, Eurostat methodologies and working papers[R/OL]. http://www.oecd.org/std/39974460)。(2)创新导向型新创企业:以技术创新作为企业的核心战略,为消费者提供新的产品或服务,并且很少有企业能提供同类产品或服务的企业(Herrington M, Kew P,2016)。

从创业学习的视角，Slater 和 Narver ( 1995) 认为，创业学习包含两个维度， 即适应性学习和创造性学习［9］，而 Cope ( 2005) 将创业者的创业学习划分为适应型的创造式学习 和预期型的创造式学习［10］，Politis ( 2005) 考察 了创业者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的影响因 素［4］。创业者的探索式学习是指创业者通过网络联 系不断寻求新颖的方法以及吸收新奇的产品、技 术和市场信息来满足市场需求; 利用式学习是指 创业者通过建立网络联系来不断地寻求与现有技 术、产品和市场相关的信息来解决现有的问题。

产业集群对创业的影响

创业活动的产生和发展高度依赖于区域条件，包括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Hundt C, Sternberg R,2014)，本地化产业经济(Weterings A, Marsili O,2015),本地机构 密度(Casper S,2007)，人力资本存量( Qian H, Acs Z, Stough R R,2013)，以及特定的区域文化(Aoyama Y,2009)等。符文颖(2018) 认为有关区域环境影响创业活动产生和发展的主要代表性理论有创业知识溢出理论、创业生态系统理论以及区域创业系统理论。

创业知识溢出理论(Knowledge spillover theory of entrepreneurship)的主要论点是创业作为知识溢出的机制，创业企业家不仅是建构地方学习网络的主体，而且创业家的非本地化网络是各个区域创业(创新)系统间实现资源和知识流动和共享的重要方式,是全球与地方,区内与区外的重要知识连接者(Malecki(2011))。创新过程空间复杂性的提高产生了一个问题，即随着系统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和多变，创新过程承载了跨越时空尺度的参与者网络和机构环境，传统地域（本地、区域或国家）系统的视角已不能解释很多创新现象(Timothy G B, Coe N M,2001;Timothy G B, Coe N M,2018)。因此研究创业家的能动行为必须采用多空间尺度互动的地理视角,注重资源、网络和制度认同在各级尺度之间的转化和叠加效应。

创业生态系统理论是在区域创新系统概念下发展的创业系统思想,由Dunn(2005)首次提出，已形成“环境论”和“主体-环境论”两大学派。前者以Cohen B(2006)和Isenberg D J(2008)等为代表并认为创业生态体系是指创业企业所处的外部创业环境,主要包括为创业企业发展所提供的资源及参与组织(政府部门、科研和金融机构等)。后者以Vogel P(2013)、林嵩(2011)和蔡莉(2016)等为代表并认为创业生态体系是由创业企业和外部创业环境所构成的整个系统。Spigel(2017)将它定义为影响高增长型新创企业或创新型初创企业发展和成长的一系列区域环境要素组合。不同的是区域创新系统关注促进现有成熟企业(incumbent firms)创新表现的区域环境,而创业生态系统以创业主体为着眼点,将其整合到所处的区域背景环境,来解释创业活动的发生和发展(滕堂伟(2017))。该理论关注高增长型和创新型企业而非所有企业的独特需求与成长轨迹;强调背景环境在促进创业活动方面的重要作用;重视企业家的核心作用与创业知识和创业资源的流动机制。GEM将创业生态系统细分为10个框架条件:融资渠道,政府政策,政府创业规划,创业教育,研发转移,商业和法律基础,内部市场准入规章,内部市场发展动力、物理基础设施以及文化和社会规范。与创业生态系统理论的系统思想类似,区域创业系统是指对创业机会的产生、发现和开发产生交互系统影响的区域经济、社会、制度和其他因素(Qian H, Acs Z J., 2013)。区域创业系统明确了承担促进创业活动职能的地理单元,旨在界定具有地理边界效应的影响因素。

