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创新系统-创业生态系统

创业概念

创业是一种创新。当一种产品或工艺过程达到商品化，方可以被认为发生了创新。知识创新是知识产品实现其市场价值，知识隐含性的程 度和空间接近的重要性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创新是积累的学习过程，因此互动学习是创新 系统的重要概念。欧洲创新环境研究小组 （GREMI）把创新环境视为培育创新和创新性企业的场所(王缉慈,2002)。Bresnahan, Gambardella and Saxenian(2001)对世界上很多地区产业群的一项研究发 现，营造一个新的产业群的原因与支持原有产业群 增长的原因是不同的。他们比较了信息和通讯技术产业群后发现，在产业群发展的初始阶段，外部效 应、集聚因素和结网协同并没有多大作用，而出色的企业家活动，以及他们创建新企业的冒险精神、 他们在原有技术和市场领域之外选择和适应新领域的能力，却是这些新集群产生的决定性因素。这些集群中，企业家的成功取决于进入区外主要市 场的能力。而且，这些集群能够吸引区外的专业化 人才。因此，集群关系的开放性和积极寻找外部市场就成为理解这些成功的集群为什么能够出现的 关键。

创业是指创办事业的行为和过程，即发现经济 机会并在市场中引入新想法(Gartner W B,1990)。OECD对创业的定 义为“创业家是市场经济中变革的推动者，通过积 极行动加快创新想法的产生、传播和应用(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从知识溢出的角度，将创业看作是知识溢出的一种形式，认 为知识聚集环境更容易制造出创业机会(AUDRETSCH D B，KEILBACH M,2007)。 根据经典创业 理论，创业是一个机会发现过程，知识和决策在其中扮演 了重要角色，机会是创业的核心和关键问题(KIRZNER I,1979;SHANE S，VENKATARAMAN S,2000;KRUEGER N F,2003; 高俊光1，陈 劲2，孙雪薇(2019))。

狭义的创业研究主 要关注新创企业，基于“全球创业观察”报告，新创 企业界定为“由企业家独立创建的、成立时间不超 过 42 个月的新企业”( Amoros J E, Bosma N,2013)。新创企业主要有 3 种类 型：1）现有企业范围化拓展经营过程中新建立的 多样化子企业；2）由现有企业或机构原有员工建 立的衍生企业，母体企业对其可以构成持股关系 或单纯的市场关系；3）由不具有产业工作经验的 创业者，如毕业生或科研人员成立的新生企业。广义的创业是创业导向（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也称企业家精神，企业 家导向等）概念的延伸。创业导向 型的企业参与产品创新，承担一定的风 险，并进行超前性的创新(Walter A, Auer M, Ritter T,2006)。

从组织战略过程维度，最早涉及创业导向概念的是 Ｍｉｎｔ－ ｚｂｅｒｇ，他 使 用 的 是 创 业 模 式（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ｍｏｄｅ）这 一术语。Ｍｉｌｌｅｒ提出通过创新性、风险承担和超前行动 ３个维度来描述创业型企业，将创业导向研究引入企业 层面。“三维度说”被认为是对创业导向内涵的首次明 确界定。１９９６年，Ｌｕｍｐｋｉｎ 和 Ｄｅｓｓ［２］在 三 维 度 基 础 上 加入自主性与积极竞争两个维度，将创业导向的内涵 扩展为五维 度。自 此，创业导向的主流研究脉络逐渐 清晰，创业导向这一术语也开始被广泛使用。创业导向即企业追逐新事业、应对新变化的一种心智模 式(Lumpkin G．，Dess G．,2001)，尤其对于面临“新生弱势”的新创企业而言，能否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较低的市场地位以及严峻的 资源约束等综合条件下形成战略性创业导向进而不断开发商业机会、建立竞争优势，关系到企业的生存和成长(Semrau T．，Ambos T．，Kraus S,2016; 胡望斌，张玉利,2012)。所谓网络导向，就是企业借助外部关系网络来解决创业困境的意愿和态度(董保宝,2015)。总体来看，网络导 向强调新企业对网络价值的思考、开发和利用，着眼于在特定情境中利用外部关系网络来满足自身发展需求。芮正云罗瑾琏甘静娴（2020）认为新企业需要情感型的网络嵌入机制来动员外部网络成员提供相应的帮助和支持，但是网络资源并不能直接一蹴而就转化为创业导向，因此还需要借助创业学习机制来实现对组织内外部资源的整合与重组， 在此过程中，新企业为了保持企业内部能力和资源结构与外部环境匹配，会积极调整现有战略，通过增强创业导向来支撑新企业的持续发展。实证发现新企业的网络嵌入与创业学习在"网络导向—创业导向"主效应中能起到正向调节作用,不过其中的利用性创业学习调节作用不显著，网络嵌入与创业学习之间存在一定的匹配互补性,其中关系嵌入与利用性学习、结构嵌入与探索性学习具有显著的协同调节效应。

创业理论

从创业者角度，创业理论经历了特质论、行为论和认知论的演变过程。创业活动的独特性本质上是创业情境特殊性诱发的独特认知和思维过程，并非来自于行为表现（Venkataraman etal.,2012）。认知结构和认知过程差异是导致创业者与非创业者差异的根本原因，通过分析创业者独特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可以更好地理解创业者的创业行为过程（Krueger&Day,2010）。而创业认知的独特性来自于创业情境而不是创业者（Baron,2004）。自从Haynie&Shepherd(2009）提出了认知适应性（反映创业者与情境互动调整认知策略的能力）概念，形成以创业者认知过程为核心，一方面致力于探索成功创业者基于特定情境的创业认知作用于创业过程中关键行为的机理及其边界条件；另一方面关注创业失败等极端情境对于创业者认知特征及其有效性的影响机制，形成“情境—思维—行为”为主线的研究框架与3个主流视角：一是基于创业行为背后的认知机制与成因研究；二是基于创业情境的认知决策过程机理；三是基于创业者及其团队的异质性提炼具体创业情境诱发的独特、典型的创业思维（杨俊、张玉利、刘依冉，2015）。创业想法的来源：生活多样性带来多重制度约束又派生出多样的生活需求，如纽约禁止宠物进餐厅而引发了餐厅外共享窝的创业机会；对风险的认知促进企业家精神形成，如通过纽约风投公司就职经历坚定创业并不断追逐自己长处而试验创业想法直至成功；幼时事故+现代技术创造创业机会，因合伙人在某城市而选择了该城市为创业地；因城市提供试验环境而选择该城市(sharon zukin,2020)，由此可见，大城市生活多样性、风投和创业者集聚促进了创业者想法的诞生与不断试错进而吸引更多的创业者。

从创业活动角度，资源与机会逐渐被认为是创业活动的两个最本质过程（吴晓波、周浩军，2010）。资源行为的演化经历了资源识别、获取、整合、利用四个阶段。相应地资源理论的发展经历了基础资源、依赖、拼凑和协奏理论。对创业机会的关注焦点从机会的产生动因转向产生过程（张斌、陈详详，2018）。首先需要探讨的是创业机会来源与属性，目前形成3种观点。第1种是机会发现论，认为机会并不依赖于创业者的意识而独立存在于客观环境之中，是外生的（Kirzner,1973、1997;Scott Shane,2000;Baron,2006）。第2种是机会创造论，认为机会本质上是一种主观的社会建构，由创业主体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和情境的互动所形成。第3种是发现论与创造论的融合。这种融合观有2个基础。一是创业机会之间的差异可能源自于客观环境，也可能产生于主观建构（Dimov,2007），创业机会存在于更加广阔的社会或文化环境,受助于创业者想象与社会化技能的互动,通过创业者概念化、客观化以及实施3个过程来完成创业机会构建的过程(Tocher et al.,2015;Wood&Mc Kinley,2010)。二是机会识别本质上是创业者与情境互动的过程与结果，认知方式和知识是互动基础，网络和信息是两者之间的互动媒介（Gregoire&Shepherd,2012）。机会是客观存在的，至少存在市场机会、技术变革和制度转型等机会窗口(余维臻 刘锋,2020),但这种客观因人、因时、因境不断变化，需要主观创造，两者不断包含或转化而循环发展(Zahra,2008;Davidsson,2015;斯晓夫,王颂,傅颖(2016))。其次，机会产生过程主要有3个视角。第1是行动理论，认为机会不是单独存在，而是在创业者有目的行动与社会结构独特共演的过程中形成的。第2是认知视角，Baron和Ward(2004）主张通过研究创业者的线性和非线性思维方式来分析机会识别的认知加工过程。第3是创业生态系统视角，认为创业生态系统中多元化的创业主体与各种要素（潜在利益相关者、市场、情境等）的互动共同创造机会（（方世建等，2013);Overholm,2015;张斌、陈详详，2018）(如下图)。机会是创业的核心，资源是机会基础，创业是基于特定情境下创业者匹配整合创业机会与资源的过程（赵兴庐、刘衡、张建琦，2017;蔡莉、鲁喜凤,2016）。社会网络又通过资源获取正向作用于机会识别能力(王飞绒徐永萍李正卫,2019)

ref:余维臻 刘锋,2020

具体创业机会可分为企业创建前的创业机会和企业创建后的创业机会。

企业创建前的创业机会。斯晓夫,王颂,傅颖(2016)指出基于创业机会发现的创业者视外部环境要素为创业经历的决定因素。外部环境包括奖金与激励的分配(Breugst et al.,2015)、过去的职业经历(Wright&Zammuto,2013)、过去成功创业经历的复制(Jaskiewicz et al.,2015)与社区联系的强度(Mc K-eever et al.,2015)。基于创业机会构建的创业者倾向于描述创造机会的主观要素，发挥创造性的想象力,迭代地思考如何打破环境束缚,达成更优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安排。

强调创业机会发现的文章认为,创业者发现创业机会是通过聚焦关键事件一步接一步深入分析事件特征,探索、聚类与筛选相关因素的结果。Breugst等(2015)以及Mathias等(2015)的文章明确指出,创业者早期经验中关键事件将在创业者的整个生命历程之中起着重大影响。进一步，Mc Keever等(2015)认为关键事件源自创业者与当地社区的长期互动形成的发现机会的敏感性。这些文章都提出了关键事件对于创业者的重大影响。而强调创业机会构建的文章则认为,创业者通过发散的途径对众多因素一步接一步深入分析因素特征,最终形成一种多因素组合的模式。他们关注由一系列细小的正在进行的互动串成的集体学习过程。

创业机会发现通常从微观层次(个体或团队)研究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倾向于关注客观有利的外部环境要素。而当涉及到机会构建(包含发现+构建)时,研究者多从组织域或行业的层次观察世界。

机会发现的创业者涉及的往往只有人、经验/经历、技术等外部环境要素间的“硬”的关联(Mathias et al.,2015)，机会构建的创业者不仅受经验影响,还受可渗透(permeable)、可锻造(malleable)的环境影响(Suddaby et al.,2015)，通过众迹认知来锻造环境,让大众接受新的产品或服务。

机会发现的创业者需要具有机会的识别、发现能力,不确定性的应对与把控能力以及团队的领导力等。而机会构建的创业者需要有质疑、观察、尝试以及将创意进行网络化交流的行为习惯(Dyer et al.,2008)，社交技能(Fligstein,2001)以及说服大众接受产品或服务创新的演讲技能(Suddaby&Greenwood,2005)。机会构建的共同参与者包括客户、投资人、合作伙伴、企业员工等(Snihur Y, Reiche B S, Quintane E,2017)。机会创造不同阶段利益相关者的作用:在机会还在想象中的初始阶段,创业者对机会的可行性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此时创业者会通过与其值得信任的同伴(比如家人、朋友和导师)进行互动以澄清机会未来的可行性,而在真正开始创造机会时,创业者则需要吸纳更多潜在的利益相关者,得到他们对机会的共识以使机会“客观化”(Wood M S, Mckinley W,2017)。在创业者向外部行动者展示和调整机会的转化阶段(translation),创业者需要引导更多潜在利益相关者的参与,而到了创业者将行动者的反馈整合到机会中的转变阶段(transformation),创业者则要确保这些利益相关者的持续参与,在逐步了解中加强对该机会的投入(Snihur Y, Reiche B S, Quintane E,2017)。在初创企业成立之后的机会迭代阶段中,创业者会面临数量更多、范围更广的利益相关者,其中最为特殊且重要的是风险投资人(刘志阳 李斌 庄欣荷,2019)。知识走廊、正式权威、社会关系以及无层次的资源(discursive resources)对机会构建的创业者来说是必备的(Wright&Raymond,2013)。

在现阶段制度先行的红利日渐式微背景下，成功的机会构建需要创业者调动资源、发现顾客的潜在需求,解除环境中正式的制度、社会、文化情境等束缚等(Eisenstadt,1980; Di Maggio,1988)。这些被构建出的创业机会将影响整个行业的价值链甚至整合多个行业价值链,创造出大量的新的创业和就业机会,形成“大众创业”的整体主义浪潮。通过定性的现实追踪或从历史资料和民族志中搜寻(Wright&Zammuto,2013;Alvarez et al.,2015;Mckeever et al.,2015)创业者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行为与互动,研究创业机会的源起、发展和转变等可能是经验研究的一个可行方案。
企业创建后的创业机会创业机会迭代与创业机会重构的最大区别在于是否破坏原有机会原型,创业机会迭代并未破坏原有机会原型(Wood M S, Mckinley W,2017)。创业机会的迭代过程中,首先是利益相关者通过反馈驱动创业机会迭代；创始人制定迭代战略;而后是创始人与团队成员、投资人等组织内人员达成战略共识。风险投资者的参与对于组织内战略共识的达成有着重要影响,因其更具导向作用(刘志阳 李斌 庄欣荷,2019)。创业分类

