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冒荣老师的《郭秉文传》和张晓唯老师的《蔡元培评传》发现，中国这两所大学均有一次挤身世界不流大学的机会，可惜都错过了。

20世纪初期，哈佛大学曾希望和麻省理工学院合并，合并问题曾是两校的热门话题，在难以实现合并的情况下，两校于20年代初决定合办工科。当时东南大学正将商科改为商科大学并和暨南学校在上海合办。后经教育家孟禄（Paul Monroe）提议，产生了由麻省理工、哈佛和东大共同在中国合办工科大学的构想。哈佛、麻省理工遂委派孟禄、造桥大王沃德尔（J.A.L. Waddell）、工程师麦洛埃（Meloy）来华考察、洽谈。经东大校董、外交部长王正廷从中斡旋协助，进展甚速，达成《中美合办工科大学计划》。该计划经东大校董会讲座通过，由郭秉文、孟禄、麦洛埃共同草签。该计划的主要内容是：①合作双方，中方为东南大学，美国为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②经费，中方负担者二，一为基地校舍，二是经常费每年7.5万元；美方负责者三，一是经常费用7.5万美元，并另筹资100万美元以扩充工料，二是提供设备，三是负责专业，教员由美方负责。③组织，设立9人的校董会，中方3人，美方3人，东大校长1人，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中国学生2人。后因江浙军阀连年开战，省库耗竭立尽，上海经济又不景气，拿不出许多资金购地建房，致使计划落空。（冒荣.至平至善 鸿声东南---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135.）

中国大学的另一次机会应该北京大学。1923年蔡元培第6次辞去北京大学校长后，就对大学失去了兴趣，1927年后他先出任民国政府的大学院院长，后又主持中央研究院。1928年8月蔡元培因大学区制受挫，辞去了大学院长职务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中央研究院上。国立中央研究院，系“中华民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其职责为“实行科学研究，并指导、联络、奖励全国研究事业”。到1929年初，中研院先后建立了物理、化学、地质、天文、气象、动植物、心理、工程、历史语言、社会科学等十个研究所。担任所长职务的均为各学科领域具有高深造诣的科学家和学者，如丁燮林、庄长恭、李四光、竺可桢、傅斯年、陶孟和等。把1931年的统计：中院院的专职研究人员约为170人，其中研究员50年，另有特约、兼职49人。（张晓唯.《蔡元培评传》[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136.）可以说当时的中央研究院把中国一流的人才都网络其中了。

为何把此当成大学丧失发展的一次机遇呢？我认为关键在于当时的蔡元培对中国大学失去了自己的耐心。当他离去并组建中央研究院委实把大学的精英都给带走了，把中国有限的资源分开了。大学当时的科研功能已经成为世界潮流的情况下，中国科研的人才却走向了研究院，不能不说是一种失误。反观美国，在二战以后，罗斯福总统聘请曾任麻省理工学院副院长、具有远见卓识的科学家布什（Vannevar Bush）出任联邦科研及开发办公室主任。布什在回答总统的四个问题的著名报告《科学—无边的彊界》中特别强调了基础科研的重要作用，认为开展基础科研最佳的地方是学院、大学和一些由捐款建立的研究机构。布什极力主张不要单独建立研究机构，而应组织科学家和提供必要的资源，由这些科学家在自己工作的机构——现有的包括大学在内的非政府机构——从事必要的科研。他期望这些机构去创造知识，发现和培养人才，持续探索“无边的疆界”。罗斯福总统接受了布什的建议，大学科研经费激增，成果倍出，大学科研为打赢这场战争起了重大作用。

二次错失发展机会的原因，虽然有人为的因素，主要在“天灾”。当时的中国战乱不断，国家没有财力、精力去办大学。但也确实有人为的因素：如果郭秉文不被免职，说不定东南大学就可能会成为与世界一流大学同步的工科大学；如果蔡元培的眼界再高些，把办好北京大学当成自己的终生事业，他可能不会再办一个中央研究院，他可能也会重视大学的科研工作。终归，他刚刚在欧美国家进行了为期11个月的考察，对世界大学发展的趋势了如指掌。可历史没有假设，我们失去了这种可能。

大学的发展说难就是很难的事，因为“百年树人”。但说易也是容易的事，只要方向正确，一所大学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成为一流大学也不是不可能。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基本上是把握住一次大的机遇而成功的。远的包括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近的包括沃里克大学、香港科学大学等。但愿我们中国的大学今后能够把握住属于自己的一次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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