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导向的大学制度设计是指在大学制度设计中，把发展学术、实现科研水平的提升和进步作为大学的目标追求、作为大学制度的价值追求，用诱制性或强制性制度促使教师从事科研工作的一种制度安排。学术导向的大学制度设计起源于1810年设立的柏林大学，柏林大学制度无疑是学术导向型大学制度的滥觞。柏林大学制度的主要创设人是威廉•冯•洪堡（1767－1835），其设计的大学制度贯穿着三个基本原则：“独立性、自由与合作三者相统一的原则”；“教学与研究三者相统一的原则”；“科学统一的原则”。新的大学制度不仅使柏林大学成为各国大学学习的榜样，也使德国大学雄居世界大学傍首70年，成为世界各国大学的翘楚，成为世界公认的科研中心。自此之后，发展学术成为大学的第二个职能。在柏林大学的影响下，美国直接以它为模版于1876年成立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霍普金斯大学以研究生培养为主，尊重教师的创造性学术工作，使教师首次体验了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带来快乐与幸福。霍普金斯大学因之成为美国大学时代的开始，也直接促成了美国研究型大学的繁荣，学术被证明是大学强校之基。

     我国大学重视学术工作始于蔡元培领导的北京大学，发扬广大于梅贻琦领导的西南联合大学。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间内忽视大学的“高深学术问”，大学学术工作受到了压制。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211工程”、“985工程”的实施，伴随着“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我国大学兴起一股强势的重视学术的浪潮。各类大学，包括专科类高校，都把学术放在了大学工作的中心位置。各类大学在制度设计中，也均突出了学术的重要，不惜以重金、位置、名利、惩罚等诱使或迫使教师从事学术工作。在这股大学制度重建中，学术成为大学的中心工作，成为大学的目的，成为大学制度设计的价值理念。学术导向的大学制度设计喜忧何在呢？

     学术导向的大学制度设计之喜在于：第一，繁荣了大学的学术。在一系列的诱制性和强制性制度的胁迫下，大学教师不得不为了发论文、争项目等而使尽浑身解数。于是，各校的科研数量上来了，SCI收录增加了，甚至有了国家级奖励。在201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国家三大奖中全国高等学校共获得198项，占总数的71.5%，即是一个明证。这些获奖学校中，不乏名不见经传的教学型本科高校。第二，提高了教师的科研水准。在学术导向型的大学制度中，没有科研成果的老师将注定是一无所有的教师。他们的职务、职称不可能得到晋升，他们的工资、奖金也不会提高。在此等制度肋迫下，各类教师不得不硬着头皮搞科研。不管水平多高，凡正是在大学中人人都在搞科研，不三不四的人混几年也成了教授，最差也是副教授。教师的科研水准比之以前应该是有所提高。第三，提升了大学的科研条件。在学术导向的制度设计下，大学加大了科研的投入。同时伴随着科研项目的增多，大学的科研经费也大大增加。一些三流的学校科研经费也过了亿。这些钱还是有不少投入到了科研硬件的建设上了。第四，突显了大学的地位。大学科研除了纵向的收获外，还有横向的收获。即科研社会服务的收入。大学教授们，特别是那些实用型、技术型的教授们开始走穴、游教。这不知不觉中也提高了大学的地位。原来大学也可以让人富有，让人平庸。近年来进入高校任教师的条件提升即是大学地位提高的一个证明。

     学术导向的大学制度设计之忧在于：第一，庸俗化了大学学术。学术导向的大学制度设计的一个副产品是人人搞科研、校校搞科研。把“研究高深学问”的大学庸俗化为“小儿科化”的技巧。甘于寂寞、勇于慎独、乐于宁静的学术氛围被利益、目标、绩效给破坏了。大学教师每年首先想做的是完成所谓的“科研工作量”。国家奖设立11年，七次代表国家最高原创成果的自然科学一等奖空缺，即是一个明证。大学的基础研究地位正在弱化。第二，功利化了大学学术。学术导向的大学制度设计中，一个可怕的现象是对学术规律的藐视和对学术成果的急功近利。教师不在因为兴趣而从事学术工作，而是因为指标被动从事学术工作。而完成一定量的学术工作，被制度化为一定数量的金钱。第三，“研究所化”了大学学术。学术导向型的大学制度设计另一个可怕的恶果是大学科研对教学的游离。大学教师越来越重视自己的学术，越来越忽视自己成果向教学的转化。重视对研究生的培养，却忽视对本科生的教学。给本科生上课成为一种负担。第四，“贫穷化”了大学灵魂。在功利化的学术追求中，大学的灵魂堕落了。大学灵魂最为高贵的品质：追求自由和追求真理被丢弃了。大学教师和学生现在已经基本没有了科研自由、教学自由，也没有了追求真理的基本愿望和品性。大学象牙塔的元素已经全然尽失，大学基本上是一个与其它社会组织同形、同构、同机制的场所。

     成也学术、败也学术，学术导向的大学制度设计给大学带来了荣耀的光环，也给大学带来了羞愧的面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