Qian H, Acs Z J.(2013)在创业知识溢出理论框架之上,结合吸收能力理论,提出3阶段模型,以分析区域结构因素以及制度文化因素是如何吸引人力资本,并通过人力资本所承载的知识生产和吸收能力功能间接作用于区域创业活动的产生和发展的。总的来说,在区域创业系统中,影响技术型创业的区域因素包括区域文化和社会规范(Aoyama Y.,2009)、人力资本质量和结构(Qian H,2017)、本地机构网络(特别是大学与融资机构之间的网络)(Huggins R, Prokop D,2016)、以大学研发活动为中介的大学产业政府三螺旋系统(Kim Y, Kim W, Yang T,2012)、风险资本机构密度(Storey D J, Tether B S,1998)等。然而,这些表象的区域因素在不同的制度背景下有特定的运行机制(Pan F, Zhao S X B, Wójcik D(2016);徐宜青,潘峰华,江小雨,等(2016))。符文颖(2018)强调区分产业集群的创业培育以及创业本地化机制非常重要, 因为产业集群可能孵化培育潜在创业家, 但潜在创业家在个人根植程度的基础上, 评估集群优势和劣势 (如激烈的企业竞争) 后, 可能会离开其孵化集群创立企业。如果混淆了集群的创业培育机制 (激发创业意愿) 和创业巩固机制 (留住新创企业) , 将会影响对集群的创业孵化机制的理解。

从网络视角看，创业资源和网络 具有地方根植性(Bellandi (2001) ;Audretsch D, Keilbach M,2007; Kenny M, Patton D,2005)。创业家及其网络的能动性实践更多的发 生在本地，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新创企业主要来 自于本地企业和机构的衍生。此外嵌入产业集群的企业将会获得集群当地因素两个方面的影响(Bahrami & Evans (2000) ; 买忆媛等 (2007))。一是政治系统中的组织网络, 另一个是商业系统中的组织网络。政治系统中的组织网络是指创业者及其新创企业与集群内的政府公共管理部门的关系网络, 由此形成了集群中特定公共管理制度, 即正式制度, 具体包括集群内相关管理、法律、补贴、基础设施等对新创企业的影响。商业系统中的组织网络是指创业者及其企业与行业协会、研究机构和其他企业间的关系网络, 即非正式制度, 由此形成了集群嵌入中社会规则规范、产业氛围、社会文化、地方商业惯例对新创企业的影响(徐茜,2020)。产业集群社会网络主要从三个方面影响衍生企业的创立和资源获取。第1，产业集群社会网络有助于提高创业机会识别的效率和效果(Timmons, 1999;Kourilsky, 1995; Hills & Lumpkin, 1997)。第2，产业集群社会网络便于资源所有者搜集到更多的关于创业者能力和新创企业技术与市场潜力的信息, 提高资源所有者的投资意愿(Shane和Cable (2002) ;Stein Kristiansen, 2004;杨勇,周勤,2013) 。第3, 产业集群社会网络的信任机制可以降低交易成本, 促进创业者之间的合作 (Stein Kristiansen, 2004) 。关系网络中关系的强弱对初创企业的成长有不同影响(姚小涛和席酉民(2008); 蔡宁和潘松挺(2008))。   

从知识溢出的视角，Nicola Brandt (2007) 指出, 产业集群中的知识溢出可以是信息的自愿交换、雇员之间的非正式谈话、工人流动、甚至工业间谍的结果。根据知识溢出的载体不同, 衍生企业借助产业集群知识溢出获取技术资源的途径大致可以分为两种, 即以人为载体的知识溢出和不以人为载体的知识溢出。以人为载体的知识溢出主要通过产业集群内人员之间的流动获得, 这种流动又可以分为三种方式:一是衍生企业通过吸引集群内相关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的员工跳槽或通过雇员流动来实现知识流动和技术资源获取(刘冰,陶海青,2006;毛军,2006;孟庆伟,樊波,2006;陈芳,胡蓓,2012)。二是衍生企业与集群母体组织 (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及其研发分支、大学或科研机构) 之间通过互相学习, 知识共享, 来提升彼此的知识水平、创新能力, 获取技术资源(任胜钢 李燚,2005);三是衍生企业可以借助产业集群网络关系, 尤其是集群内的非正式联系来分享内部知识, 获取技术资源（刘炜，李郇，欧俏珊，2013;马双,曾刚,吕国庆,2014;魏文川,田志龙,2015)。