将创业企业分为衍生企业（Spin-off和Spin-out） 和新生企业（Start-up）。作为现有企业或机构的新 组织，衍生企业是集群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马力，臧旭恒,2012)。相对 于新生企业，创业家创业前所建立的商业和社会 网络使得衍生企业可获得较大的增长潜力(Agarwal R, Echambadi R, Franco A M et al,2004)。按衍生方 式和背景将衍生企业分为主动衍生和学术衍生企业。母体组织持有一定份额股权的衍生企业往 往为主动衍生。学术衍生企业，即由大学或研究机构的教授 和年轻研究人员开创的企业，在知识经济背景下 也开始受到广泛关注，特别是在电子产业和生物 医药产业领域。然而，学术创业家的学术目标导 向通常使其不能充分的参与市场(Harrison R, Leitch C,2010)，因此更多的充 当集群变革的发动者而不是持续推进者(Porter M E.,1998)。

在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中,创业的概念往往更多针对的是具有高增长潜力的技术型创业行为(Wong P K, Ho Y P, Autio E,2005)。技术型新创企业具有以下3方面特征:(1)与区域创业生态系统密切相关,通常在创业生态较为完善的区域呈集聚分布(Spigel B, Harrison R,2018;Qian H, Acs Z J,2013;Spigel B,2017);(2)具有高增长潜力和高风险并存的特征,并能提高区域创新水平,优化经济发展结构,促进就业,塑造区域的竞争优势(DahlstrandÅL,2007;Venkataraman S,2004);(3)新生技术型创业家通常来自本地的高校或现有科技企业,并通过其所在的社会网络形成技术和知识溢出效应(DahlstrandÅL, Jacobsson S,2003;Huggins R, Prokop D,2016)。根据企业的成立方式,将技术型新创企业分为3类:(1)由现有企业拓展经营范围而成立的多样化子企业;(2)由企业员工建立的衍生企业,母体企业对其可以构成持股关系或单纯的市场关系;(3)由不具有工作经验的创业者,如毕业生或科研人员创办的新企业(符文颖,2016)。根据企业的目标导向又可划分为以下2类:(1)高增长导向型新创企业:期望3 a内年均收入增长率达20%以上或者未来5 a其员工数量能达到20人以上的技术型企业(Herrington M, Kew P,2016;OECD.‘Erostat-OECD Manual on Business Demography’, Eurostat methodologies and working papers[R/OL]. http://www.oecd.org/std/39974460)。(2)创新导向型新创企业:以技术创新作为企业的核心战略,为消费者提供新的产品或服务,并且很少有企业能提供同类产品或服务的企业(Herrington M, Kew P,2016)。

从创业学习的视角，Slater 和 Narver ( 1995) 认为，创业学习包含两个维度， 即适应性学习和创造性学习［9］，而 Cope ( 2005) 将创业者的创业学习划分为适应型的创造式学习 和预期型的创造式学习［10］，Politis ( 2005) 考察 了创业者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的影响因 素［4］。创业者的探索式学习是指创业者通过网络联 系不断寻求新颖的方法以及吸收新奇的产品、技 术和市场信息来满足市场需求; 利用式学习是指 创业者通过建立网络联系来不断地寻求与现有技 术、产品和市场相关的信息来解决现有的问题。

产业集群对创业的影响

产业集群 (clusters) 是指同一类产业内的企业在同一地区的聚集 ( Schmitz, 1995) 。在产业集群区域创新体系中, 创新主体主要是由在地理上相互分工与关联的生产企业、研究机构和 高等教育机构等构成的区域性组织体系 ( P. N. Cooke, 1993) 。[4] (P543- 564) 但仅有集群中近距离信息知识 ( 尤 其是缄默知识) 交流和信任机制构建的内部创新网络还不够, 集群融入全球价值链, 获取外部异质性信息 有利于企业创新和集群升级 ( Humphrey, Schmitz, 2002; Pietrobelli, 2004) 。岳芳敏(2007)将集群中创新机制分为竞争性和 合作性两种。在竞争压力和创新激励下, 企业就产生出创新动力.在集群环境下, 合作性机制产生集群创新能力。合作性创新机制来自于集群创新环境和协作创新。创新能力体现为企业创新资源 ( 包括企业规模、资 金、人力资源) 的积累和信息交流水平 ( 包括信息交流数量和质量, 比如信息的同质、异质性) 两个维度 。其具体表征可以是企业规模、企业研发投入规模、人力资源情况、专利申请数量、创新活动的结果等。其创新机制是技术外溢、知识转移机制，主要指隐形知识流动；协作创新机制则是显性知识流动，包括企业网络、大企业主导、政府建立的创新平台以及与国外客户的协作创新 机制。

创业活动的产生和发展高度依赖于区域条件，包括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Hundt C, Sternberg R,2014)，本地化产业经济(Weterings A, Marsili O,2015),本地机构 密度(Casper S,2007)，人力资本存量( Qian H, Acs Z, Stough R R,2013)，以及特定的区域文化(Aoyama Y,2009)等。符文颖(2018) 认为有关区域环境影响创业活动产生和发展的主要代表性理论有创业知识溢出理论、创业生态系统理论以及区域创业系统理论。

创业知识溢出理论(Knowledge spillover theory of entrepreneurship)的主要论点是创业作为知识溢出的机制，创业企业家不仅是建构地方学习网络的主体，而且创业家的非本地化网络是各个区域创业(创新)系统间实现资源和知识流动和共享的重要方式,是全球与地方,区内与区外的重要知识连接者(Malecki(2011))。创新过程空间复杂性的提高产生了一个问题，即随着系统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和多变，创新过程承载了跨越时空尺度的参与者网络和机构环境，传统地域（本地、区域或国家）系统的视角已不能解释很多创新现象(Timothy G B, Coe N M,2001;Timothy G B, Coe N M,2018)。因此研究创业家的能动行为必须采用多空间尺度互动的地理视角,注重资源、网络和制度认同在各级尺度之间的转化和叠加效应。

创业生态系统理论是在区域创新系统概念下发展的创业系统思想,由Dunn(2005)首次提出，已形成“环境论”和“主体-环境论”两大学派。前者以Cohen B(2006)和Isenberg D J(2008)等为代表并认为创业生态体系是指创业企业所处的外部创业环境,主要包括为创业企业发展所提供的资源及参与组织(政府部门、科研和金融机构等)。后者以Vogel P(2013)、林嵩(2011)和蔡莉(2016)等为代表并认为创业生态体系是由创业企业和外部创业环境所构成的整个系统。Spigel(2017)将它定义为影响高增长型新创企业或创新型初创企业发展和成长的一系列区域环境要素组合。不同的是区域创新系统关注促进现有成熟企业(incumbent firms)创新表现的区域环境,而创业生态系统以创业主体为着眼点,将其整合到所处的区域背景环境,来解释创业活动的发生和发展(滕堂伟(2017))。该理论关注高增长型和创新型企业而非所有企业的独特需求与成长轨迹;强调背景环境在促进创业活动方面的重要作用;重视企业家的核心作用与创业知识和创业资源的流动机制。GEM将创业生态系统细分为10个框架条件:融资渠道,政府政策,政府创业规划,创业教育,研发转移,商业和法律基础,内部市场准入规章,内部市场发展动力、物理基础设施以及文化和社会规范。与创业生态系统理论的系统思想类似,区域创业系统是指对创业机会的产生、发现和开发产生交互系统影响的区域经济、社会、制度和其他因素(Qian H, Acs Z J., 2013)。区域创业系统明确了承担促进创业活动职能的地理单元,旨在界定具有地理边界效应的影响因素。

Qian H, Acs Z J.(2013)在创业知识溢出理论框架之上,结合吸收能力理论,提出3阶段模型,以分析区域结构因素以及制度文化因素是如何吸引人力资本,并通过人力资本所承载的知识生产和吸收能力功能间接作用于区域创业活动的产生和发展的。总的来说,在区域创业系统中,影响技术型创业的区域因素包括区域文化和社会规范(Aoyama Y.,2009)、人力资本质量和结构(Qian H,2017)、本地机构网络(特别是大学与融资机构之间的网络)(Huggins R, Prokop D,2016)、以大学研发活动为中介的大学产业政府三螺旋系统(Kim Y, Kim W, Yang T,2012)、风险资本机构密度(Storey D J, Tether B S,1998)等。然而,这些表象的区域因素在不同的制度背景下有特定的运行机制(Pan F, Zhao S X B, Wójcik D(2016);徐宜青,潘峰华,江小雨,等(2016))。符文颖(2018)强调区分产业集群的创业培育以及创业本地化机制非常重要, 因为产业集群可能孵化培育潜在创业家, 但潜在创业家在个人根植程度的基础上, 评估集群优势和劣势 (如激烈的企业竞争) 后, 可能会离开其孵化集群创立企业。如果混淆了集群的创业培育机制 (激发创业意愿) 和创业巩固机制 (留住新创企业) , 将会影响对集群的创业孵化机制的理解。

从网络视角看，创业资源和网络 具有地方根植性(Bellandi (2001) ;Audretsch D, Keilbach M,2007; Kenny M, Patton D,2005)。创业家及其网络的能动性实践更多的发 生在本地，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新创企业主要来 自于本地企业和机构的衍生。此外嵌入产业集群的企业将会获得集群当地因素两个方面的影响(Bahrami & Evans (2000) ; 买忆媛等 (2007))。一是政治系统中的组织网络, 另一个是商业系统中的组织网络。政治系统中的组织网络是指创业者及其新创企业与集群内的政府公共管理部门的关系网络, 由此形成了集群中特定公共管理制度, 即正式制度, 具体包括集群内相关管理、法律、补贴、基础设施等对新创企业的影响。商业系统中的组织网络是指创业者及其企业与行业协会、研究机构和其他企业间的关系网络, 即非正式制度, 由此形成了集群嵌入中社会规则规范、产业氛围、社会文化、地方商业惯例对新创企业的影响(徐茜,2020)。产业集群社会网络主要从三个方面影响衍生企业的创立和资源获取。第1，产业集群社会网络有助于提高创业机会识别的效率和效果(Timmons, 1999;Kourilsky, 1995; Hills & Lumpkin, 1997)。第2，产业集群社会网络便于资源所有者搜集到更多的关于创业者能力和新创企业技术与市场潜力的信息, 提高资源所有者的投资意愿(Shane和Cable (2002) ;Stein Kristiansen, 2004;杨勇,周勤,2013) 。第3, 产业集群社会网络的信任机制可以降低交易成本, 促进创业者之间的合作 (Stein Kristiansen, 2004) 。关系网络中关系的强弱对初创企业的成长有不同影响(姚小涛和席酉民(2008); 蔡宁和潘松挺(2008))。   

从知识溢出的视角，Nicola Brandt (2007) 指出, 产业集群中的知识溢出可以是信息的自愿交换、雇员之间的非正式谈话、工人流动、甚至工业间谍的结果。根据知识溢出的载体不同, 衍生企业借助产业集群知识溢出获取技术资源的途径大致可以分为两种, 即以人为载体的知识溢出和不以人为载体的知识溢出。以人为载体的知识溢出主要通过产业集群内人员之间的流动获得, 这种流动又可以分为三种方式:一是衍生企业通过吸引集群内相关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的员工跳槽或通过雇员流动来实现知识流动和技术资源获取(刘冰,陶海青,2006;毛军,2006;孟庆伟,樊波,2006;陈芳,胡蓓,2012)。二是衍生企业与集群母体组织 (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及其研发分支、大学或科研机构) 之间通过互相学习, 知识共享, 来提升彼此的知识水平、创新能力, 获取技术资源(任胜钢 李燚,2005);三是衍生企业可以借助产业集群网络关系, 尤其是集群内的非正式联系来分享内部知识, 获取技术资源（刘炜，李郇，欧俏珊，2013;马双,曾刚,吕国庆,2014;魏文川,田志龙,2015)。

