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推荐了一篇文章，谈科学家与公众进行科学沟通的问题，指出科学家对于这方面的很多看法其实是错误的直觉，说白了就是自以为是。作者本身是做科学沟通研究的社会学家，有大量的数据支持其结论。科学家的态度显然是站在自身立场上的片面想法。

　　当然，美国的国情与中国的相差很远。不过我还是觉得其中的观点很有借鉴意义，所以把全文翻译了，供有兴趣的人参考。只是不知道中国有没有人做这方面的研究，如果有的话，真应该把数据拿出来让大家（特别是科学家们）看看真相是怎样的。

　　原文链接在此：http://the-scientist.com/2012/07/23/opinion-scientists-intuitive-fail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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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面对公众并与之进行有效的沟通？科学家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大多是错误的。

长久以来，美国和欧洲的科学家都在为与公众沟通的问题感到忧心忡忡：公众对于科学能够理解到什么程度；媒体是否给予了科学足够的报道；对于科学相关的复杂政策问题，公众如何做出自己的决定？不过，诸如此类与普罗大众沟通科学问题的最佳方式的讨论，大多基于科学家自以为是的直觉，而非基于在该领域已经开展了二十多年的方兴未艾的社会科学研究。以我们专业的眼光来看，这实在是一种讽刺。

今天5月，超过500名研究人员、媒体人士，以及政策专家，齐聚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国家学院，参加了一个为期两天的论坛：“科学沟通的科学”。这次论坛消除了一些关于科学、媒体，以及公众的错误观念。这些观念源自于臆想，却顽固不化。下面列出其中五条与我们的研究工作最为相关的：

1、美国人不再相信科学家了。有著名科学家警告说：我们已经步入了一个新的“黑暗时代”，公众不再相信科学领域的专家了。的确，在过去一二十年间，公众对于个别研究机构的信任跌入谷底的情况并不鲜见。但是根据美国科学基金会开展的一项调查，公众对于科学界整体的信心仍旧坚挺，显著高于对政治家、媒体人士，以及商业领袖的信任程度。

不过，根据另一项研究结果，保守人士对于科学界的信心已经大不如前。这项研究称之为保守人士“对科学宣战”的证据。但是，对于这种信心下滑的原因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解读。把这种现象归结为单一的原因，只会令全面理解这一复杂趋势的努力付诸东流。

2、科学媒体已死。虽然科学家们常常批评新闻媒体，让公众注意到媒体的偏向性问题，但科学家们同时又害怕新闻机构缩减预算，彻底扼杀科学报道。然而，事实上科学媒体的生存状态仍在快速发展变化之中，并未死亡。正如笔者之一（Nisbet）在最近一项共同署名的研究中所描述的：记者通常不再是科学领域爆炸性新闻的来源，而科学博主们和大学的新闻版面在这方面已经参与得越来越多了。但是，在针对复杂研究领域的综合报道和解读方面，科学记者仍然是主要力量，特别是当科学关乎政策问题的时候。像《纽约时报》的Andrew Revkin这样的资深科学记者已经开始以专业人士的身份撰写评论，评估科学体系，而不仅仅是报道科学家的工作。

3、娱乐界推广一种反科学的文化。从上世纪70年代起，科学家们就已经在担心电视电影正渐渐地破坏着公众对于科学的信任。然而直到今天，研究表明科学家在大众文化中仍然是非常正面的形象。科学家们常常是好莱坞大片和热播电视剧系列中的英雄。

的确，我们自己的一些研究显示，虽然科学家的角色很少出现在电视节目中，但只要出现就几乎全是正派角色。当下黄金时间正在播出的节目中，81%的科学家角色是“好人”，26%亦正亦邪，只有3%是纯粹的“坏人”。我们的研究还证实，观看电视对于人们对科学的态度所造成的影响很复杂，随着观众背景和类型的不同而不同。举例来说，观看科幻类型的节目能促进观众对有争议领域的支持，而非培养对立的情绪。这类领域包括干细胞研究，以及生物技术在食品方面的应用。

4、问题出在公众身上，而非科学家或政策制订者身上。科学家们一直以来都相信：当公众在政策问题上与他们意见不一致时，应当受责备的是公众的无知。科学家们认定，只要给公众普及了知识上的漏洞，公众自然就会在气候问题这类事情上同意科学家的意见。可是研究表明，具备科学知识与否跟公众的态度之间的关联很有限。与之相反，信任、情绪、社会身份，以及事件本身是如何呈现的，这些因素的影响力更大。因而，科学家们和他们的研究机构对于有效沟通的担子就更重了。

不幸的是，一种普遍的先入为主的观念认为保守人士已经对科学开战，这分散了科学家们的注意力。他们不再关注于公众在知识上的欠缺，而是更关注“思想体系上的鸿沟”。这种观念把公众简单地一分为二，让思想开放者与保守者对立，让相信者与否认者对立。这样的立场不仅忽略了公众之中占很大比例的一部分人，他们仅在某个科学问题上犹豫不决、心存矛盾；另一方面，也令科学界和政策制订者不再去寻找更易于让保守人士接受的政策手段和沟通策略。

5、政治观点不会影响科学家的判断。在讨论科学相关的政策问题时，我们倾向于认定科学家们不会受他们自己的政治观点的影响。然而在笔者之一（Scheufele）共同署名的一项研究中，我们发现即便去除了科学判断的影响，科学家们的政治意识形态仍然显著影响着他们对于讨论中的调控政策的偏好。正如笔者之一（Nisbet）在另一项研究中所得出的结论，意识形态在形成科学家的观点方面的所起的作用很可能会被放大，特别是当他们想要弄清楚一些充满对立政治观点的问题时，比如气候问题。

从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影响着公众观点的类似背景因素也同样影响着科学家的政治判断。这也就部分解释了为什么本文中提到的几种错误观念会一直存在着。

Mattew C. Nisbet是美国大学公众沟通领域的副教授，同时也是5月21日22日两天在华盛顿举办的美国国家学院Sackler论坛“科学沟通的科学”的专家组成员。Dietram A. Scheufele是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科学沟通领域的John E. Ross主席，同时也是德国德累斯顿技术大学的DAAD访问教授。他是这次论坛的组织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