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济慈1949年看法与中国当代科研》的说法可以说是个绝对真理，虽然不错，但也只是诸多科学形态中的一类。“一门科学”的提法比较别致，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学科吧。49年的时候，产业与科学的关联并不是很紧密，对核能的思考也不过是象得到了永动机一样，以为从此就可以平安无事了。

科学与产业紧密连在一起的事件是半导体产业。这个产业是后来新兴的。各种功能性材料再次扮演了魔术师的角色，科学可以说是所向披靡了。这时，科学的战场就不仅仅是“要自己创造工具来执行某个方法”了，材料本身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或者说材料与方法论可以并立了。这一点，显然是严济慈那时未曾能认识到的。半导体产业是50年代末兴起的。

说到施老师，戴博主的“火力”有些过猛了。单纯探求生命现象本身，与探求宇宙构造的模式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使问题“变性”的，是主张要把这些研究的结果应用在人的健康长寿上。人们嘲笑过去的人炼丹，其实今天人们做的事情与炼丹也没有什么区别。换个说法就是过去人类繁衍与今天的也没有什么两样。当然过去没有那么多的家具，也就不需要搞什么“出柜”了。

自然科学属于生理卫生课程中的循环呼气、消化排泄等部分，较少有禁区。而所谓的生命科学则是属于生殖系统部分的话题，属于需要忌讳的一类事情。虽然这个领域里的人们都说这也是科学呀，为什么歧视这个领域呢？其实不是歧视，而是一类“禁忌”。

不否认施老师们的工作可以帮助制药。但是这类基础研究的投入，在制药行业薄弱的中国是得不到回报的。这类工作越多，给人家作嫁衣裳的可能性就越大，属于被人卖了还在数钱的主儿。

施老师的工作那么牛，为什么不能（没有可能）拿炸药奖呢？这是因为结构生物学这个领域比起生命科学里的发现来相对滞后。结构生物学研究的对象们大多是些已经知道了某些机能特性的东西，只是结构未知。通过理解分子结构，不能象化学那样控制、合成生命的分子么？镜某这时想到了一个说法：多了就不一样了。距《生命是什么》过了一代人的时间。

物理人从认识原子到知道了“多了就不一样了”花了大约一个甲子的时间。其中间的插曲是《生命是什么》的小册子。他被非物理的人们拿去当“圣经”用了，获得了非常的成功。于是乎人们就忽悠这21世纪是生物（化）的世纪。从72年数30年，正好是跨世纪，差不多该是人们要理解“多了就不一样了”的说法了。

如今的制药业虽说强大了，但成功的发现数目却不如从前的体制。镜某以为是错读了“多了就不一样了”说法。一万个候补里能有一个能成为特效药的话，十万个里面就应该有十个。这是同等条件下的算数。聪明的人往往也会被这样的算数忽悠。如何能保证规模扩大十倍后依然能够是同等条件下呢？

“多了就不一样了”的多显然是说多数带来的多种，并非是单纯的克隆的多数。那样的多数其实就是一种，如同全世界的麦当劳快餐一样。镜某看施老师们的工作有些象麦当劳。麦当劳不成功么？显然不是。应该说麦当劳很成功，很小资，很多国人甚至以能吃上麦当劳为荣。

如果施老师们的工作成功了，奥兹海默并可以控制了，这个药的产权在国人手里，那么无疑，奥兹海默患者一生的积蓄都要被这种特效药消耗掉。财富将源源不断地从世界各地流入中国。只是这种事情发生在中国的可能性比较低，即便是国人成功了，人不死的话最终地球也承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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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博主
蛋白晶体结构学，其本质就是买来现成的X-射线衍射仪器，在自己的实验室把各种蛋白等生命分子想方设法结晶出来，再用这台现成仪器去测试，有了好结果就发论文，没有好结果就丢进垃圾桶。

很是不妥。费用消耗不是在X-射线衍射仪器上（当然这类设备环境也很贵），而是在各类的试剂上。买来现成仪器更多的是购买超高级的电镜，乐得洋人根本就忘了还有个“出口限制”的说法。用买来的高级仪器做洋人们做的事情，与国人自己的产业基本上没有关系。在过去，能给洋人打工是很“自豪”的事情。有朋友说，从国家机关到洋行里工作工资长了近百倍。如今，搞科研成了自己掏钱，屁颠儿屁颠儿地给洋人（的产业）打工，而且同样也是很“荣耀”感觉。这样的模式被人们批评，还真是无言以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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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论事儿，就“事儿”论是，就“事儿”论“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