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教授分类有很多说法但很多是属于“感情论”的思考，基本上是属于不会思考的类型。 说一个人不会思考很像是在骂人“弱智”。其实冷静下来细想，这个说法与被说不会弹琴、不会解题是同样性质的事情，没有必要生气。

为什么大学一年级的基础课要教授来讲？是个德国大学的事例介绍，对国人来说应该是很耳目一新的事情。对此，有网友们质疑“都让教授去讲课，讲师助教咋办，还活不活？”“为什么教授、助教讲同一门课会有区别？究竟区别在哪里？”

有种意见是让讲师们（年青人）去讲课，认为让教授去讲课是剥夺了讲师助教讲课的机会。镜某以为，讲课的资格还是需要有个界定的。以从业年数或级别划分都是个办法。作为制度设计，这是必须有的要项。

“为什么教授、助教讲同一门课会有区别？究竟区别在哪里？”是个好问。这个话题在费曼教材里费曼讲过一些相关的话。不要（奢）求Caltech的优秀学生都能当堂听懂，毕竟所教的事情都是人类长时期积累起来的精华。听一堂课就能明白了的话，也太小看人类文明的精华了。德国的教育模式，应该是个大学教育的范例。区别在哪里？好比是对年轻人解说婚姻。一个刚结婚不久的人解说合适呢？还是有些过日子的经验的人来解说合适呢？

教授分类成研究和教学，很多人在无意识当中，都是站针对理工科的立场，虽然也有少数社文科人的意见提高教学质量是靠“钻研”还是靠“科研”？。大学里面，有半数以上的人是文科的。因此不考虑文科的情况论分类，属于有先天的缺陷。

镜某的思考是着眼于制度的设计，不涉及具体的个人。中小学教师的教案有标准教科书，现场教师吸收新教材，反映在教学现场就可以了。但大学课程在理想上是不设标准的教科书，而是老师编的教材。因此，在考虑制度设计时，需要能有个客观的定时的“证明材料”，来保证、来证明教师的“教案”是在被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当中，要向社会、向学生证明教师（层）是在不断地“修炼”。论文等就是所谓的证明材料。不过在过去，这个证明是以教师的整体向社会提出的。如今讲究个可追踪性，需要每个个体提出、并且是不断被要求提出“证明材料”了。

这重现象就如同古玩市场：精品、真品不过是那么有限的几个，更多的是仿品、赝品。理论上大家都不喜欢仿品、赝品，但实际上手里的货色多是仿品、赝品。人们所谓的“科学成果”，与潘家园的古玩市场上的货能有一比：有真的东西，但是更多的是“水货”。好的东西都在博物馆里面呢！。

关于教授分类，有人给出了将所有专业分为三大块：基础研究专业、应用研究专业、服务型专业的具体方法。镜某问这个设计的最大缺陷是什么时，博主回答是“短期内很难改革”。显然这个回答镜某不满意。或者说博主并没有理解镜某质问的意图。

要想办成一件事儿，有两种方式：从处理个体开始，从框架设计开始。一个变革，往往从框架设计开始。需要“将所有专业分为三大块”不是框架么？也是一类框架，但是这样分会涉及到具体的人物，不是一个好的框架设计。北大也尝试过改革，科网上也讨论过这类事情。情况就如同科网上表现出来的那样，各说各的，不了了之。

让大家来参与框架设计，必须是大家都在一个舞台上平等论事儿。这个事情办到了，事儿就成了一半儿。这个平等的框架就是分析一个集团的现在的年龄结构，并且算出来如果不加入新人的话，五年后、十年后的年龄结构情况。探讨一下这个集团被认为是合理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专业结构，以及维持这些结构的方法。有了这样的总束缚、边界条件，再去讨论具体措施的办法就很容易了。这时，就可以明白一个道理：如同游戏板华容道那样，要解决问题需要有个空白的空间，需要有个流动。这就是说，一个集团里的人员不能满编。满员了就不好流动、不好补充了。而不能流动、不能随时补充的话，一个团体的生命活力就必然会下降。要改革、要实现不能满编的状态，办法只有两个：扩编（哪怕是临时的）、或裁人。对中国的大学而言，裁人恐怕是第一位的。比如可以考虑提示很优惠的“嫁妆”，把“成熟”了的教员嫁到其他地方的大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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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论事儿，就“事儿”论是，就“事儿”论“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