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职业的角度看，大学和军队在现代社会里 都是职业化了的组织。技术上的事情且不论，“解放军”体制中最大的特点是有一套“政治工作”的体系。这是“解放军”战斗力的一个保障。这个制度同样也被搬到了大学里。国人大学教员的Tenure Track体制如果不能把“政治工作”的体系“摆平”，很多制度都无法设计。作为学术精英的教师们在大学中的“地位”，实际上是通过他们从外部竞争来的经费来“维持”的。他们对行政部门的“优位”、能当大爷，是因为他们向校方交了“税”（科研的间接经费）。自己的研究团队由研究费的直接经费维持。（能）获取外部竞争性的研究费，是教师队伍接受大学外部学术团体评判的一个渠道，也是政府部门对大学研究控制的一个技术手段。

国人大学与洋人不同的地方是国人的有四个组块：行政、党团、教师和学生（社团），而洋人的只有三个：行政、教师和学生（社团）。如果把大学的校董事会比作党团组织的话，在数学模型上是可能的。但在机能上就大不一样了。校董事会有为大学提供资产的责任，而党团组织非但没有这个责任，也没有这个能力。另外一个国人大学的“中国特色”是校产存在。北清一级学校的校产的收入，恐怕能占年经费的30%吧。校产的存在，使大学的行政部门具有比一线教师优越得多的地位。

军队是要维持战斗力。同样，大学也要维持学术的研究能力和教育的高水平。怎么办？政府一级不妨立个课题，让搞学术的人们研究上若干年。到那时候，该如何干心里就有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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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论事儿，就“事儿”论是，就“事儿”论“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