创业对产业集聚的影响

集群起源研究主要有3支。第1支关注发起者。这类研究者认为集群起源阶段的影响因素不同于集群功能化阶段的影响因素(Bresnahan, Gambardella, & Saxenian, 2001)，但尚无法解释为何具备核心起源阶段的影响因素时集群仍未出现？第2支集群演变过程论(过程包括出现、成长、成熟，以及更新或消亡)认为集群的出现是由企业家精神、网络发展和各类自我增强机制(Menzel & Fornahl, 2010; Ter Wal & Boschma, 2011)，但尚无解释本地特征和区域历史如何影响集群动态性(Trippl et al., 2015;Henn & Bathelt, 2017)。第3支将集群出现作为产业路径创造的一种形式(Fornahl et al., 2010; Nefke, Henning, & Boschma, 2011)。近来研究进一步区分了企业和系统两个层次，其中企业层次的主体行为聚焦企业内部，包括企业初创、拆分过程和企业内创新，而系统层次则包括区域新路径创造过程中企业与非企业组织主体间协作行为(Hassink, Isaksen, & Trippl, 2019; MacKinnon, Dawley, Pike, & Cumbers, 2019;Anna M. Stephensa and Jörgen Sandberg(2019))。从知识溢出的视角，张 哲(2019)采用赵勇 等(2009)对知识溢出的界定，在借鉴闫华飞等(闫华飞，胡蓓,2012)研究成 果的基础上，从领先创业家示范效应，知识溢出效应， 创业家社会网络效应三个方面就创业家对产业集聚 的影响机理进行分析。事实上，创业家对产业集聚的理论模型主要有创业者驱动模型(闫华飞，胡蓓(2012))、生命周期模型(郑风田，程郁(2006))和创业家集聚演化模型(ＭＡＲＹＡＮＮ　 Ｐ　ＦＥＬＤＭＡＮ，ＪＯＨＡＮＮＡ　ＦＲＡＮＣＩS(2005))。

ref：闫华飞，胡蓓(2012)

ref:郑风田，程郁,2006

从网络视角，创业家集聚是将“弱连接”的个人网络嵌入到“强 连接”的群体网络中，通过社会网络的“强连接”性、外部性以及本地化惰性等促进产业集聚(吴义刚,2014)。基于社会网络，从知识溢出的视角，ＡＮＴＯＮＩＡ　ＲＯＳＡ　ＧＵＲＲＩＥＲＩ(2013)认为创业家社会网络促 进集聚区内的知识溢出，而知识溢出效应吸引创业家 在产业区集聚，创业家的集聚又进一步促进了创业家 社会网络的构建，进而形成一个正反馈回路。

集群演化与发展的研究主要有3条路径。第1条可称为集群生命周期理论，认为集群经历出现、成长、成熟和衰落/更新等固定阶段(Menzel and Fornahl (2010))。第2条主要来自Ter Wal and Boschma (2011)的工作，他们提出了利用企业动态能力(尤其是吸收能力)、技术演化路径和企业间关系网络等3个相联系的过程解释集群演化。第3条源自对集群生命周期的批判，他们强调集群主体的能动性以及集群演化结果的不确定性(Martin and Sunley (2011))。 Feldman et al. (2005)基于集群主体能动性和集群结构化将集群演化分为3个阶段：领先行动者抓住新技术出现的机会；领先行动者及其跟随者构建有利于技术发展的制度环境；领先行动者转变为风投，吸引外部资本投资新技术领域的初创企业。Steven Denney , Travis Southin & David A. Wolfe(2020)基于集群历史结构(劳动力池)与领先行动者在创立企业和构建适于企业发展的社会组织等行为上互动解释了多伦多ICT产业集群的演变。

ref:

创业与产业集群

1.创业概念

创业是指创办事业的行为和过程，即发现经济 机会并在市场中引入新想法(Gartner W B,1990)。OECD对创业的定 义为“创业家是市场经济中变革的推动者，通过积 极行动加快创新想法的产生、传播和应用(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狭义的创业研究主 要关注新创企业，基于“全球创业观察”报告，新创 企业界定为“由企业家独立创建的、成立时间不超 过 42 个月的新企业”( Amoros J E, Bosma N,2013)。新创企业主要有 3 种类 型：1）现有企业范围化拓展经营过程中新建立的 多样化子企业；2）由现有企业或机构原有员工建 立的衍生企业，母体企业对其可以构成持股关系 或单纯的市场关系；3）由不具有产业工作经验的 创业者，如毕业生或科研人员成立的新生企业。广义的创业是创业导向概念的延伸。创业导向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也称企业家精神，企业 家导向等）型的企业参与产品创新，承担一定的风 险，并进行超前性的创新(Walter A, Auer M, Ritter T,2006)。对于企业进入、竞 争以及学习来说，区域尺度的分析比国家尺度更加 合适( Fritsch M, Schmude J,2006)，尽管目前还 缺乏一个统一明确的概念界定，从不同学者对地方 创业的研究中，可以发现3个方面的基本特征：一是 创业活动的产生和发展高度依赖于区域条件，包括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Hundt C, Sternberg R,2014)，本地化产业经济(Weterings A, Marsili O,2015),本地机构 密度(Casper S,2007)，人力资本存量( Qian H, Acs Z, Stough R R,2013)，以及特定的区域文化(Aoyama Y,2009)等； 二是创业家及其网络的能动性实践更多的发 生在本地，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新创企业主要来 自于本地企业和机构的衍生，因此创业资源和网络 具有地方根植性(Audretsch D, Keilbach M,2007; Kenny M, Patton D,2005)，创业家们在本地共同的工作 经验（同事，供应商和客户等）而建立起信任感，又 熟知本地产业发展而能形成对未来发展共同的预 期和目标(Parthasarathy B, Aoyama Y,2006)。

将创业企业分为衍生企业（Spin-off和Spin-out） 和新生企业（Start-up）。作为现有企业或机构的新 组织，衍生企业是集群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马力，臧旭恒,2012)。相对 于新生企业，创业家创业前所建立的商业和社会 网络使得衍生企业可获得较大的增长潜力(Agarwal R, Echambadi R, Franco A M et al,2004)。在 集群转型期，这也能赋予衍生企业相对于新生企 业较大的网络能力和能动性。另一方面，衍生方 式和背景决定了不同类型衍生企业的网络强度和 广度。母体组织持有一定份额股权的衍生企业往 往为主动衍生，因此相对于被动衍生型企业与母 体组织有较大的资源和能力协同关系。然而，与母 体组织的网络联系有时不仅不会促进衍生企业变 革和创新，相反还会使其进入组织锁定过程，譬如 社会网络的局限性以及对成功模式的近视性学习 效仿，更多地复制现有的组织范式和商业实践( Staber U,2005)。学术衍生企业，即由大学或研究机构的教授 和年轻研究人员开创的企业，在知识经济背景下 也开始受到广泛关注，特别是在电子产业和生物 医药产业领域。然而，学术创业家的学术目标导 向通常使其不能充分的参与市场(Harrison R, Leitch C,2010)，因此更多的充 当集群变革的发动者而不是持续推进者(Porter M E.,1998)。在资 本市场活跃并且创业文化包容的区域，连环创业 家（serial entrepreneur），即有多次成功或失败创业 经验的创业者，往往相对首次创业企业具有更强 的创新导向(Westhead P, Ucbasaran D, Wright M,2003)，由此更能够为集群引入新的技术和 组织范式。相比于东欧和独联体 转型经济体，中国活跃的创业现象和薄弱的制度 环境形成强烈的对比，并挑战传统的创业制度范 式。Yang提出双重企业家（double entrepreneur）的 概念(Yang K,2007)，其双重性体现在其同时活跃在经济以及社 会政治两个领域，他进一步指出转型过程中的制 度漏洞与中国政治体制特点的结合，使得双重企 业家通过与政府的不断协商，寻找市场创业机会， 这是解释中国创业迅速增长的重要原因。在地方 分权的背景下，双重企业家的制度和市场实践主 要集中在地方层面，同时中国政策制定的实验性 特点，地方官员晋升的激励促使其与富有创业进 取精神的企业家形成紧密的关系网络，并赋予了 双重企业家较强的制度能力，共同探讨市场经济 转型的区域示范模式。但这种适用于应用创新的模式是否会阻碍突破性创新呢？符文颖(2016)提出了宏观层次的基 于不同类型的地方创业主体在特定产业集群环境 下的战略能动行为的比较研究和微观层次的地方创业 社区及其空间生产逻辑研究等方向。

在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中,创业的概念往往更多针对的是具有高增长潜力的创业行为(Wong P K, Ho Y P, Autio E,2005),即技术型新创企业的创建。Colombo M G, Piva E(2012)将技术型新创企业界定为起源于研究者的某一项发明创造,并把它商业化的企业。Rickne A(2006)的概念更清楚的说明了其技术目标导向,即依赖技术而获得生存发展的企业。从经济地理学的相关研究中,可以发现技术型新创企业具有以下3方面特征:(1)与区域创业生态系统密切相关,通常在创业生态较为完善的区域呈集聚分布(Spigel B, Harrison R,2018;Qian H, Acs Z J,2013;Spigel B,2017);(2)具有高增长潜力和高风险并存的特征,并能提高区域创新水平,优化经济发展结构,促进就业,塑造区域的竞争优势(DahlstrandÅL,2007;Venkataraman S,2004);(3)新生技术型创业家通常来自本地的高校或现有科技企业,并通过其所在的社会网络形成技术和知识溢出效应(DahlstrandÅL, Jacobsson S,2003;Huggins R, Prokop D,2016)。全球创业观察(GEM)把新创企业界定为“由企业家创建、并且成立时间不超过42个月的新企业”(Herrington M, Kew P,2016)。综合以上分析,本文基于地理学视角将技术型新创企业界定为在个人创业特质驱动下,在其所处的背景环境(包括结构性的、制度性的和文化性的)影响下发生和发展,把想法、技术或发明创造商业化的以高成长、高风险、高研发密度为特征的成立时间不超过42个月的企业。为了日后的深入研究,需要对技术型新创企业的类型做出划分。根据企业的成立方式,可以分为以下3类:(1)由现有企业拓展经营范围而成立的多样化子企业;(2)由企业员工建立的衍生企业,母体企业对其可以构成持股关系或单纯的市场关系;(3)由不具有工作经验的创业者,如毕业生或科研人员创办的新企业(符文颖,2016)。根据企业的目标导向又可划分为以下2类:(1)高增长导向型新创企业:期望3 a内年均收入增长率达20%以上或者未来5 a其员工数量能达到20人以上的技术型企业(Herrington M, Kew P,2016;OECD.‘Erostat-OECD Manual on Business Demography’, Eurostat methodologies and working papers[R/OL]. http://www.oecd.org/std/39974460)。(2)创新导向型新创企业:以技术创新作为企业的核心战略,为消费者提供新的产品或服务,并且很少有企业能提供同类产品或服务的企业(Herrington M, Kew P,2016)。符文颖等 (2019)指出技术型新创企业的地理集聚度取决于产业类型及其知识基础,并且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其他企业研发中心开展技术研发活动已成为创新型和技术型企业的通行做法。

知识创业，或称知识溢出创业（knowledge spillover entrepreneurship），是将创业看作是知识溢出的一种形式，认 为知识聚集环境更容易制造出创业机会(AUDRETSCH D B，KEILBACH M,2007)。 根据经典创业 理论，创业是一个机会发现过程，知识和决策在其中扮演 了重要角色，机会是创业的核心和关键问题(KIRZNER I,1979;SHANE S，VENKATARAMAN S,2000;KRUEGER N F,2003)。高俊光1，陈 劲2，孙雪薇(2019)采用国际研究项目“全球创业观察”(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GEM) 向公众提供的数据。问卷和数据都在网站( www． gemconsortium． org) 上共享。GEM 项目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创业研究，通过项目中心广泛协调，由各国项目小组执行完成数据收集工作，确保提供高质量的信息，其全面的报告大大增强了对创业现象的认识。其中针对成年人的人口调查( Adult Population Survey: APS)着眼于个人创业的特点、动机、抱负，以及社会对创业的态度等，对参与创业活动的成年人进行了抽样和采访。从 2013 年开始，APS 询问了关于商业关系和创新的问题。本文使用 GEM 2017 年公开数据集，进一步锁定中国大陆数据，使用其中管理企业经营业务子样本。从中选取本研究内容所需数据，在剔除存在缺失项目和明显错误的数据后，最终用于本研究的有效数据为 223 组.研究开放度对新创小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考虑吸收能力和市场环境的作用,发现开放度、吸收能力均对新创小企业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 开放度对吸收能力有正向影响; 吸收能力在开放度与创新绩效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市场环境因素在开放度和创新绩效之间起到调节作用

2.产业集群对创业的影响

Bellandi (2001) 提出, 嵌入度是一种描述个体经济与社会关系的个体指标, 代表了个体获得当地因素的利益和标准再生产的可能性。所谓当地因素, 是指那些被决策制定者所接受的有关商业行为的认知和规范限制, 当地因素带给企业的积极影响可能涉及构成当地核心竞争力的专门化生产知识、与当地伙伴发生公平商业行为的所有知识等, 如果一个企业没有嵌入到当地的集群, 将会很难获得以上三方面的利益[7]。众多研究显示, 产业集群作为一种特殊的创业环境, 比非产业集群能为其内部的创业者提供更多的帮助和支持[8], 处于产业集群内部的企业将会获得集群当地因素的积极影响。这些当地因素对于企业的认知和规范的限制, 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当地制度氛围。因此本文提出产业集群嵌入的概念, 用来衡量新创企业受到产业集群制度因素对创业人才及其创业活动的影响。其中, 嵌入的主体是创业人才, 嵌入的对象是产业集群。这种影响来源于两个方面, 一是政治系统中的组织网络, 另一个是商业系统中的组织网络[8]。政治系统中的组织网络是指创业者及其新创企业与集群内的政府公共管理部门的关系网络, 由此形成了集群中特定公共管理制度, 即正式制度, 具体包括集群内相关管理、法律、补贴、基础设施等对新创企业的影响。商业系统中的组织网络是指创业者及其企业与行业协会、研究机构和其他企业间的关系网络, 即非正式制度, 由此形成了集群嵌入中社会规则规范、产业氛围、社会文化、地方商业惯例对新创企业的影响[6, 10]。

