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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行政化“泛化”的自身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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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趋“泛化”的大学行政化是由多种因素促成了。这其中既有经济依赖、权力依赖、政治依赖、合法性依赖等原因，也有大学自身系统的原因。在大学自身系统方面，促进大学日益行政化的因素有很多，主要的应该是大学行政系统奖励机制缺失、惩戒机制缺失、监督机制缺失所致。
在行政系统奖励机制方面，大学做得十分不够。对待行政系统，大学的奖励机制、方式、模式十分空泛简单。目前可以列出的是：行政晋级和目标奖励。其它的则完全套用学术系统的奖励模式：通过学术积分，获得物质奖励；通过学术成果，获得职称晋升。对于行政晋级，因为人数少，行政评价人为化影响较重，获得职务晋升的人是少数，大部分行政工作人员并不能还得这方面的奖励。对于目标奖励，则往往以精神奖励为主，实际利益为辅。大学给行政系统、行政人员定定一个“跳一跳”可以摘得到“桃子目标”，行政人员费劲完成后，上级部门则给予一个“工作不错”、“考核优秀”等的虚化奖励。这些虚化的奖励，与学术系统实惠的奖励形成强烈的反差。在中国多数大学里，学术系统的奖励是“积分制”的。发一篇文章、争取到一个项目、获得一项学术荣誉等均有对应的“积分”，这些积分在年终时，则会化作“真金白银”。一些学术积分较高的教师，甚至可以得到比其本人工资高出几倍的金钱奖励。行政系统与学术系统奖励的巨大差异，使大学的行政人员不再安分守己，而是跨出行政事务边界，进行大量的学术工作。由于行政人员，特别是有一定行政职务的人员，掌握着较多的社会资源，他们更易于取得学术成果。最终的结果是当官和做学问两不误，甚至官当得越高，取得学术成果越多。当学术事务和行政事务边界混同以后，人们看到的是当官带来的实际利益，学术人员纷纷去从事行政工作，行政人员纷纷进行学术研究，最终带来的是大学行政化的“泛化”。事实上，那些安份于自己行政事务的人，最终的结局往往很残。他们往往在退休时连个处长也没有混上，同时因为没有学术成果，退休时连个副教授也不是。在职时还有点小权力，退休后则一无所获，只落得个“空悲切”。
在行政系统惩戒方面，大学做得更加不够。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大学的行政人员，往往是干多干少一个样，甚至因为干多会引起更多问题；干好干坏一个样，有本事的行政人员，个性往往也强，往往是最终成绩平平的人当上了处长，晋升了行政职务。同时，已经是大学部门领导的人，与所领导部门的业绩也基本没有太多的联系。问题多多的部门领导，可以长期处在领导位置上，最多是平级调动，永远得不到应有的惩戒。成绩卓越的部门领导，也基本得不到领导的重用，领导更愿意用自己熟悉的人。所以，在大学行政系统里，经常出现的一个现象是行政人员政绩只与上级领导有关，与自己工作则没有太多的关联。“一切为了领导，为了领导的一切”成为大学行政系统的一个怪现象。其结果是没有人可以为大学负责，为大学发展负责；也没有人可以为大学里的部门负责，为部门发展负责。因为，大学事务，大学发展成果基本上与行政系统人员关联性不大。这种怪现象就会孳生很多大学的怪现象：行政化、官僚化、虚务化、平庸化。
在行政系统监督机制方面，大学基本上就是缺失。在中国大学里，形式上的行政监督有很机构。比如，在学校层面上有中国共产党基层纪律检查委员会，有教师工会，有学生会；在二级机构方面，大学有审计部门，有监察部门等。但所有这些机构基本上发挥不了多大作用，甚至可以说是基本上没用。原因有二，其一是监督机构的不独立性。经常可见的国外大学监督机构，如监事会、审计部门、工会、学生会对学校事务质证的现象，在国内大学基本上不存在。原因是中国大学的纪委、工会、学生会都是党委领导下的机构，大学的二级部门更不必说。这些机构怎么可能对学校行政系统产生监督作用呢？其二是大学行政系统信息的不公开。虽然有《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的约束，但大学行政系统信息基本上是不公开的，或者说只对少数领导干部公开的。大学的投资情况，大学经费使用情况，大学决策细节，可以说就是大学内部人也是不清楚的。没有监督的行政系统，当然就是权力无极限的系统。行政系统、行政人员的日子当然也就好过了，因为他们掌握着大学内部的资源分配。大学行政化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只能是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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