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潘老师的透过京沪高铁故障看中国人的素质！帖子，说得不客气些，倒让镜某感到潘老师的“感觉”有些问题。

国人的“素质问题”不是单纯表现在旅客与现场的工作人员身上。问题的根本在于如何基于法律、条例来处理列车晚点的事情。也就是说，在事先，客运方和旅客就要定好了“合同”，约定好了发生了意外如何处理。

比如说车票价格中可以有基本价和特快价以及级别附加价。基本价应该是“慢车”的起价，属于在车票的有效期间内给送到目的地就达成合约的一个概念。特快价是所谓的加快费。既然是“加快了”，在约定时间内不能达到合约比如说超过了正常所要时间的50％，就要退还加快费。级别附加价是为了体现“阶级差别”的，因此要有特别的课税（显富税）。

总之，“素质问题”不是个抽象的提法，而是需要有具体的措施才好。作为乘务员，应该有对付这类意外事态的培训才能上岗。做这些事情的责任，都在铁路方面。不能只有钱修路、做制服，而没有钱搞职工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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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论事儿，就“事儿”论是，就“事儿”论“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