来源： https://x.cnki.net/psmc#/Knowledge

创业研究在最近二十年间得到了快速发展, 在创业者特征、创业类型、创业动机与导向、创业过程与创业企业成长等议题上取得了丰富成果。根据蒂蒙斯 (Timmons, 1999) 创业模型, 创业前行为主要是指创业机会的感知和识别, 是创业过程的核心要素和开端, 目的在于识别能为市场创造或增加新价值的产品或服务。相较于其他环境下的创业, 产业集群中创业机会感知和识别相对简单, 并且承担的风险更小。产业集群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产业在区域和资源上的集中性。这种集中性将减低进入该领域和新创企业的风险, 增加了获取资源和成功的机会。Bahrami & Evans (2000) 指出集群内优越的环境、风险投资、社会资本和企业家精神等因素吸引了大量创业者进入, 降低了创业者的创业难度[14]。当创新系统发展到一定程 度后，系统内部企业家个体之间以及个体与外界环境之间便会通过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网络关系，逐 渐演进成为企业家集群系统( 刘新民等，2015)。区域创新系统与企业家集群的发展相辅相成，每一个创新系统背后都隐藏着庞大的企业家集群 队伍。企业家集群系统涌现性的产生，首先源于它是一个复 杂的自适应系统，具备非线性、自组织、非平衡性和多个吸引子等前提特征。企业家集群 是包含个体企业家、集群环境及其相互关系的复杂网络系统，集群内企业家之间多以亲缘、血缘、地 缘、姻缘、学缘和由此发展而来的关系为纽带，通过错综复杂的网络结构保持着协作关系。这种非线性的企业家集群网络结构形成以下三个基本特征：其一，企业家集群网络是合作的网络。企业家之间通过网络组织自觉进行资源、知识和信息共 享，在有效的竞争与合作中达到“1 + 1 ＞ 2”的效果。 其二，企业家集群网络是创新的网络。网络组织为集群企业家进行频繁的非正式交流提供了通 道，使得孤立分散在每个企业家个体( 网络节点) 的知识能得到扩散和传播，尤其是对地方性和隐性知 识的扩散，能激发企业家产生创新的新思想。 其三，企业家集群网络是复杂的网络。每个企业家节点的活性程度、企业家节点的分化与繁殖、 节点之间联接的方式与程度以及集群所处的时空环境变化等，每一个因素的变化都会通过网络结构 导致集群组织中其他因素的改变，使整个集群系统表现出复杂的动态自适应性( 魏巍和郭和平， 2010)。买忆媛等 (2007) 研究认为:集群创新优势本身就具有创业优势, 产业集群优越的环境和创业平台、健全的创业机制, 都促使创业者创业成功[15]。因此, 在产业集群内的创业前行为具体表现为创业者在集群内的集聚行为。

张玉利认为, 现有的创业研究已经突破对创业者个性特质的争论, 而开始转向学科体系的构建。这体现在关注创业过程、侧重企业生命周期前端的研究、关注创业过程中的独特行为, 以及总结独特行为背后的决策方式等方面。他强调在研究中需要关注企业生命周期前端的创业活动并将其与成长联系起来, 创业者先前知识和经验影响着新企业的创新性;从行为层面上看, 创业导向强调把握机会而非资源, 强调承担风险而非规避风险等行为特征, 它似乎更契合于手段导向的非线性过程而非目标导向的线性过程, 不同的创业导向强度将影响到新企业的成长和绩效(张书军,王珺,李新春,丘海雄,2007)。符文颖(2018) 认为有关区域环境影响创业活动产生和发展的主要代表性理论有创业知识溢出理论、创业生态系统理论以及区域创业系统理论。创业知识溢出理论(Knowledge spillover theory of entrepreneurship)的主要论点是创业作为知识溢出的机制，创业企业家不仅是建构地方学习网络的主体，而且创业家的非本地化网络是各个区域创业(创新)系统间实现资源和知识流动和共享的重要方式,是全球与地方,区内与区外的重要知识连接者(Malecki(2011))。创新过程空间复杂性的提高产生了一个问题，即随着系统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和多变，创新过程承载了跨越时空尺度的参与者网络和机构环境，传统地域（本地、区域或国家）系统的视角已不能解释很多创新现象(Timothy G B, Coe N M,2001;Timothy G B, Coe N M,2018)。因此研究创业家的能动行为必须采用多空间尺度互动的地理视角,注重资源、网络和制度认同在各级尺度之间的转化和叠加效应。创业生态系统理论是在区域创新系统概念下发展的创业系统思想,Spigel(2017)将它定义为影响高增长型新创企业或创新型初创企业发展和成长的一系列区域环境要素组合。不同的是区域创新系统关注促进现有成熟企业(incumbent firms)创新表现的区域环境,而创业生态系统以创业主体为着眼点,将其整合到所处的区域背景环境,来解释创业活动的发生和发展。该理论关注高增长型和创新型企业而非所有企业的独特需求与成长轨迹;强调背景环境在促进创业活动方面的重要作用;重视企业家的核心作用与创业知识和创业资源的流动机制。GEM将创业生态系统细分为10个框架条件:融资渠道,政府政策,政府创业规划,创业教育,研发转移,商业和法律基础,内部市场准入规章,内部市场发展动力、物理基础设施以及文化和社会规范。与创业生态系统理论的系统思想类似,区域创业系统是指对创业机会的产生、发现和开发产生交互系统影响的区域经济、社会、制度和其他因素(Qian H, Acs Z J., 2013)。区域创业系统明确了承担促进创业活动职能的地理单元,旨在界定具有地理边界效应的影响因素。Qian H, Acs Z J.(2013)在创业知识溢出理论框架之上,结合吸收能力理论,提出3阶段模型,以分析区域结构因素以及制度文化因素是如何吸引人力资本,并通过人力资本所承载的知识生产和吸收能力功能间接作用于区域创业活动的产生和发展的。总的来说,在区域创业系统中,影响技术型创业的区域因素包括区域文化和社会规范(Aoyama Y.,2009)、人力资本质量和结构(Qian H,2017)、本地机构网络(特别是大学与融资机构之间的网络)(Huggins R, Prokop D,2016)、以大学研发活动为中介的大学产业政府三螺旋系统(Kim Y, Kim W, Yang T,2012)、风险资本机构密度(Storey D J, Tether B S,1998)等。然而,这些表象的区域因素在不同的制度背景下有特定的运行机制。如Pan F, Zhao S X B, Wójcik D(2016)对中国风险资本分布的研究指出,受到中国金融市场制度的影响,风险资本的分布受到高科技的作用较小,更多的表现为政治联系和关系网络驱动的特点。徐宜青,潘峰华,江小雨,等(2016)对北京风险投资的研究指出,外资机构在北京市风险投资合作网络中具有主导地位,可见全球化也是中国风险资本发展背后的驱动因素。Ahlstrom D, Bruton G D(2002)关于中国技术型创业家与制度环境互动的研究指出,在中国不完善的市场体制环境下,成功的高科技创业家通过战略联盟方式,寻求所在产业的合理性,建立标准和执行规则以保护企业产权。在中国关系式文化的商业环境中,创业家必须有战略意识地建立和使用关系,包括选择其具有关系资本的区位,或在其没有关系网络的区位积极通过互惠和恩赠的方式建立与政府或者商业伙伴的关系。符文颖(2018)强调区分产业集群的创业培育以及创业本地化机制非常重要, 因为产业集群可能孵化培育潜在创业家, 但潜在创业家在个人根植程度的基础上, 评估集群优势和劣势 (如激烈的企业竞争) 后, 可能会离开其孵化集群创立企业。如果混淆了集群的创业培育机制 (激发创业意愿) 和创业巩固机制 (留住新创企业) , 将会影响对集群的创业孵化机制的理解。
杨勇周勤(2013)基于1998—2005年美国专利局USPTO的合作发明专利数据, 以5年为时间窗口构建80个高技术集群网络, 采用Pajek网络分析工具提取集群网络的网络特征数值, 以Harvard大学的Cluster Mapping Project数据库中产业集群中新创企业数目度量企业家精神发展水平, 建立计量模型研究产业集群的网络特性与区域企业家精神发展之间定量关系, 分析集群网络中知识溢出对企业家精神发展的促进作用。本文的研究结果与Delgado等 (2010) 的研究相一致, 即集群有利于企业家创业, 不同之处在于Delgado (2010) 强调集群的集聚效应对于企业家精神发展水平的影响, 而本文则注重于产业集群的网络结构对企业家精神发展水平的影响, 通过研究, 我们发现集群网络的集聚程度越大越有利于新企业的创立, 而集群网络中节点间平均路径距离越大, 新创企业数越少。

基于话语分析方法研究了集群情景下小微企业进化创业行为这一核心论题, 提升了核心论题驱动机理的相宜性认识。基本结论如下: 第一, 小微企业的进化创业行为是一个系统性概念, 微创新、战略更新和风险投资是其完整的3 个侧面。第二, 小微企业的进化创业行为离不开外部集群情景的影响, 结构、关系和认知维度可进一步阐释为网络节点、关系氛围和集群认知。第三, 集群情景对进化创业的驱动机理是4 个驱动因子的集合, 聚焦点是学习、挤压、过滤和治理。第四, 驱动机理可以刻画为网络节点→刻意学习等24 条关系路径, 按照条目数的多少区分为17 条强关系路径和7 条弱关系路径。创业者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络对机会的感知非常重要, 这种关系网络是作为企业的重要隐形资源, 对于创业企业的生存以及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成功的创业企业通常能够从其社会网络中捕捉商机、获取资源, 给企业创造出显性资源无法实现的价值。以中小企业的集群为载体的网络状组织是一种富有活力的创业组织形态, 由于集群具有资源优势和成本优势, 列维·施特劳斯关于拼凑——用手头的资源直接行动的概念, 解释了很多我们观察到的小企业的行为, 他们利用其他公司拒绝或是忽略的物质、社会、制度投入, 创造出新的价值, 创建新企业。创业者在集群中, 还可以认识结交许多相关人员, 通过交往, 形成自己的团队(李功网,罗余才,2011)。Sigrist通过定性研究, 他认为存在两类的先前知识与机会感知过程相关联。一类是创业者具有浓厚兴趣领域内的知识, 在这种兴趣爱好的驱使下, 创业者会花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来学习提升其能力, 并在这个领域内拥有非常深厚的知识积累。还有一类知识是涉及不同的领域, 这些知识是来源于常年的工作积累, 而与其兴趣爱好没有关系。这两个领域的整合可能直接导致其识别新机会、新市场或者解决顾客问题的新途径。这种知识, 在集群中远远超过在集群外的获得。在某地区, “历史的偶然性” (自然禀赋、技术变迁、“政府选择”等) 会造成“结构空洞”, 产生创业“机会窗口”, 从而形成一些“先期创业者”。由于企业家能力所限, 这些创业者不能充分利用相对充分资源和开发庞大市场需求, 就会主动“邀请”更多本地潜在创业者加入产业链生产, 或本地潜在创业者受先期创业者成功的激励, 自愿抓住衍生出来的机会进行创业, 或提供配套产品/服务进行合作, 或提供相同相近产品/服务进行竞争, 自发融入到当地生产网络当中。符文颖(2018)对广州天河软件园的调查表明第二代创业企业为更好融入当地市场, 倾向非正式个人关系网络和追求区位的市场接近性, 使产品创新能适应所对接的目标缝隙市场。

受地域文化、生产成本、地缘接近效应影响, 以及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等创业资源禀赋条件约束, 创业者也不得不倾向于选择在本地创业, 因此, 这些创业活动自发地在当地集聚, 当集聚企业达到“临界规模”后, 就会形成集群式创业的正反馈机制。正反馈机制作用的发挥, 又容易引发大量创业机会的相关衍生或裂变, 这也强烈地吸引着当地或外地潜在创业者纷纷加入本地创业网络。因此, 基于产业联系和区域人际网络关系, 一个颇具地方特色的企业集群就诞生了。Hills等 (1997) 断言, 创业者的社会关系网络越密集 (与外界联系越多) , 其创业感知力就更高, 更容易感知到潜在创业机会, 如50%的创业者通过其社会关系网络发现了创业机会。企业家与社会关系网络接点间的充分沟通是其正确评价创业机会、降低创业不确定性的主要途径。创业是基于机会的市场驱动行为, 是企业家进行创业机会开发、开创新事业的整合资源的行为过程, 其通过企业家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获得创业资源, 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性。高度依赖于企业家先前拥有的个人社会关系网络, 通过利用社会关系网不仅能改善企业家的创业环境, 而且能应对环境的不确定性(李剑力,2006)。

吴士健,田为厚(2010)指出产业集群知识溢出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行。Nicola Brandt (2007) 指出, 产业集群中的知识溢出可以是信息的自愿交换、雇员之间的非正式谈话、工人流动、甚至工业间谍的结果。根据知识溢出的载体不同, 衍生企业借助产业集群知识溢出获取技术资源的途径大致可以分为两种, 即以人为载体的知识溢出和不以人为载体的知识溢出。以人为载体的知识溢出主要通过产业集群内人员之间的流动获得, 这种流动又可以分为三种方式:一是衍生企业通过吸引集群内相关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的员工跳槽或通过雇员流动来实现知识流动和技术资源获取。二是衍生企业与集群母体组织 (企业、大学或科研机构) 之间通过互相学习, 知识共享, 来提升彼此的知识水平、创新能力, 获取技术资源;三是衍生企业可以借助产业集群网络关系, 尤其是集群内的非正式联系来分享内部知识, 获取技术资源。在美国硅谷, 频繁的跳槽, 快速的员工流动, 供应商、用户及大学之间广泛的互动合作, 无处不在的个人信息交流等使得新技术的传播速度极快, 也为衍生企业创立提供了重要的资源条件。Rakesh (2002) 认为, 雇员在集群企业间的流动有助于形成集群知识创造与扩散的自增强机制, 可以促进集群内隐性知识的流动, 推动劳动力聚集, 减少集群内企业获得人力资本、技术和知识的不确定性。Lawson (1999) 基于对剑桥高技术产业集群的实证研究也发现, 雇员在企业之间及大学与企业之间的经常流动, 不但能够提供广泛的技术、技能, 也能够促进知识的流动。雇员不但本身拥有技术, 他们也会与以前工作的大学或企业保持联系, 这种具有历史延续性、建立在共同信任及理解基础上的联系, 能够促进集群内知识的持续流动, 降低技术获取的成本。

