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委按：

发了博文“看《女性的天空》对张慈的电视访谈有感”后，有网友给我推荐张慈早年的文章《独步人生》，据说当时很多期刊都转载了，一时洛阳纸贵，在青少年中影响很大。网友说：“如果我告诉你这篇文章是我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的，你作何感想？ 这篇文章发表于1988年，当时我还是中学生。我把文章一字字抄到本子里。当时没有电脑，没有互联网。这个本子保留了下来，才有了今天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以前在网上是找不到的，最近几年互联网发达，才能搜寻到。张慈的文字并没有很特别，特别的是她的经历和勇气。我没有要标榜张慈的意思，现实中的她是世俗与不世俗的混合。但这篇文章中所表现的是不世俗与现实世俗的抗争，这种精神鼓舞了许多人。”这篇旧文对当年那个不安分的流浪文学女青年的生存状况的描述极为生动，非常值得推荐。

这样的反映落魄而孤傲的文人艺术家生存境况的文章告诉人们，人，需要一份基本工作来维持生存，文学艺术（还有科学）很多时候是一种奢侈。很多年轻人不理解这一点，从而产生了许多穷途潦倒在幻想中生活的文艺青年。这些文艺青年，与民间科学家一样，老觉得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穷途末路依然锲而不舍，食不果腹亦不改初衷，坚持一条道走到黑，可笑也让人心疼。在我的同时代人中，文科生立志文学的不少，要做中国的托尔斯泰是很神圣的理想。立委也差点儿成为其中一员，绝对真诚。就好比当年的理科生立志要拿诺贝尔奖，做中国的爱因斯坦一样，到了西方以后才发现，即便寒窗苦读，拿下名校物理博士，也很难找到一份正经的工作。科学殿堂的门票都拿不到，遑论中国的爱因斯坦。理想与现实的偏差使我们这些人头破血流了以后才理解一个简单的生活真理：人首先要吃饭，要吃饭就必须有社会生存的基本技能，温饱而后才可奢侈你的才华（《立委随笔：文学艺术不能当饭吃》）。

朋友看了我的介绍和张慈电视访谈以后，议论纷纷，尤其是过埠新娘一节。有说上不得台面，是人生的败笔，对青年恐有误导。也有朋友赞佩她的勇气和生活的真实，英雄不问出身。斯大林说，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我对此事的看法是：性格决定命运。功利虽然不好，不功利她走不到今天。在人生没路的时候，只要不违法，选择怎样走路也是个人的自由和天赋权利，应予宽容和理解。事实上，子非鱼，没有经历鱼的苦痛与绝望，一切道德的责备都是那么苍白。绝处逢生的机会是不能以常态要求的。以结婚为手段开启人生之路，虽然不值得提倡，也无须大惊小怪。事实上，结婚只是她人生的一步，虽然是关键的一步。她后来的事业成功和家庭幸福归根到底还是她自己努力的结果。光靠婚姻是不可能成功的。就好比光靠名校文凭是不能成就的，最终能否站得住还是要看实际工作能力。

《张慈-独步人生》

我做人是很压抑的，从小到大我畏惧很多东西，在内心里树人为敌，这影响我在艺术中的爱憎。

我小的时候的确认为中国社会是世界上最好的社会，我没有形成意志以前，是受夸奖的好孩子、优秀生，进大学后，我忽然厌恶周围，为自己是一个处处受夸奖的好人而感到自卑。

分配到个旧文联<<个旧文艺>>编辑部，有人跟我说：

“枯井一口，不值留恋。”

“常规不破，则无大才。”

这些说法对人要求很高。我退职的念头是世俗的念头，个旧人的冷漠和市侩，使我自杀过，以后我开始领悟到，死原来是世间最容易发生的事，同时也是可笑和不可思议的事。

从分配到个旧的那天，我就强烈地感到有一天我会离开，百分白的会离开。

回忆我过去的生活，感到不幸福。

1985年初，我自动离职离开了<<个旧文艺>>，拿着1000多元的积蓄，在广州和四川南部盲流，1987年4月来到北京。

我追求的东西决不在北京。在这里我远远地端详云南，清晰地看见了我的过去，看清楚酣醉无聊、窘穷浑噩和怨恨忧愁。。。。。这些永远地消失了，再不计较了。北京社会吸引我，我居住下来，一边做临时工，一边写作。

