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何故,写出一个不中不洋的题目,估且认为大家理解吧。
时下中国大学中的价值标准越来越贫瘠了。大学中既没有具有中国特色并为世界所普适的价值体系,也没有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所认可的系统价值体系,更没有科学、道德、历史、自然、社会、政治等多维度认知的价值体系。大学这一组织和大学中的人,价值判断越来越简单化、绝对化、功利化,衡量价值的标准最后只剩下了钱和权了。用一句中国式的话来说就是“穷得只剩下钱了!” 在外在形象上,大学变成由权力因素构成的“衙门”:大学现在追求的规模大、宏伟、漂亮,关键是威严!三百米长的大门、数千万元的大门、似天安门广场的广场、似天安门的中心标志建筑,也就不再奇怪。这体现了大学的权力追求;在内在构成上,大学追求专业的大而全,层次高而广,追求获奖的数量、项目的层次、基金的额度、重点*、重点*的多少。因为,此等可以给大学带来利益,给大学校长带来官运。大学中的人也深受其影响。大学的校领导,对人谈的总是多少个重点学科、多少个重点实验室、多少个博士点、多少个国家奖励,委有此,大学校长才觉得有政绩;大学中的教师,也是大谈发表了多少论文、获得了多少奖励、主持了多少国家课题,好像只有如此,才能称得上大学中的教师,甚至是教授。当然,大量有博士头衔的教师,去拚命当一个管后勤工作的副处长,你也不要觉得我在讲笑话。大学中的学生,也受到了传染,他们认为有用的课程就去上,认为没有用的课程就逃课。有的学生四年没有上过图书馆,见了面,问起学业,一无所知,谈所得,只能讲出谈了几次恋爱,“创业”了几桶金。如此等等,不足为奇!所以,对大学中的以下事项,你千万得理解:一所连本科生都教育不好的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不必奇怪得理解;一所没有什么科研能力的大学本身,一所实验室经常人烟稀少的大学,连获得国家奖,你也必须接受、理解;一个著作加身、论文年计百篇的教授,自己的教案、ppt数年不变,你得接受、理解;一所大学用数以万万计的大学建广场,却没有钱给图书馆买新书的,你得理解;大学领导人人有专车,教师却有时没有车得站在校车内回家,你得理解;大学内的处长们坐在老板桌前呼风唤雨,而教授们却在自己的学院没有立足之地(一个可以放下办公桌的地方),你得理解;两个有“教授头衔”的副处长为了权力争得你死我活,你得理解;一个没有钱交学费、对催交学费、扣压毕业证说不人道的大学生,正在和人举杯庆祝逃避了学费、或者获得助学贷款,你得理解。
那大学应该是如何呢?大学的价值追求应该有那些呢?有人说,大学是社会的良心:“大学不是风向标,不能什么流行就迎合什么。大学必须时常给社会一些它所需要的东西(what the society needs),而不是社会所想要的东西(what the society wants)”。有人说大学是求真的地方:“大学作为追求真理的机构,只忠诚于真理,而不论其所产生的智力或社会的后果如何;只服从真理的标准,而拒绝服从任何权威”。有人说,大学是批判社会的中心:大学“具有一种强烈而严肃的使命,这就是思考。大学是独立思想的中心,既然它是一个思想中心,一个独立思想的中心,那么它也是一个批判的中心”。
对知识分子,一个以大学教师为主体的队伍,则体现了人们更多的价值追求。唐代著名教育家韩愈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北宋大儒张横渠有言:知识分子的品质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梅贻琦先生说:“吾认为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他们做人亦必不取巧,不偷懒,不做伪,故其学问事业终有成就。”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爱德华•萨义德说:“知识分子是在社会中有特殊公共作用的个人,不能降为一个无个性的专业人员,不能降为一个只能干其本行工作的称职人员。他所发表的信息、观点和见解应代表公共大众。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是局外人、业余者和现状搅乱者”。法国哲学家朱立安•班达在其论著《知识分子的背叛》中把知识分子定义为构成人类的良知。
中国的大学离“道”太远,概应该先从纠正价值标准开始吧,至少应该从丰富价值标准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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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该为大学的价值标准贫瘠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