产业集群社会网络是嵌入产业集群内的行动者 (actor) 获取信息、资源、社会支持以便识别与利用机会的机会结构 (Aldich & Zimmer, 1986) , 是行动者及联结他们的各种关系 (如友谊、沟通和建议等) 的集合 (Kilduff & Tsai, 2007) 。借助产业集群社会网络, 衍生企业能够较快地从集群母体组织或联盟伙伴那里获得企业衍生创立所必须的资金、市场、信息等关键资源。衍生企业类型不同, 其创立所需获取的关键性创业资源也不同。Kaulio (2003) 对创业企业初始阶段的关键事件进行了研究, 发现在创业过程中, 雇佣关键员工和获得外部融资支持依次是这些创业企业最重要的关键事件。创业者通常要花很多时间来吸引投资或修饰其商业计划。得到投资后, 创业者还要努力赢得第一笔销售收入, 确保企业的成立并进入生存和成长阶段。这些工作顺利完成之后, 创业者的工作重心才会转移到招聘工作和技术平台拓展。Brush et a1. (2008) 进而指出, “获得首笔销售收入”、“首次雇佣关键员工”以及“获得首笔外部融资”己被学者公认为创业过程中里程碑式的重要事件” (3) 。与上述行为相对应, 人力资源、财务资源和市场资源也就表现为衍生企业所必须获取的关键创业资源。不仅如此, 对高科技企业来说, 由于存在较强的知识依赖性, 创业企业家能否从集群组织获得所需要的关键技术资源, 对企业衍生成立来说尤为重要。罗杰斯和拉尔森最早将衍生企业定义为在母公司内搞出技术发明的基础上, 脱离母公司而创建的新兴公司 (Rogers & Larson, 1985) , 就充分体现了衍生企业与母体组织之间的技术联系。王辑慈 (1995) 、杨德林 (2003, 2007) 等基于我国高科技企业衍生发展的实地研究也表明, 技术资源是该类企业从集群母体组织获取的首要关键创业资源。

Johannisson (1986) 认为企业的社会网络不仅直接提供稀有的资源, 这些资源能够直接解决相关的操作问题, 也能够提供企业在市场中的合法地位。Håkansson (1987) 认为就知识和资源而言, 当企业属于一个紧密的网络的时, 能够改善他的资源基础, 提高自由的程度。相对属于较弱发展和较弱共享的网络中的企业来说, 植根于特定网络的企业, 更容易获得的所需资源, 如技术、知识、资金及人力资本。Woodward (1988) 指出, 社会网络在帮助创业者建立和发展企业时扮演了积极的角色, 例如个人的社会网络特性可以提高他去实际开办一家企业的成功概率, 成功的创业者往往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去建立个人的社会网络以帮助新创企业的成长。Elfring和Hulsink (2003) 认为, 获取资源的关键是用最小的成本获得所需资源, 社会网络在获取资源的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 紧密的社会网络或稀疏的网络都会提供给创业者所缺少的资源。Birley (1985) 考察了创业者与外部环境网络主体互相作用的范围, 发现不管从非正式网络 (家庭, 朋友, 商业联系等) 还是从正式网络 (银行, 会计师, 律师等) 获得的帮助和指导都深深地影响着新创企业的创建和发展。产业集群社会网络便于资源所有者搜集到更多的关于创业者能力和新创企业技术与市场潜力的信息, 提高资源所有者的投资意愿。Shane和Cable (2002) 认为, 为避免其他人剽窃, 创业者往往不会向资源所有者公开有关创业机会的全部信息, 因此资源所有者用以评估的信息很可能是不完备的, 这导致他们对新企业进行投资的意愿较低。借助社会网络中的隐性与显性信息, 资源所有者可以充分评估衍生企业的潜力和前景, 从而可以有效减少这种认知的不确定性和信息的不对称性。

产业集群社会网络主要从三个方面影响衍生企业的创立和资源获取。首先, 产业集群社会网络有助于提高创业机会识别的效率和效果。创业机会识别是产业集群企业衍生创立的一个关键阶段, 是对存在于产品和服务中的具有吸引性、持久性和及时性的创业机会的感知 (Timmons, 1999;Kourilsky, 1995) , 反映了创建新企业的可能性以及创业者通过他们的行动取得成功的可能性。作为一种高度资源消耗性的活动, 产业集群社会网络可以为衍生企业创业机会识别提供资源和信息支持, 影响创业企业家对创业机会的感知和评价以及减轻创业中面临的风险和挑战。Hills等 (Hills & Lumpkin, 1997) 的研究发现, 利用社会网络的创业者比不利用社会网络的创业者能识别出更多创业机会, 而且利用社会网络资源的创业者往往视野比较开阔, 这种由于信息知识丰富带来的视野开阔拓宽了创业者的思维模式, 容易创造性的产生一些智慧火花。Johannisson (1986) 、Koller (1988) 等人的实证研究也表明, 大多数创业者是通过社会网络来进行创业机会识别的。其次, 产业集群社会网络便于资源所有者搜集到更多的关于创业者能力和新创企业技术与市场潜力的信息, 提高资源所有者的投资意愿。Shane和Cable (2002) 认为, 为避免其他人剽窃, 创业者往往不会向资源所有者公开有关创业机会的全部信息, 因此资源所有者用以评估的信息很可能是不完备的, 这导致他们对新企业进行投资的意愿较低。借助社会网络中的隐性与显性信息, 资源所有者可以充分评估衍生企业的潜力和前景, 从而可以有效减少这种认知的不确定性和信息的不对称性。第三, 产业集群社会网络的信任机制可以降低交易成本, 促进创业者之间的合作 (Stein Kristiansen, 2004) 。社会网络作为一种治理结构, 在资本市场不成熟、财务信息披露有限和契约制度薄弱的地方, 其长期契约特性可以节省交易成本, 克服衍生企业在资源获取和竞争上的弱势地位, 增加资源获取的渠道和提高资源的可得性。

汪少华,佳蕾(2003)指出如何围绕创业的本质和新创企业的基本特征营造有效的”技术创新、市场创新和组织创新“支持系统是新创企业诞生和发展的核心。根据不同的标准,新创企业的类型有很多种分类方式。1.按照创业者的出身和新创企业所属行业特性,改革开放后涌现出的新创企业可以分为以下几种:①以工人、农民创业者为主体的、依托传统产业和企业集群的新创企业。这类新创企业在江浙地区表现得十分活跃(表l);②以丁磊、张朝阳、吴鹰、田溯宁、王文京等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技术出身、教师出身、海归出身、学生出身)创业者、充分发挥自己拥有的良好技术背景、技术创新能力和较高的个人素质,集中于高新技术行业所进行的创业活动;③以“下海“公务员和退职军人为主要特征的创业者，他们往往具有较多的社会资源和驾驭政治、经营和风险的强势综合营运能力，大都选择技术含量一般，但运营复杂、盈利丰厚的行业(如房地产行业等)进行创业活动;④体制内人员创业（汪少华,佳蕾，2003)。国外研究产业集群 (Cluster)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基本特征:一是企业之间在产业链上的关联。企业间的相互配套、产业分工非常重要;二是集体学习、创新小生态效应。集群内部企业之间的相互学习、创新、模仿活动, 如同形成一个完整的生态环境系统;三是俱乐部、非正式网络组织关于知识的学习和信息扩散。这部分尽管和集体学习有关系, 但实际上更侧重于形成非正式的网络, 如硅谷当时成立了许多学会、俱乐部等, 这些非正式组织对高科技创业和裂变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四是企业裂变和“族化” (如硅谷的仙童、台湾的新竹也有类似的现象) , 即企业相当于家族一样, 不断繁衍和裂变（李新春,2004）。

闫华飞,胡蓓(2012)创业者作为创业者精神的物质载体，其经济和社会活动是创业者精神学习传播的主导方式。由于集群内产业关联和地理临近，集群内创业者的经济活动、社会联系，甚至一些非正式交流活动非常频繁，在其中，创业者独特的心智模式与行为模式找到了很好的传播途径。在集群中，产业集聚导致人才的集聚，创业者与专业人才之间的正式或非正式交往会导致“观念的重组”和创新升级，重组观念和创新经创业者和专业人才扩散又会被企业所共享，从而促进集群文化的形成。

闫华飞胡蓓(2013)将创业过程分为创业前、创业中和创业后3个阶段，认为产业集群对创业过程不同阶段影响不同，其中创业者在产业集群集聚搜寻创业机会、通过关系网络整合和获取创业资源、模仿创办企业以后, 会把创业行为的重点放在新创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上。创业中行为是创业活动的主体部分, 其主要内容是整合获取资源以创立新企业。在创业过程中, 资金、人力和信息都是重要的创业资源。

ref:闫华飞胡蓓(2013)

ref:杨艳,2012

ref:闫华飞,胡蓓,2011

王朝云,章华林(2017)以创业情境的不确定性作为研究对象,根据不确定性的来源因素将其划分为主观因素不确定性和客观因素不确定性两个维度,其中主观因素不确定性主要从有限理性和风险偏好两个角度论述,而客观因素不确定性主要从创业环境和创业行为两个方面分析。

ref:王朝云,章华林(2017)

ref:王朝云,梅强,2011

ＴＡＮ(2005)通过对美国６６８个创业家的长期跟踪 调查，发现其创业过程是不可预测的，引发创业家创 业的因素也是复杂的，非线性的。产业集聚的形成过 程是创业家与其他创业家、当地环境等不断交互的过程，也是创业家适应环境的过程。个体由潜在创业家 到活跃创业家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仅从某一 方面，或某一理论视角对其分析不能完整的解释其本 质原因，未来应关注不同理论之间的交叉融合。

若将产业集 群比作一个资源池，集群中的资源（即企业）为获得更多的 创新优势， 形成基于竞争或基于合作的集群创新合作网 络。随着越来越多的资源加入池中，集群逐步壮大，要素价格不断提高，这势必会削弱企业的创新能力，产生产业集 群负效应（即“拥挤效应”）。但少有理论模型考虑这类负外部性。

社会网络化趋势取代的是有严格边界和明确秩序与 认同感的群体组织形式，个体选择机制会受到所 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其他个体和外在环境因素的影响，社会网络尽管不可 见，却自发的形成了相对区域化的网络集群，并成为信息 和社会资本共享的重要途径。 从开放式创新理论角度分析，网络众包就是通过引导 网络用户参与到企业内部特定创新过程的开放式创新活 动。网络集群合作创新是企业个体在产业集群中进行创新 的重要方式， 企业是否认可并实施网络集群合作创新模 式，要看加入产业集群开放式创新合作网络后企业是否能 获得更多的创新优势(黄 娜 覃 正,2014)。社会网络与产业集群的融合如何促进企业创新？

Beaudry 和Breschi (2003) 对企业集群创新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39]。Nooteboom (2003) 对集群创新网络三种根植性 (制度上的根植性、网络结构上的根植性和结点的类型和强度的根植性) 逐步展开了研究。

池仁勇,郭元源,汤临佳(2009)从集群的起 源及核心竞争力形成角度,按照集群核心产业性质, 中小企业集群创新网络可分为三种形式: 制造业集 群创新网络、贸易集群创新网络、混合型企业集群创 新网络.张 玉臣（２０１８）对科技创业企业创新行为与成长绩效进行 了实证研究，沈红丽（２０１５）对天津科技小巨人企业发 展影响因素及对策进行了研究。企业家社会资本是建立在企业群体范式上由信誉、规范引导下的是一个体制化关系网络, 具体表现在企业家动员内部和外部资源的能力。据有关资料显示, 在产业集群中85%的新办中小企业的投资经营者都有曾经在同类企业工作跳槽后自办企业的经历, 因为在帮助创业者建立和发展企业时扮演了积极的角色, 从而积累了大量的社会资本, 包括与供应商、客户之间建立的良好关系。丰富的社会资本使这些创业元老们大大增加了自己成功创办企业的预期, 当且仅当其预期收益大于现在收入时, 许多潜在的企业家就会从母体企业中分离出来自办企业, 带走了企业所依赖的部分资源。根据科斯 (1937) 、格鲁格曼 (1991) 从交易费用、社会文化、经济地理等角度对产业集群形成原因的解释, 潜在企业家为节约成本及其考虑所拥有资源的专用性往往会选择在集群内部创办相同类型的企业, 增加了产业集群企业横向衍生的高速增长链。随着产业集群的发展, 企业家关系网络的边界不断扩展。在这种信任关系的作用下, 集群产业中的合作更加广泛且频繁, 企业家能获得的创业机会信息与资源也就越多, 逐渐影响产业链企业的纵向衍生及混合式衍生模式。从社会资本视角梳理分析出产业集群促进创业者成长的3条途径, 即机会识别、资源获取和知识传播。姚小涛和席酉民(2008)[8] 指出企业成长对强弱关系均可依赖,但对强弱关系依赖的重要性则受到企业结构约束因素和组织因素的影响。其中,针对规模越小的企业,他们认为在其成长过程中主要依赖比较强的关系。蔡宁和潘松挺(2008)[21] 以海正药业为案例得出结论:弱关系因为低成本和较低的信息非冗余程度能提供丰富的异质性信息,从而有利于探索式创新;而强关系可通过企业间信任传递复杂知识,对利用式创新较为有利。

