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炎研究的突破与科研体制的改革是饶老师的新作。看到肝炎研究的突破的字眼，的确是令人振奋。博文很长，表述了许多人名。大约是为了不埋没诸多人的贡献吧。不过对于一般读者来说，这个部分显得有些多余了。至少可以处理到文末去。

乙肝的治疗方面有什么突破？这是人们关心的事儿。应该说，到治疗还有漫长的路要走，结果很不确定。这是大实话。对一般人来说，与其介绍这个不确定的突破，不如介绍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以及研究中国人的贡献。也就是说，如果饶老师有个“平常心”的话，肝炎研究是个很好的话题。

在今天，乙肝等已经有疫苗可预防了。但是成本偏高，有效期间不是很长（2-3年？记不清了）。这个事情的详细在饶老师博文中有说明，好像缺少了有效期间短的一句。

乙肝研究的最大困难是动物实验只能用黑猩猩。虽说是为了人类的健康，但是用黑猩猩做实验也是很有犯罪感的事情。应该说，早期疫苗的成功，是在牺牲了众多黑猩猩的生命后得到的。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发现新的实验动物应该说是很重要、很有意义的事情。在伦理上需要解决这个问题。在今天，已经不可能使用黑猩猩这个级别的动物了。这一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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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第二传染病医院
1981年，北京第二传染病院资料汇编中，余昌晏等报道树鼩(tree shrew，Tupaia)可以被人的HBV感染，但在六周以后就出现动物死亡而未持续观察。1981年，《医学研究杂志》刊登中国医学科学院庞其方、万新邦、胥爱源、王祖铭、王桂香、朱宝友、张新生的文章“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树鼩的实验研究”。 医科院与北京第二传染病院两批人当年用树鼩试过多种病毒感染，比如他们曾合作于1981年9月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发表文章“甲型肝炎病毒感染树鼩的初步研究”，发现树鼩可以感染人的甲型肝炎。甲肝论文的作者是医科院的詹美云、刘崇柏、李成明、张文英、朱纯、庞其方、赵同兴、王长安、王金利，和北京第二传染病院的余昌晏、李寿复、佟智功、林尊慧、牛京勤。

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如果有专利的话，能获得的财富是很不得了的。至于后期的工作，虽然说也重要，也是突破，但是比起发现树鼩也能感染人类的乙肝而言，是不足道的事情了。就好比发现青蒿素可以抗疟疾与确定了青蒿素的分子结构的类比一样，发现发现青蒿素可以抗疟比结构分析要重要得多。

这样的评价应该说是具有一贯性的。但是的但是，饶老师在博文中的表述，让人觉得好像确定了青蒿素的分子结构的工作要比发现青蒿素可以抗疟更有意义。也许这是镜某的误读。但愿这是镜某不必要的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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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论事儿，就“事儿”论是，就“事儿”论“事儿”。

所谓“瞎掰”的说法，不过是 来自做那一行的偏见。与发现树鼩也能感染人类的乙肝可以比拟的，是确立乙肝患者的治疗方法。其余的说法基本上就是“自慰”。因为用乙肝来说事儿，最后还不能有治疗的方法，那不是忽悠呢么？

不是看着线虫做这一行，这些话都懒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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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论事儿，就“事儿”论是，就“事儿”论“事儿”。

即便没有这个发现，也会有别的。好比是从月球上拿些石头回来：说有用也有用，说没 有用也没有用。阿波罗计划本身，就是个“较劲”的东西。较劲是第一位的，其他都是次要的。男人（孩）们都知道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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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论事儿，就“事儿”论是，就“事儿”论“事儿”。

因为没有必要认为女妇科医生就比男的好。

第三，建新的研究所，对科学院来说也许算科研体制改革，而对建所的人来说，不 能算作是改革。这一点当事人需要有个清醒的认识。饶在北大的施政算是“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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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论事儿，就“事儿”论是，就“事儿”论“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