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曾丽杰：音乐老师教英语

现在人们开玩笑，讽刺某个人数学不好，常常说他的数学莫不是体育老师教的。我现在也常常跟学生说，我英语不好是有原因的，我的英语启蒙是音乐老师教的，我大学的英语是俄语老师教的。

这可不是开玩笑，因为文革前的外语教育是受一边倒的亲苏政策影响，工科大学生都学俄语，培养了许多俄语老师。文革后已经与苏联决裂，1979年中美建交，改革开放主要是跟欧美恢复往来，工科学生都开英语，一时没有英语师资，所以我大学一年级的英语老师就是俄语专业出身，原来教俄语的。好在外语学院的毕业生都学过第二外语，尽管第一外语是俄语，可也教得了英语，只是读出来的英语总带着怪怪的俄语味儿。不过那时我们连个录音机都没有，只能从收音机里听一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英语广播讲座》，还是中国人讲的，很少能听到以英语为母语的人的发音，所以老师的发音好不好我们也不大能听得出来。

我这里说的音乐老师教英语，说的是曾丽杰老师，出奇的是在教我们外语之前她几乎没学过外语。话说我上初二从铁力林业局第二中学转学到了铁力一中的时候，曾老师还是教音乐的。1977年恢复高考，外语还不是考试科目。1978年高考英语只占10分，英语在高考中的分量越来越重是肯定的了，所以一中马上调整，决定在初中就开英语课。一中的老教师中找几个学过俄语的不难，跟苏联的蜜月期大家都学俄语。可学过英语的老师只有一个戴玉芳老师，初二起要开英语课，就有初二、初三、高一、高二的学生都要开英语课，一个戴老师哪里应付得来？戴老师是大万儿了，要去教高中，初中的英语老师只好临时找。找也找不到，只好现培养。恢复高考后音乐、美术课因为高考不考，就都停开了，音乐大拿蔡维老师都去教历史了，曾老师改行教英语也不奇怪。

曾老师是一个中等个子的小姑娘，白白净净，小眼睛，扎两个小短辫子。虽然是音乐老师，可并不往时髦了打扮，常穿四个兜的绿军制服。虽然文革中军装是最神气的时髦衣服，可曾老师穿的是男军装，可能是女军装稀少，不容易搞到吧。反正我觉得她穿男军装还有几分英气。除了蔡维老师，整个铁力也没有几个音乐科班出身的人才，也不知道曾老师是什么途径学的音乐，也不知道她是什么途径当的老师。当时有些老师是以工代干的，就是本来是工人，临时找来当老师，没有教师编制。教师属于干部编制，以工人编制代替干部工作，叫作以工代干。还有的代课老师甚至连工人也不是，只是代课的临时工。曾老师肯定不是临时工，但从她的年龄推断她也不是干部编制的正式老师，因为“文革”期间一片混乱，除了正式大中专毕业生，根本就没有批过老师的干部编制。音乐课停了，曾老师只能改行，总不能在学校成为一个闲人吧。

好在她很年轻，改行也容易，学校缺英语老师，就派她到伊春师范学校去进修了三个月，回来教英语。伊春师范原来是一所中等专业学校，1977年恢复高考，戴帽（拔高）办了大专班。不过曾老师没有经过高考，只是临时进修，是非学历教育，带着三个月的外语培训经历就成了我们的外语老师。

教了什么现在也记不住了，教得好赖当时也不知道。那年月我们连录音机都没见过，只有好学的同学能在收音机里听一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英语广播讲座”，自然不能品评曾老师的英语发音是否地道。曾老师教我们的教材是薄薄的一本，似乎是黑龙江省编的，“文革”期间的教材都很糊弄的，一学期的教材就是薄薄的几十页，一两百个生词吧，可我们仍然学得很费劲，想来曾老师教的也不容易。好在她发音标准不标准我们也听不出来。现在能记得她教的第一次课是学音标，一节课就教了十几二十来个音标，连读带写，还讲什么长元音、短元音、摩擦音、爆破音，什么上齿龈、下齿龈的，一下就把我搞懵了。还记得她让我们班长一上课就喊“死单搭布(Stand up)”，全班起立，一起喊“沟得毛岸梯彻(Good morning, teacher)”。后面似乎老师还要回答“沟得毛岸批优泡(Good morning, pupil)，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不是student而是pupil，似乎也不是pupils。好像还有班长喊“塞当普雷斯(Sit down, please)”。不过我们当时先学会的好像只有前面两句，一般学生记不住那么多，只记住一句“沟得毛岸梯彻”就行了，其他两句是班长和老师的节目，我们不会也没有关系。如果连一个“沟得毛岸梯彻”也不会说，就跟着大家一块站起来装聋作哑就行了。

课文嘛，能记住的似乎只有：

What is red? What is bright?

The sun is red. The sun is bright.

Chairman Mao is the red sun in our hearts.

最后一句太长，学了好多遍也念不会。到了考试，学生们也不太当回事，却把监考老师难为得够呛。当时的考题都是在黑板上抄，我们学的那点东西现在根本想不起来怎么够考一两个小时的。考题中有看图写词，比如This is a ?，问号那地方就画上一个大茶杯、小茶杯或玻璃杯的，让学生填cup、mug（马克杯）或glass（没把的）。我们学的时候就闹不清这两种杯子的区别，想来曾老师也不一定清楚，只是书上译成“小茶杯”、“大茶杯”、玻璃杯，我们就跟着喊大茶杯、小茶杯的。这两种茶杯都带把儿，让那些不教英语的老师往黑板上抄题时还真不容易画准确了，老师们画得不和书上一样，我们当然不知道是填cup还是mug了，记不得后来怎么给的分数了。

到了我们上高中的时候，1977、1978级伊春师范的学生相继毕业，教英语的老师就是师范科班出身的了。曾老师的学历显然再难立足，不记得她后来是又去进修、改回教音乐、做了行政人员、又考了学还是改了行。四十年过去了，这个英语的启蒙老师仍然让我不能忘怀。

曾老师的弟弟曾凡国也是铁力一中校友，比我们高一级，应届考上了大学，是当年我们羡慕的榜样，这应该也是我能记住曾老师的原因吧。此文在同学群发布后，有同学告诉我，曾老师后来到县里的机关当了干部，是县总工会，那才是她的特长找到了发挥之处，得其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