3.创业对产业集聚的影响

集群起源研究主要有3支。第1支关注发起者。这类研究者认为集群起源阶段的影响因素不同于集群功能化阶段的影响因素(Bresnahan, Gambardella, & Saxenian, 2001)，但尚无法解释为何具备核心起源阶段的影响因素时集群仍未出现？第2支集群演变过程论(过程包括出现、成长、成熟，以及更新或消亡)认为集群的出现是由企业家精神、网络发展和各类自我增强机制(Menzel & Fornahl, 2010; Ter Wal & Boschma, 2011)，但尚无解释本地特征和区域历史如何影响集群动态性(Trippl et al., 2015;Henn & Bathelt, 2017)。第3支将集群出现作为产业路径创造的一种形式(Fornahl et al., 2010; Nefke, Henning, & Boschma, 2011)。近来研究进一步区分了企业和系统两个层次，其中企业层次的主体行为聚焦企业内部，包括企业初创、拆分过程和企业内创新，而系统层次则包括区域新路径创造过程中企业与非企业组织主体间协作行为(Hassink, Isaksen, & Trippl, 2019; MacKinnon, Dawley, Pike, & Cumbers, 2019).Anna M. Stephensa and Jörgen Sandberg(2019)强调区域主体在创造协作平台、创业活动、构建网络与开发区域资产等行为上的能动性，将区域主体行为分为4类：催化、协调、配置和规划，通过以上4类实践活动，形成一定程度的共同愿景和相应策略。利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和墨尔本的生物技术集群的对比验证了4类实践活动差异导致了集群成长路径的差异。

创业生态系统与区域创新系统比较。滕堂伟(2017)指出1990~1995年，创新成为创业研究的热点主题。代表性文章是Baumol的文章《Entrepreneurship：Productive，Un⁃ productiveandDestructive》，该文认为，创新经济的发展使 得知识溢出、技术共享等成为可能，这通常能够有效降低 创业成本，为企业创造创业机会，提高企业创业水平。熊 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强调创新来源于创业，而创业是 作为创造性破坏的创新的重要驱动力。1996~2000年，创业研究由单要素研究走向网络化 研究。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开始成为创业研究的 前沿，同时还包括创业网络、自主创业等研究对象。该时 期被引用频次最高的文献是ShaneScott和Venkataraman的 《The Promise of Entrepreneurship as a Field of Research》， 关注企业家精神以及创业框架和网络结构的形成。企业 家精神是企业家所具有的能够发现、识别、评估和利用未 来产品和服务发展机会来实现企业增长的一种品质，其在 创业过程中发挥着最为重要的作用。2001~2010年，基于知识经济的创业研究。风险投 资、知识成为研究的关键词，这一时期被引用次数最高的 文献是JohanWiklund的《Knowledge-basedResources，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and the Performance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Businesses》。该研究表明，知识资源（如机 会的发现和应用）与创业企业的绩效正相关。在知识经济 时代，创业是实现技术创新的主要形式，中小企业的作用 也日益增强，创业成为经济运行中一种越来越重要的动 力，也是知识经济时代到来的决定性因素。2011~2016年，创业政策、创业机会、决定因素等成 为前沿性的研究热点。Dunn（2005）基于麻 省理工学院讨论了创业生态系统概念。基于创新型大学 的创业生态系统提供了一个行之有效的创业者和创业活 动的培养范式，也为后续创业生态系统的研究提供了一定 的基础。Cohen（2006）基于产业集群和工业生态学理论， 以可持续的自然生态系统为模型，提出了可持续的创业生 态系统概念，将其理解为一个地理区域内的相互依赖的主 体，通过互动对集团整体的形成和演化轨迹的影响，最终 促使经济的一体化发展。Mason和Brown（2013）认为创业 生态系统是特定区域内一组相互关联的潜在或现有的业者，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活动来调解和治理问题，提供 创业绩效，增长导向型的企业家能力非常重要。Isenberg （2011）指出，当创业者处在一个容易获得所需的人力、资 金和专家资源，并受到政府政策激励的环境中时，创业活 动最容易获得成功，而这一环境就可以称之为创业生态系 统。同时，还强调创业精神的培育，支持有高发展潜力的 企业。Erik（2015）强调创业生态系统构成要素间的关系， 该系统包含着框架条件和系统条件两个层次。这些要素 的存在和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决定了创业生态系统的 成功。 国内学者的引进与实证。林嵩（2011）提出了立足区 域发展层面的创业生态系统概念，探讨了系统内部运行机 制；蔡莉等（2016）从政府参与和企业网络两个维度进行分 类对比研究；段琪等（2015）基于扎根理论对创业生态系统 运行的动态性进行了研究；项国鹏等（2016）则尝试构建了 创业生态系统动态模型，弥补了创业生态系统动态研究方 面的不足。 滕堂伟(2017)认为，创业生态系统是创业企业与能够对创业活 动产生影响的组织，在特定的创业环境下所形成的开放性 系统，是核心要素群体在其所处外部环境中进行全面互动 的结果。从本质上来说，创业生态系统以企业家精神和创 新人才为核心，通过创新的知识溢出效应来实现衍生经济 的发展，其构成以企业家群体为核心。

创业生态系统是区域创新系统的补充与完善。市场 失灵会给创新创业活动带来实质性约束，例如，非市场的 互动是创新实现的重要条件；创新是非线性的，是许多创 新主体互动的产物，互动式学习和非编码知识的传播是创 新的主要动力，这在市场的情境下通常难以实现。因此， 区域创新系统理论为解决创新过程中的这些市场失灵问 题提供给了新思路。 区域创新系统缺少对个体企业特征和企业家行为的 研究。实际上，企业家群体对创业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 作用。以企业家为核心，构成主体互动为本质的创业生态 系统理论，可以很好弥补区域创新系统的不足，同时也能 解决创新创业面对“市场失灵”所带来的困难，实现创新创 业的优化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说，创业生态系统是区域创 新系统的完善和补充。创业生态系统与区域创新系统的差异。创业生态系 统、区域创新系统均强调外部环境对系统发展的重要性， 聚焦于企业外部环境的塑造。但两者之间也存在着显著 不同。 （1）系统的边界性。区域创新系统是研究创新系统的 中观视角，也是联系宏观（国家创新系统）和微观（企业创新 系统）视角的重要纽带。区域创新系统一般有明确的地理 边界，通常以城市或省级行政区域为单元；创业生态系统的 地理 “边界”概念通常是模糊的，可以是国家层面上的。 （2）系统的根植性。在创新系统中，通过上层政策的 制定以及创新投入等一系列措施，政府可以直接有效地调 控机制的具体运行，为区域创新发展创造条件，这使得区 域创新系统具有一定的“可复制”性。但是每个生态系统都具有其独特性，创业生态系统具有很强的地方根植性， 每个区域通过自身独特资源来塑造当地的创业生态系统， 正因此也不能一味的模仿硅谷的成功模式，需要因地制宜 来实现创业的系统发展。 （3）政府的角色与职能。企业家地位的提高要求重新 诠释政府的作用。在区域创新系统中，政府处于一个领导 者的位置，通过制订和执行政策和法规，管理和规范系统 中其它要素的创新活动来实现创新系统的形成。但是在 创业生态系统中，长期致力于创业活动的企业家无疑是处 于能充分认识和发现整个系统的不足和局限的最好的位 置，通过系统中的反馈来解决问题。过往的创业经济发展 中，政府往往扮演关键角色，但太多的创业促进工作都是 由于类似的自上而下的规划，导致有限的或无序的投资导 致失败。在创业生态系统中，企业家可以发现机会，如通 过利用信息不对称和集体行动来创造公共产品。政府从 传统的“领导者”转变为系统有效运转的“守门人”。 王春梅(2012)从行动者网络角度认为区域创新体系的强制通行点是企业，政 府、大 学、科技人才、科研成果等所有的行动者要加入区域创 新体系，必须 与 企 业 进 行 联 结。企业要从行动者网络的 末端走向前端，成为区域创新活动中的主角，主 动 发 出 联结信号和 需 求，增加企业在网络中行动的频率和声 音，政府作为配角提供相应的联结，采取更多市场化做法来服务区域 创新创业活 动，而不只是简单的利益赋予。而在服务企业创新活动中，风投是最重要的市场主体。寸 晓 宏 卢 启(2014)从复杂网络视角分析风投对区域创新系统的影响。作为一个复杂网络，区域创新系统具有稳健性而非稳定性。Jen(2006)指出稳定性表征系统受到冲击时能回到同一位置以获得新生的能力。而稳健性则表征系统在受到冲击时通过根本性的重组自身和应用新的配置来重新稳定的系统能力。区域创新系统稳健性的来源有学习与创业、知识创新和系统的完整性。学习与创业最为直观的体现是创新与升级。知识创新中最重要的是隐性知识，创新环境中社会纽带的密度因而非常重要(Nonaka,1994)。高聚集密度的种族、大学、朋友、过去和现在的职业或专业纽带环境中，网络节点(个体)更可能因多重关系联接在一起，此时社会纽带可能创立和协调组织，以便组织从社会纽带中解耦出来，并创立那些有助于新组织成立的全新的社会纽带。系统的完整性指网络中众多异质性的个体拥有多重功能，且个体要拥有多维的纽带关系(职业、朋友或家庭关系)。风投通过融资功能和集体学习功能持续地推动区域创新系统的学习和创业，不断培育和推动创业企业的发展；通过其集体学习功能和选择功能持续推动区域创新系统的知识创新；通过其嵌入功能和标识功能保证区域创新系统的完整性。其中融资包括风投直接投资于创业企业，同时间接投资于创新集群中的其他企业。选择功能指风投资本家常比创业企业的企业家更能判断一项创新的潜力，通过拒绝风险过大的创业企业的融资请求，风投企业先于市场的选择有效地节约了创新集群中的资源(企业家、服务提供商和员工)。风投企业对创业企业的投资或拒绝标志着每一个创业企业风险的大小，间接地调整或改变了复杂创新网络对创业企业风险的评价及系统中其他个体的行为。集体学习是指风险资本家至少在每月董事会上见到创业企业的企业家，这样的会面会增进双方的创业和风险知识，并形成整个网络的集体记忆。嵌入作用指风险资本家促成了相互依赖的经济个体间的相互联系和交往。针对区域产业发展需要，地方政府应吸引和发展独具特色的风投企业，特别是那些具有成熟的产业投资背景的国际风投。

ref:寸 晓 宏 卢 启(2014)

赵勇等(赵勇，白永秀,2009)认为知识型人才的流动、研发合作、企 业家创业等属于知识溢出的范畴。张 哲(2019)采用赵勇 等(2009)对知识溢出的界定，在借鉴闫华飞等(闫华飞，胡蓓,2012)研究成 果的基础上，从领先创业家示范效应，知识溢出效应， 创业家社会网络效应三个方面就创业家对产业集聚 的影响机理进行分析。

领先创业家示范效应。集聚区的起源，往往是个别人（第一个吃螃蟹的 人）抓住机遇、创新等偶然因素的结果。个别创业家 的偶然创新在获得商业模式上的成功之后，会产生较 强的外部性(闫华飞，胡蓓, 2012)，吸引着邻里朋友的学习和模仿。 Ｅ．Ｌａｕｆｅｎｔｅ，Ｙ．ｖａｉｌｌａｎｔ和Ｊ．Ｒｉａｌp(2007)。个体通过观察“行为榜样”的行动来实现其社会 学习的过程，从而不断积累属于自己的知识和技 能，当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便会引起潜在创业家 的创业行为。领先创业家的成功会引起大量创业家 的模仿，大量创业家的创业行为，又为潜在创业家创 业创造了机会，降低了他们的进入门槛和创业风险； 随着创业家群体的扩大，逐步建立起自我支持的产业 组织体系和产业声誉，吸引更多新创业家的加入，进 而促进产业集群的发展与扩大(ＭＡＲＹＡＮＮ　Ｐ　ＦＥＬＤＭＡＮ，ＪＯＨＡＮＮＡ　Ｌ　ＦＲＡＮＣＩS,2004)。很多学者强调创业家对产业集聚的重要作用，却忽视 了创业家对产业集聚作用的中间载体———创业家簇群的重要角色，虽有部分学者提出产业集聚实为创业 家集聚，却未发现有关创业家簇群对产业集聚作用的 详细论证，因而，也就无法更为详细的解释创业家是 如何促进产业集聚的。