创业对产业集聚的影响

集群起源研究主要有3支。第1支关注发起者。这类研究者认为集群起源阶段的影响因素不同于集群功能化阶段的影响因素(Bresnahan, Gambardella, & Saxenian, 2001)，但尚无法解释为何具备核心起源阶段的影响因素时集群仍未出现？第2支集群演变过程论(过程包括出现、成长、成熟，以及更新或消亡)认为集群的出现是由企业家精神、网络发展和各类自我增强机制(Menzel & Fornahl, 2010; Ter Wal & Boschma, 2011)，但尚无解释本地特征和区域历史如何影响集群动态性(Trippl et al., 2015;Henn & Bathelt, 2017)。第3支将集群出现作为产业路径创造的一种形式(Fornahl et al., 2010; Nefke, Henning, & Boschma, 2011)。近来研究进一步区分了企业和系统两个层次，其中企业层次的主体行为聚焦企业内部，包括企业初创、拆分过程和企业内创新，而系统层次则包括区域新路径创造过程中企业与非企业组织主体间协作行为(Hassink, Isaksen, & Trippl, 2019; MacKinnon, Dawley, Pike, & Cumbers, 2019;Anna M. Stephensa and Jörgen Sandberg(2019))。从知识溢出的视角，张 哲(2019)采用赵勇 等(2009)对知识溢出的界定，在借鉴闫华飞等(闫华飞，胡蓓,2012)研究成 果的基础上，从领先创业家示范效应，知识溢出效应， 创业家社会网络效应三个方面就创业家对产业集聚 的影响机理进行分析。事实上，创业家对产业集聚的理论模型主要有创业者驱动模型(闫华飞，胡蓓(2012))、生命周期模型(郑风田，程郁(2006))和创业家集聚演化模型(ＭＡＲＹＡＮＮ　 Ｐ　ＦＥＬＤＭＡＮ，ＪＯＨＡＮＮＡ　ＦＲＡＮＣＩS(2005))。

ref：闫华飞，胡蓓(2012)

ref:郑风田，程郁,2006

从网络视角，创业家集聚是将“弱连接”的个人网络嵌入到“强 连接”的群体网络中，通过社会网络的“强连接”性、外部性以及本地化惰性等促进产业集聚(吴义刚,2014)。基于社会网络，从知识溢出的视角，ＡＮＴＯＮＩＡ　ＲＯＳＡ　ＧＵＲＲＩＥＲＩ(2013)认为创业家社会网络促 进集聚区内的知识溢出，而知识溢出效应吸引创业家 在产业区集聚，创业家的集聚又进一步促进了创业家 社会网络的构建，进而形成一个正反馈回路。

集群演化与发展的研究主要有3条路径。第1条可称为集群生命周期理论，认为集群经历出现、成长、成熟和衰落/更新等固定阶段(Menzel and Fornahl (2010))。第2条主要来自Ter Wal and Boschma (2011)的工作，他们提出了利用企业动态能力(尤其是吸收能力)、技术演化路径和企业间关系网络等3个相联系的过程解释集群演化。第3条源自对集群生命周期的批判，他们强调集群主体的能动性以及集群演化结果的不确定性(Martin and Sunley (2011))。 Feldman et al. (2005)基于集群主体能动性和集群结构化将集群演化分为3个阶段：领先行动者抓住新技术出现的机会；领先行动者及其跟随者构建有利于技术发展的制度环境；领先行动者转变为风投，吸引外部资本投资新技术领域的初创企业。Steven Denney , Travis Southin & David A. Wolfe(2020)基于集群历史结构(劳动力池)与领先行动者在创立企业和构建适于企业发展的社会组织等行为上互动解释了多伦多ICT产业集群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