在流浪的环境中写作，有一种挣扎的心情。我要通过写小说追求人生。

起初我住在一个熟人的空房子里，他们背后很怀疑我的来历，一个女孩子，没有户口没有工作，穿着一身脏衣服，在北京大街上晃晃荡荡，晚上趴在一大堆

纸里写，使着人家的水、电、煤气和家具，又不能给人家半点好处。有一天，房子的女主人来说，让我白天出去一天，她弟弟要在这间房间里漆家具。等我晚上回到住处，漆黑的房间里只剩下两个顶着天花板的组合柜，床和日常用品统统被搬走了，油漆味刺激得我想吐。我不平静起来，第一次这样清楚地看清了自己的处境。我坐在地上，捡起个烟屁股，把它塞进嘴里，划着火。吐出一口烟，这种局面使我产生一种疯狂的昂奋情绪，我想到了许多阴暗的行为。

我从玉泉路走着回城里，走了10多个钟头，天空红得像一块布，星星发抖，我非常害怕，我从来也没有见过。

我的肚子像一个面口袋那样瘪，双眼有一只看不见东西，周围混乱的一片，我心里动摇，想回到云南原来的单位去。

很多卑屈的姿态，只有事后才真正刺痛我的心。每当想到我曾经回去复职又被一脚踢出来，我为自己感到羞辱。我永远不可能再混政府的饭吃，正像一个朋友的话：“当第一个猴子从地上爬起来，宇宙就有了‘人’。人的第一特征是直立行走，第二特征是大脑的形成，所以，人就应该像个人样，要正直、清晰地活着。”



从16岁到现在已过了整整10年，10年中我写了白来万字，发了10多万字。留下来的那些，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文学垃圾还是有用的东西。我痛恨将写作看成人生的一种成就，我对文学没有任何研究，无文学观。

但我追求的是某种值得为之披肝沥胆的东西，是值得抒写的真理。我喜欢一些忘掉名字的强有力的作家，喜欢指的是追求他们的感情和风格，我读他们的作品但不摹仿。

我对世界的感受，就是语言的美。

我一生最大的愿望，是熟练地完美地运用本民族语言，写出云南人乡土的生活。在写作中，如果顺利，写作就成了世界上一种最好的消遣。

这些当然是在吃饱有闲暇的时候想的。大多数时候我都是背着那个类似逃难的大包，到处打烂战，东家睡地板，西家睡沙发，碰上有地毯的人家，裹着地毯也能睡一夜。小心翼翼地看脸色蹭饭吃，早上那顿吃饱，中午那顿就可以省下不吃，晚上又到另一家蹭。慢慢地我的本领高起来，能够根本不看冷漠的脸色吃饭，晚上陪尽好话地与人聊天，直到坦然地蜷缩在别人家里睡一觉，天亮就赶快离开，也有这种情况，打了一个白天的电话仍然落实不了吃住，心中不免卑怯起来。

我多么想有一个自己的家，可以在家里穿着拖鞋，放屁，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吃。。。。。生活不规律和卫生条件差，使我染上了好多病，内心紧张、耳鸣、月经不调、寒颤心跳。我有一次病倒了，巴氏腺恶性脓肿，这是一种急性妇科病，不能站不能坐，躺床上没有一个姿势能减轻疼痛，要么等待它自己穿孔溃破，要么开刀引流。由于抵抗力低，我很快要人事不省了，被两位朋友送到海淀医院，医院拒收，原因是我交不出200元住院押金。两位朋友苦苦哀求，说只要让我躺在床上，他们马上凑钱来交。收费处就是不让我跨进住院部那道门，几个人把我堵在外面，旁边有个老太太看见我抱着柱子不成人样的样子，拍拍我的手哭了起来。。。。。这件事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难道天下的人都那么让我失望吗？住院那几天，我透过窗户看着升起的太阳，我想，只有太阳才是生活中唯一不会幻想破灭的东西。要是问我在生活中信仰什么的话，我信仰太阳。

我的机会终于来了，<<红旗>>印刷厂厂长听别人讲起我的遭遇，出于同情，答应我去印刷厂排字车间上班，每月45元，条件是不许拿架子，要和工人搞好关系。这算什么条件呢？我天生就和底层人有一种亲近感。我刚来北京时，有一次昏倒在澡堂外面，是一个守澡堂的大妈(她叫史文出)背我回去，第二天又专门包饺子给我送来，还用她那点钱给我买了五只又大又香的苹果。所以我二话不说就答应下来，在排字车间干活了。我干的是拣字送字，一天8小时一分不差的干下来，又苦又累。第三天胳膊就抬不起来了，指甲被磨得裂了道缝，疼得钻心，衣服一天就见脏，又没地方洗，浑身酸痛得不由自主地歪着，由此我才深深地感到除了发展心灵之外、人生是悲怆的，徒劳的。我对那些年龄比我小，已干了几年排字工的女孩子充满了敬意，同时，对那遥远渺茫、难以思议的未来的向往，使我像块硬骨头一样活下来。