知识溢出效应。知识溢出的存在促使经济活动出现空间集聚，空 间集聚提高了经济活动主体（创业家）交换知识的可 能性，尤其是降低了科学发现和科学商业化的成 本(李志国，王伟,2013)。李真，盛昭瀚，孟庆峰(2011)基于复杂性理论，用计算实验的方 法对知识溢出效应的产业集聚演化进行分析，认为在 信息化水平不变的情况下，企业间空间距离降低时， 促进知识交流和技术扩散，企业间知识溢出效应增 大；信息化水平越高的地区，企业创新绩效越高，产业 发展越快，集聚规模也越大。 知识溢出主要通过两个方面促进产业集聚的。 一是衍生创业，衍生创业是指在现有组织中工作的个 人或团队，脱离原来的企业，凭借过去工作中积累的 经验和资源，独立开展创业活动的创业行为(闫华飞，胡蓓, 2012)。当 劳动力在原有部门获得一定知识积累使得成为创业 家的收益超过其现有收益时，其将会选择建立新企 业，产业集群中新企业的出现大多是从原有部门获得 了大量知识外溢的人员建立起来的(张小蒂，王永齐,2010)。衍生创业通 过直接复制母企业的模式或进行适当创新的方式进 行创业，以原有商业资源为依托，降低了创业家的创 业风险，使集聚区显现集聚效应。二是潜在创业家创 业(主要指集群外潜在创业家到集聚区创业)，获得知识溢出效应的潜在创业家创业分为两个方 面，一个方面是集群内潜在创业家创业，在产业集群 的形成阶段，核心企业的技术外溢使得其在产业领域 具有一定的竞争力；同时，区域的创新合作机制创造 了潜在创业家创业的技术机会，并导致大量创业的诞 生(买忆媛，彭一林，乔俊杰,2007)。另一方面是集群外潜在创业家到集聚区创 业，因为知识溢出存在区域局限性［２３］，集群区域外的 潜在创业家可以获得显性知识，却较难获取隐形知 识，受技术创新和获利动机的驱使，区域外的潜在创 业家会到集聚区开办企业。总体上知识溢出效应提高了产业区的信息化水平，降低了潜在创业家的创业门槛和 创业风险，同时也降低了科学发现和技术商业化成 本，为创业家创业铺平了道路；其次，受知识溢出效应 的吸引，集聚区外的企业家会选择在集聚区内进行创 业，以便于其获取更多的隐性知识；最后，知识溢出促 进了创业家在集聚区创业，大量的创业家集聚经过集 聚演化发展为产业集聚。然而，并未发现有学者将产 业集聚区的知识溢出效应与非集聚区（不同行业创业 家的集聚）进行对比，又由于很难对其进行量化，因 此，过于强调产业集聚区知识溢出效应有失偏颇。另 外，集聚区的形成有其特殊性和路径依赖的特点，不 同集聚区的知识溢出方式和效应也不尽相同，如 ＺＧＣ和东莞(ＺＨＥＮＧ　ＨＥ，ＬＥＺ　ＲＡＹＭＡＮ－ＢＡＣＣＨＵＳ，ＹＩＭＩＮＧ　ＷＵ,2011)，这也是以往学者容易忽视的方面。

创业家社会网络效应。社会网络 学者主要从创业家社会网络的视角分析创业家对产 业集聚的影响，他们［１１， １６］将社会网络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 － ｗｏｒｋ）理解为介于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的组织之间特 殊的组织形式(刘杰，郑风田,2011;闫华飞，胡蓓,2012)，重点关注社会网络属性和创业家特性 所产生的结果以及这种结果对产业集聚的影响。

创业家对产业集聚的理论模型主要有创业者驱动模型 

生命周期模型由郑风田，程郁(2006)提出，描述了产 业集聚从初生期到创新产业区的发展路径，并展现了 产业集聚各个阶段不同类型创业家所扮演的角色，以 及各个阶段的成长过程。具体包括：①初生期：个别 人的成功创业吸引了大量创业家的模仿与追随，与此 同时，网络型创业家努力开拓外部市场并引进外部资 源要素，使集群向专业化和规模化方向发展。②雏形 期：改进型创业家对集聚区内生产工艺、产品、销售方 式、产品服务体系等进行创新与升级，促使企业进行 高度专业化分工；集群的完善又吸引外部人才、资源 等要素的流入，吸引更多的创业家在集聚区创业。③ 发展成熟期：研发型创业家积极引进科研人才或与研 究机构合作，使集群具备更多的鲁棒性和外部竞争优 势，推动集聚向创新产业区发展。郑风田认为，产业 集聚是创业家群体的集聚体，产业集群的形成是个体 引起创业家群体模仿的过程。创业家在产业集群形 成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是产业集群从低级向高级 演进的最根本动力因子。在产业集群发展的不同阶 段，会遇到制约其发展的不同障碍，这就需要创业家 的创新行为突破产业集群的发展瓶颈，促进产业集群 成长与升级。生命周期模型将不同类型的创业家与 生命周期理论结合在一起，较好的反映了集群的发展 演化过程，得到学者们的广泛认可。但该模型的问题 在于：过于强调不同类型的创业家在产业集群不同阶 段的作用，忽视了产业集群的阶段发展是由多种类型 创业家合力的结果。

ref:郑风田，程郁,2006

创业者驱动模型由闫华飞，胡蓓(2012)提出（见图２），从四个基 本方面展现了创业家对产业集聚发展的驱动作用，并对这四个方面的作用进行了深入分析。具体包括：① 四大驱动因素，即创业模仿者和追随者、众多创业者、 创业者社会网络、创业者精神，这四大因素从创业家 和集群环境两个层面对产业集聚的发展过程进行解 释，构成产业集聚发展的基本动力因素；②两个基本 效应，即示范效应与合力效应。示范效应引起创业家 的模仿和追随，合力效应改善集聚环境，这两种效应 相互促进，构成正反馈回路促进产业集聚发展；③四 个文化组成因子，即创业家活动，企业家合作，员工跨 组织流动，衍生创业，这四种因子是集群文化环境形 成的主要方式，解释了创业家精神的区域效应。闫华 飞认为：创业家是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在领 先创业家的示范带动下，引发创业家的模仿与追随， 形成创业家集聚，众多创业家的创业活动，优化区域 环境，环境改善进一步促进创业家集聚，形成正反馈效应。创业家社会网络和创业者精神是集聚区独特 的文化环境，社会网络提高了创业效率，创业者精神 促进了知识溢出，两者相互交错、相互促进，共同改善 集聚区的质量。创业者驱动模型由于完整的反映了 创业者在集群发展过程中促进产业集聚发展的四种 形式，以及不同形式在演化过程中所产生的结果，并 将创业者和由创业者构成的集群环境结合起来，受到 学者的广泛好评。但不足之处在于过于强调模仿者 和追随者的作用，忽略了领先创业者在集群发展各个 阶段的作用，另外对创业者精神的界定也不甚清晰。

ref：闫华飞，胡蓓(2012)

创业家集聚演化模型由 ＭＡＲＹＡＮＮ　 Ｐ　ＦＥＬＤＭＡＮ，ＪＯＨＡＮＮＡ　ＦＲＡＮＣＩS(2005)提出的，讲述了高新技 术产业集聚的动因，集聚区的发展过程，以及集聚区 的自我完善机制。具体包括：①创业家自适应阶段： 个体创业家通过自我学习和自适应机制改变自身规 则适应环境的变化，在维持其企业生存的同时也形成 了一种示范效应，引发大量潜在创业家创业，并逐渐 形成一个产业集聚雏形。②产业自组织阶段：创业家 在创造价值的同时，也构成产业发展的催化剂，产业 的发展又会吸引更多的人才、资源等要素到集聚区， 这又进一步促进潜在创业家创业，以此形成逐渐增强 的自组织机制，推动集聚区不断向前发展。③集群自 我完善阶段：集聚区的逐渐完善，会吸引大量的资本 进入和政府政策的倾斜，完善的基础设施和丰富的要 素资源又吸引着更多的创业家到集聚区创业，大量的 创业家创业又进一步改善区域环境，促进产业集聚走 向成熟。Ｆｅｌｄｍａｎ认为：创业家是产业集聚形成的主 要推动力，其适应性构成产业集聚发展的关键，产业 集聚的发展过程，也是创业家适应环境的过程。创业 家的适应性造就了集群环境的复杂性，这使得产业集 聚具有路径依赖的特点，也是产业集聚的发展具有特 殊性和无法复制的原因。创业家集聚演化模型由于

将创业家的自适应、自组织和自我完善等复杂适应系 统理论融入到模型中，反映了产业集聚过程的复杂 性、非线性和不可重复性，得到学者的广泛认可。但 不足之处在于忽视了创业家精神的作用，也缺乏对创 业家簇群的思考。

问题：由于“领先创业家的示范效应”、“知识 溢出效应”、“创业家社会网络效应”等促进创业家簇 群的形成，产业集聚实质上是创业家的集聚，而创业 家集聚是如何影响产业集聚的？创业家集聚在产业 集聚中扮演什么角色？创业家集聚是否都能引起产 业集聚？等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也未发现有学者对 此进行深入研究，因此，研究创业家簇群对产业集聚 形成的作用机理对我们理解产业集聚的形成过程有 着重要意义。 

就创 业家与产业集聚的研究，学者们往往采用案例研究或 实证研究的方法，这虽能对产业集聚的形成和发展规 律进行解释，却不能很好的反映产业集聚发展过程的动态性和复杂性。另一方面，学者们提出的创业家与 产业集聚演化模型的理论视角不尽相同，仅从某一个 或某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忽视了产业集聚发展演化的 整体性和过程性，仅从某一视角出发并不能涵盖产业 集聚完整的发展规律。产业集聚是块状经济发展的 一个重要方向，现阶段就创业家与产业集聚演化的理 论研究还比较欠缺。

关注不同理论之间的交叉融合。在产业集聚 现象受到关注以来，学者们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对产业 集聚的形成机理进行了研究，虽得出很多研究成果， 其结论却大相径庭，这不禁引发人们的思考，这些原 因是否都能促进产业集聚的发展？对产业集聚的促 进是否是线性的？哪些因素起着关键作用？等。ＪＩＡＮＷＥＮ　ＬＩＡＯ，ＨＡＲＯＬＤ　ＷＥＬＳＣＨ，ＷＥＥ－ＬＩＡＮＧ

创业家集聚是将“弱连接”的个人网络嵌入到“强 连接”的群体网络中，形成耦合效应，使创业拼凑空间 进一步拓展，潜在机会和经济资源的价值得到充分释 放，创业家个人及其集聚区域的创业活动更加活 跃(吴义刚,2014)。这不仅为集聚地区的发展带来“合作效率”、 “技术创新与扩散”，还使该地区产生“外部经济” 效应(魏守华,2002)。 社会网络对产业集聚的促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 面：一是社会网络的“强连接”性，(吴义刚,2014)认为创业 活动具有拼凑的性质，即信息资源的拼凑和经营性资 源的拼凑，在地理上临近的创业家由于分工、协作或 者竞争关系会形成一种创业家群体网络。创业家社 会网络能把商会、协会、政府等中间性辅助组织有效 联系起来，提高产业集聚区的创业效率(闫华飞，胡蓓,2012)。除此之 外，社会网络还能从识别创业机会与动员资源两个方 面帮助个人由潜在创业家转变为实际创业家(刘杰，郑风田,2011)，从 而吸引创业家在该地区的集聚；二是社会网络的外部性，群体和私人网络的耦合效应使企业家集聚产生巨 大的外部性(吴义刚,2014)，这种外部性会吸引集聚区外的潜在 创业家到集聚区进行创业活动，这在云南斗南集 聚区的形成过程(郑风田，程郁,2006)，东风村（淘宝村）集聚的形成过 程中可以得到印证(刘杰，郑风田,2011)；三是本地化惰性，Ｐａｒｗａｄａ(ＪＥＲＲＹ　 Ｔ　ＰＡＲＷＡＤＡ,2008)认 为为了利用或拓宽个人网络，潜在创业家会在自己家 附近建立企业，或在便于招工的地方建立新企业。集 聚区不仅是创业家的集聚，也是要素、资源、人才的集 聚，在这里知识溢出明显，受人才要素等资源的驱使， 会使集聚区内、外的潜在创业家在集聚区创业。ＡＮＴＯＮＩＡ　ＲＯＳＡ　ＧＵＲＲＩＥＲＩ(2013)认为创业家社会网络促 进集聚区内的知识溢出，而知识溢出效应吸引创业家 在产业区集聚，创业家的集聚又进一步促进了创业家 社会网络的构建，进而形成一个正反馈回路。社会网 络的“强连接”性、外部性以及本地化惰性等，为潜在 创业家创业提供人才、资源、要素等有利条件，减少了 创业的前期准备工作，拓宽了创业渠道，降低了创业 风险，吸引了集聚区内、外潜在创业家到集聚区创业， 形成创业家簇群，构建创业家网络，进而发展为具有 外部竞争力的产业集聚。王吉春(2015)将高端创新人才集聚过程分为3个阶段：萌芽、人才集聚和集群化，认为各个阶段驱动人才集聚的原因不同。其中萌芽阶段，文化环境建设和良好的生活环境是先导型高端创新人才集聚的主要因素，而先导型人才通过示范效应带来跟随型高端创新人才的集聚，同时软环境建设和产业集聚也影响跟随型高端创新人才的集聚。跟随型人才通过优势效应带来更多人才集聚，形成第三阶段的高端创新人才团队，此时自我价值与自我成就感，以及协同创新能力也是影响高端创新团队形成的因素，创新团队通过协同效应推动人才的进一步集聚。纵观以上学者从创业家社会网络的视角对产业 集聚的阐述，发现社会网络学者对产业集聚的认识有 以下几点。首先，社会网络主要是发挥集聚区内创业 家人际关系的重要作用，创业家在空间上的集聚为创 业家社会网络的形成提供了有利条件。也正是由于 社会网络的存在，为创业家动员资源进行创业提供了 基础，创业家利用集聚区内的社会网络为创业活动提 供便利条件，提高其创业成功率。其次，无论是本地 化惰性，还是社会网络的强连接性、外部性，都是受集 聚区人才的吸引。创业家在空间上的集聚促进了集 聚区的知识溢出，知识溢出又正反馈于社会网络，形 成企业家集聚，进而演化为产业集聚。社会网络的上 述特点决定了其只能在某一地区围绕某个行业的条 件下才能形成，在现实社会中是很难实现的。然而， 正是这种罕见性和很难实现性使得某一地区一旦形 成产业集聚便会形成整个行业的竞争优势，且具有很 强的鲁棒性。硅谷的发展就是创业家社会网络的形 成的真实写照，而从许多国家对其模仿的热度和成功 数量上可见其难度。 

ref:ＡＰＰＯＬＤ　 Ｓ　Ａ．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ｈｉ ｇｈ － ｓｋ ｉ ｌｌ 　 ｌａｂｏｒ 　 ａｎｄ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 －