不久，我的一个女友的丈夫出国了，房子空了出来，准确地说就是我可以跟她同住。我厚着脸皮打电话跟她商量，她犹犹豫豫地同意了，约我第二天晚上10点直接去酒仙桥商场附近她的家见面、居住。当晚我吹着口哨打点好我的全部家当--一只大背包，手提塑料袋，离开了人家早已厌烦我的地方，提前到达了女友的家门口。我坐在门口等哇等。大雨哗哗下个不停，我愈来愈冷，抖索起来，等到深夜12点不见她回来。我心神恍惚，像隔绝了世态，看见的只是自己一厢情愿的想像和昨天夜里的梦。

难道对一个人的憎恨会超过对一个人的爱吗？哀痛和愤恨占据了我的身心，日复一日，我的心总也留不下欢乐，我昏昏欲睡，明天我将在哪里？

我坐在那里，虽生犹死，拿出纸和笔，写些什么完全不知道。我从未有过这种爆发的心情，一方面才思喷薄而出，一方面走马松缰，稳稳当当地写一个故事，我和今夜的故事，它夹杂着我的心智的溃败，我的忧伤，我对云南故乡的思念，我写人生的温饱与感情饱和的过程，不问本源。我坐在门口看自己的脚，我像一个没有灵魂的人。

我悲愤和不能自制。



几天以后我和一个也是从云南来北京闯天下的女孩住在一起，她靠裱画在中央工艺美院免费旁听了一年，又靠裱画去西藏画了一大批画，还靠裱画租到了十里堡的一间民房，置下了家当，养起了一只猫、一条狗，一群鱼和泥鳅，身上穿着就算在北京也显得时髦的衣裙，交了许多有本事的洋人国人朋友。不理解的人说她“太浪漫了” ，我和她同住一室，却常感到她的勇气和女性的独立性。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在朋友们的帮助下也慢慢摸到了流浪生活的规律，认识的人也逐渐多起来，手中有了一大串钥匙，有时我凝望着它们，分不清楚哪一把是开哪一家的门？我住过的人家太多了。

在<<自学>>杂志社我找到工作，在海淀区租到了房子。这面临着以大堆麻烦事，要去派出所交证明和押金，报临时户口，每月要交昂贵的房租和水电费，以及治安管理费，这靠我那每月80元的临时工工资是绝对活不了命的，我还必须再找一点别的路子闹点钱。我对面的屋子住的是一个盲流画家，隔壁住满安徽人，也是盲流。你要找最好的劳动力请到北京西郊来，在这一片圆明园废墟上，有第一流的保姆、木工、裁缝；价廉物美的编辑、翻译，还有画家、甚至导演员。。。。。

我每天清早6点起床赶331，坐两小时到东单上班，这种路程在昆明会吓死人，但在北京和我一样情况的人多得是。到单位后主要负责编稿，这是个说轻松就轻松说苦恼也苦恼的活计。办公室里有几大袋拆开或未拆开的稿件，能用的少得可怜，我真心同情投稿人。

我有时有种想法，想自己办个刊物，管他妈什么样的稿件都往上登，这叫做畅所欲言，劳有所报。

我下辈子是再也不做文人了。



前几天，一位将赴加拿大的同学来找我，他带我去北京语言学院外国教育咨询处查到了美国的12所语言学校地址，要我发12封信去求索相关资料，然后让美国的亲戚担保我出去，他说：“你太苦了，还是出去吧。”又说：“只要一心想出国，会有办法的，心诚石头也会开花。”

我琢磨大家奔出国的念头，都是一心认定国外无拘无束，性情自在，活法自在，做人自在，可以做一个人，硕大无朋的人。美国人办事效率高，几天之后12份回信和学校相关资料全来到我手中。然而摆在我面前的问题是，我一下子还找不到美国的担保人，傻蛋一个！这件事的尴尬结局我倒不在乎，只是渴望浪迹天涯的路给堵起来了。

我也常常怀疑自己搞文学是不是僭越之举？但除了这个，我的志向不可能是别的。我的经历使我变得坚强起来，我从自己的经历中学习到许多东西。人的生命如此短暂，我只希望能用双手牢牢抓住世俗中一切幸福和痛苦的体验，我信任自己。

我在北京七颠八倒地活着时，收到了云南一个同学的来信：“你生活勇气够可以的，策略够蠢的，不过想当作家的人大约都是这么干。要么一败涂地，要么得胜回朝。”

我才知道人们心目中的想法与我有很大的差距，我想到了为写作所做的种种努力，想到了在人与人之间相处关系的迷宫里所走过的路程，不禁产生了从未有过的坦然，既然认定只有作家的生活才是富有意义的生活，就这样下去吧。



--<<中国青年>> 19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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