ｎｅｕｒｓｈｉ ｐ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 ｙ　ｕｓ 　 ｓｅｍｉ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 ｙ［ Ｊ］．Ｅｎｖｉ －

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２０００，３２（１２）：２１３３－２１６０

刘杰，郑风田．社会网络，个人职业选择与地区创业集 聚———基于东风村的案例研究［ Ｊ］．管理世界，２０１１（ ６）：１３２－１５１

闫华飞，胡蓓．产业集群生长中创业者的驱动作用研究——— 基于深度访谈的探索性分［ Ｊ］．软科学，２０１２，２６（ ４）：９１

－９５

李新春．企业家协调与企业集群———对珠江三角洲专业镇 企业集群化成长的分析［ Ｊ］．南开管理评论，２００２（ ３）：４９

－５４

［ ２３］李志国，王伟．知识溢出与企业集群：文献综述［ Ｊ］．技术经 济，２０１３，３２（ ８）：２１－２６．

［ ２４］李真，盛昭瀚，孟庆峰．基于知识溢出效应的产业创新集聚 演化［ Ｊ］．系统工程， ２０１１，２９（ ４）：５３－５９．

［ ２５］张小蒂，王永齐．企业家显现与产业集聚：金融市场的连接 效应［ Ｊ］．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１０（ ５）：５９－６７

［ ２８］吴晓波，张超群．产业集群与创业动态关系研究［ Ｊ］．科技进 步与对策， ２０１２，２９（ ５）：５５－５８

［ ３０］吴义刚．创业拼凑、网络耦合与企业家集聚外部性研究［ Ｊ］． 科技进步与对策， ２０１４，３１（１５）：１５３－１５５．

创新分类/类型

谢伟(2006)重点考察了中国企业创新是如何分布 的? 或者说中国企业善长哪个类型的创新？

不同类型的创新在城市分布是否存在差异？对创新环境有不同需求呢？创新分类 国内企业并不是不创新, 而是其创新种 类与国外企业相比, 有些差异。因此考察国 内外企业的创新必须要对创新做出合理的 分类。激光视盘机行业的创 新主要分为以下 3 类。 ( 1) 系统创新。系统创新是指构成整个产品核心功能的价值创造网络的商业化构造。对系统创新特点的归纳表明, 其具有以下 3 个 显著的特点。 第一, 系统创新是基于网络化的。第二, 系统创新的竞争实质是价值网的竞争, 竞争的胜负不仅仅是取决于技术因素,还取决于用户安装基础#"、政府关系、相关零部件行 业发展水平、内容提供商的可得性等。第三, 系统创新实质是竞争体制的较量。在市场没有确定谁是系统创新的赢 家之前,“制式”或“标准”会成为市场竞争的焦点。而 某一项系统创新确定为市场的主导设计之后, 竞争 会由系统层次转换到系统内, 产品的功能、价格及质 量等因素会取代“制式”成为市场竞争的焦点。系统创新实际是界定了竞争的体制和范围, 因 而源于系统创新的竞争优势持续时间较长, 并且竞 争优势缺口较大。2) 核心创新。核心创新是指在系统创新内部所 发生的支撑系统创新核心功能的关键零组件所发生 的技术变化。核心创新特点主要包括: 第一, 核心创新是个渐近的过程。第二, 核心创新采用了“部件品牌化”的策略。第三, 核心创新不断吸纳外围创新。3) 外围创新。相对于上文中所提到的系统创新和核心创新, 外围创新是指在系统创新所 界定的竞争体制内, 基于现有核心零组件, 为用户 创造价值的增量技术变化。激 光视盘机产品的外围创新主要处于以下 6 个类别: 外观设计、扩展产品功能、面向细分市场的产品创 新和输出方式创新、提高使用方便性的创新及提高 产品可靠性的创新。其中, 外观设计创新是外围创 新中表现得最为活跃的领域, 其主要卖点是“超薄 机型设计”。 核心创新和外围创新之间存在着强烈的互动, 在很多情形下, 外围创新实际是提供了核心创新的 创新源。 核心创新不仅渐渐侵蚀了下游 厂商的附加值创造范围, 同时对外围创新 的有效且迅速的吸纳, 也是决定核心零部 件供应商竞争绩效的重要因素。4) 创新分布的验证。根据上文界定的框架, 作 者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数据库内相应数据, 将 激光视盘机产品的专利作了相应的检索和分类. 第一, 国内企业不是不创新, 相反国内企业在 产品外围创新方面表现得十分活跃。典型的表现 是, 国内企业和个人完全主导了激光视盘机产品的 外观设计专利, 同时他们也主导了实用新型专利权。 第二, 国内企业在核心创新领域的表现不够活 跃。VCD 机核心创新的两大领域即机芯和解压缩芯 片为国外企业所垄断。DVD 机领域的情形也表现出 了相似的趋势, 但程度有所减轻。部分国内企业随 着在 VCD 和 DVD 生产领域的经验积累, 已经开始 从外围进入核心创新领域, 初步显现了其在 DVD 核心创新上的能力。第三, 国外企业主导了激光视盘机领域的系统 创 新 。2.产品结构和竞争策略 ( 1) 产品结构。根据产品结构的技术特点, Baldwin 和 Clark( 1997) 将产品界定为两种结构即 集成化结构 ( integrated structure) 和模块化结构 ( modular structure) 。集成化产品结构的特点是产品 零部件之间的联系复杂, 产品的生产和加工不容易 在不同的企业之间进行分解。相反, 模块化产品结 构的特点是, 将产品结构通过结构、界面和标准的 特别设计, 使产品之间的联系简单化, 产品设计和 生产容易在不同企业之间进行!"。根据这一划分, 提 供产品的产业结构相对应地可以划分为纵向产业 结构( vertical industry structure,对应于产品集成结 构) 和横向产业结构( horizontal industry structure,对 应于模块化产品结构) 。2) 进入条件. 产品的结 构趋向于模块化, 同时产业结构进一步表现为横向 化的特点,此时即为市场进入条件。3) 竞争策略。当地企业的发 展, 体现了“集中优势兵力, 各个 击破”的思想对于当地企业的发展, 其外部机会主要包括价 值链的可分性、独立技术供应商的出现和迅速增长 且需求结构多层次的国内市场。 价值链的可分性: 由于激光视盘机产品相对清 晰的模块化结构, 提供了当地企业在不占有核心技 术的前提下, 利用核心零部件的外购, 迅速切入激 光视盘机领域的可行性。 独立技术供应商的出现: 激光视盘机生产领 域, 独立技术供应商如生产芯片的 C—CUBE、ESS、 生产激光头的日立、夏普、生产主轴马达的佳能、台 湾东元等企业的出现, 提供了中国内地当地企业直 接通过产品组装方式进入该领域的可能性。 迅速增长且需求结构多层次的国内市场: 激光 视盘机产品市场需求的迅速上升, 和中国内地需求 市场的多层次性, 提供了当地企业迅速进入低端市 场, 避免了其在初始进入时直接与先期进入的跨国 公司进行面对面竞争情形的出现, 提高了当地企业 的进入成功率。 与此同时, 当地企业也成功地把握了其自身的 竞争优势。相对于跨国公司或国外高端品牌, 当地 企业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劳动力成本低和当地 市场知识掌握。 劳动力成本低: 内地制造企业具有劳动力成本 低的优势, 但这一优势只有在存在价值链的可分性 和独立技术供应商存在的条件下, 才能够得到实 现。 当地市场知识: 相比于跨国公司, 当地企业享 有“家门口优势”, 这不仅体现在当地企业与当地经 销商的良好关系, 同时也显著地表现在当地企业在 激光视盘机产品设计中极为强调视盘机的读盘能力和输出方式的多样化创新。谢伟(2006)认为模块化是释放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关键。模块化带来的进入机会。相对于跨国公司, 中国公司尽 管有规模较小、技术水平较低的缺点, 但本土企业毫无疑问 地拥有低劳动力成本, 并且靠近一个多消费层次且规模巨大 消费市场的优势, 但是并不是在每一个行业内的企业都能够 找到进入的机会或者如军事战略中所谓的“突破口”。 把握创新的权力: 由于创新所带来的潜在经济 收益诱惑, 创新实际代表着一种权力。并不是每一 个企业都具有创新的自由。与其他合资企业相比, 奇瑞和吉利的主要优势 在于把握了创新的权力, 分解了产品结构, 从而为利用“低劳动力成本优势”, 洞开了“机会窗口”。结盟独立技术供应商: 由于本土企业在核心创 新能力上的相对缺损, 我们看到, 在本土企业的创 新过程中, 表现出了很强的结盟独立技术供应商的 趋势。基于模块化对中国企业创新的基础性作用，谢伟(2006)认为企业创新所需要的技术, 除自制和购买 以外, 至少存在第三种道路。战略联盟作为一种有 效的协作各方努力程度或专业化互补的有效机制, 还没有引起国内企业界和政策制定者的足够重视。谢伟(2006)在激光视盘机产业的案例分析中，将创新分为系统创新、核心创新和外围创 新。 目前中国企业在外围创新领域表现活跃, 这也 是当地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来源。但中国企业在核心 创新领域的能力积累较慢, 在系统创新领域缺乏显著的作为。在国内市场迅速增长且需求结构 多层次、开放的价值链结构和独立技术供应商出现 的条件下, 国内企业尽管在系统创新和核心创新能 力方面尚有所欠缺, 但活跃的外围创新为其成功的 进入、崛起和持续增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第一, 开阔的视野。企业不盲目追求完全的国 产化, 相反企业却注重全球范围内的技术搜索。全 球采购具有竞争力的零部件, 会降低企业的附加值 创造范围, 但却是企业取得初期的市场地位所必须 的。第二, 下游集成能力(downstream integration capability)。国内企业尽管不掌握创新所涉及的所有 技术, 但是他们却具有相当的下游集成能力, 包括 分析、评价采购部件, 及将其整合起来的系统能力, 从而能够将采购到的零部件装配成在本土, 即使与 跨国公司产品相比, 也在某些方面具有竞争力的产 品。第三, 市场能力。企业具有识别当地市场需求 并将其成功表达为产品技术性能和特色的能力, 从 而能够创新出符合当地消费者偏好的产品, 最终在 与跨国公司的竞争过程中取得部分竞争优势。对中国企业 而言, 实际的技术开发模式已经表现出了以下两个重要特点: 一是充分利用国际上可 行的技术资源, 利用自己的整合能力, 在终端产品市场上与国外企业展开竞争。二是充分地利用补偿优势, 与国外企业展开竞争。从平均 水平而言, 发展中国家企业技术能力落后于发达国家企业。中国企业目前已经显现出了一系列创新性的开发补偿优势的方法，有效地分解价值 链, 并在可以有效发挥自己竞争优势的价值链环节 上与跨国公司竞争。熊彼特理论的缺陷是潜在地假设了创新是个 体的作为，但近期的学术研究却证明, 世界上的创新很少是单一个体努力的结果, 相反创新是企业间 的合作结果, 是网络化的结果( DeBresson, Xu and Xie, 2005) 。企 业间网络( inter- firm networks)而不是国家和区域创新系统是一个研究 创新问题的合适层次( DeBresson, Xu and Xie, 2005)。在对创新分布的考察中, 他们利用了国 家知识产权局的专利数据, 作为验证创新分布的根 据。这种方法的缺陷是, 专利尽管在大量的学术研 究中, 已经被作为一种量度创新产出的主要指标, 但这种方法的本身缺陷是, 企业的创新并不一定与 专利相关。一般认为, 企业的创新只有约 20%会以 专利的形式表达出来。有些企业会因为保密或产品 技术变化快的原因, 不申请专利。创新分类方法及其 对中国创新分布的探索性结论, 需要在一个更广范 围和更多产品种类的统计中得到进一步的验证。

评述：首先，若需按系统、核心和外围创新类型对企业分类，可能需针对特定行业，即使对于特定行业，又如何从专利上区分系统、核心与外围创新呢？有些文献利用了省级新品销售额的统计数据，可是否有城市单元的数据呢?其次，作者将中国企业创新归因为至少3个因素：识别当地市场需求并将其成功表达为产品技术性能和特色的能力、全球范围内的技术搜索与集成能力和有利于发挥当地劳动力优势的切分生产环节的创新能力(工艺创新)。

Ref: 朱桂龙, 李汝航,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