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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谢家荣—华夏地学拓荒人,中国地质科学引领者,陆相生油理论倡导者(作者:张立生 )

已有 1257 次阅读 2024-2-13 15:47 |个人分类:自然科学|系统分类:人文社科|文章来源:转载

谢家荣

谢家荣:华夏地学拓荒人——纪念谢家荣诞辰120周年

编者语:在二十世纪中国地质科学的发展历程中,谢家荣先生是一位无法绕过的里程碑式人物。他以其卓越的学术造诣、严谨的科研态度和对国家矿产资源事业的无私奉献,为中国地质学界谱写了辉煌的篇章。谢家荣(1898年-1966年),字季骅,是我国现代地质学与矿床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对中国地质科学的发展及矿产资源勘查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职业生涯横跨了新旧中国的转折时期,始终坚守在地质科学研究与教育的第一线,无论是在艰苦卓绝的野外考察,还是在理论研究与人才培养上,都展现出了非凡的毅力与才华。谢家荣早年留学美国和德国,专攻地质学,回国后积极参与并推动了我国早期地质调查与矿产资源开发的工作。他在金属矿床成因理论、石油地质学等领域贡献突出,特别是在铀矿床的研究方面,为我国核工业的起步奠定了坚实的地质基础。此外,他还主持编撰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和影响力的地质学著作,如《中国矿床》等,这些成果至今仍是中国地质学研究者重要的参考资料。作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院士),谢家荣在学术领域的威望与其人格魅力同样令人敬仰。然而,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他不幸于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迫害,最终离世,但其不屈的精神与深厚的学术功绩如同一座丰碑,永载史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地质科技工作者砥砺前行。

谢家荣(1897.8.19—1966.8.14),字季骅(季华),上海人。1916年农商部地质研究所毕业。1920年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理学硕士。1928年赴德国做访问学者,从事煤岩学与矿相学研究。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1956年中国科学院生物地学部委员。中国矿床学主要奠基人,中国矿相学鼻祖,中国煤地质学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世界煤岩学先驱之一和中国煤岩学奠基人,中国石油地质学先驱,陆相生油理论倡导者,中国土壤学开拓者和奠基人,中国现代陨石学先驱,中国水文地质学与工程地质学及中国地貌学与地文学开创者之一,中国矿产测勘事业开拓者与奠基人,经济地质学先驱,中国铀矿地质与勘查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中国地质钻探事业先驱和倡导者。中国科学社社员、中国地质学会第一届书记、第11届和第23届理事长。历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地质系教授和系主任,中央大学教授和两广地质调查所技正,中国地质调查所代所长、北平分所所长,江华矿务局经理,叙昆铁路沿线探矿工程处总工程师,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处长,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地质部总工程师,地质部普查委员会常委、总工程师,地质部地质矿产研究所副所长等职。

“十八罗汉”中的佼佼者1897年8月19日谢家荣出生于上海市一个贫寒的职员家庭。1913年初中毕业后辍学在家。此时,恰遇我国地质事业的奠基人——章鸿钊、丁文江和翁文灏主办的工商部地质研究所到沪招生,他决定应试并作为27名正取生之一被录取。地质研究所的学生不交学费,宿舍由所提供,但伙食费自付。家境贫寒的谢家荣只能半工半读,在课余时间挣一点钱来交伙食费。地质研究所招收的学生大多是高中毕业的,而他却是初中毕业生。经济上的拮据,文化水平上的差距给他的学习带来了相当的困难。秉持“凡人不能虚此一生”的他,“是一个肯用苦功的人”。格外的勤奋使谢家荣的成绩在地质研究所18名毕业生(史称中国地质界的十八罗汉)中名列前茅。1916年11月1日,他和叶良辅等5名优秀毕业生被任命为地质调查所的调查员,而其余13名毕业生则有7人被任命为学习调查员,6人继续留所学习。从地质研究所毕业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实测北京西山地质。学习成绩的优异和工作成绩的突出,使谢家荣成为十八罗汉中第一个被公派出国留学的人,于1917年被送往美国斯坦福大学地质系深造,1919年转入威斯康星大学地质系,并于次年在该校获得理学硕士。

开拓和奠基中国地质科学

谢家荣献身地质事业50年,涉足区域地质学、大地构造学、地层古生物学、矿物学、岩石学、矿相学、矿床学、煤岩学、煤田地质学、石油地质学、经济地质学、地球化学、陨石学、地文学、地貌学、古地理学、水文地质学、工程地质学、地震地质学、土壤学等,其涉猎面之广,在我国地质界独一无二,并且在许多方面都居于开创者的地位。1920年,尚在美国留学的谢家荣就在《科学》上发表了系列论文《矿床学大意》,述及与矿床有关的矿物和各类岩石及地层与地层变动、矿床成因、矿床分类、矿床形状及其共生物、矿床之剥蚀与变质,以及各种金属与非金属矿种的矿物、矿床、产额、用途等内容。在中国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矿床学的理论与实践,开了我国矿床学研究的先河。1921年,留美归来的谢家荣重入地质调查所,旋即随翁文灏、王烈等赴甘肃考察海原8.6级大地震,接着一个人去玉门进行了中国地质学家最早的石油勘查活动。考察回来,他先后撰写了现代中国的第一篇地震地质考察报告《民国九年十二月甘肃地震报告》和第一篇石油地质考察报告《甘肃玉门石油报告》。这年12月,他联络袁复礼一起向翁文灏倡议成立中国地质学会,由此有了在中国科学界有着重要影响的中国地质学会在次年2月3日的诞生。谢家荣是中国煤地质学的先驱和开拓者之一。1923年3月,所著中国第一部煤地质学专著《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同年8月他在《科学》上发表《中国陨石之研究》,开中国现代陨石学研究的先河。192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谢家荣的《地质学(上编)》——中国第一部普通地质学教科书,丁文江为该书作序,称“谢家荣先生是中国地质学界最肯努力的青年”,“他又好读书,能文章,所以他做的这一部教科书”,“不能不算是教科书中的创著了”。从1923年到1925年的三年中,谢家荣每年都与刘季辰或赵亚曾一起赴湖北调查地质,发表了多篇调查报告,他所命名的大冶石灰岩沿用至今。1925年叶良辅与谢家荣合著的《扬子江流域巫山以下之地质构造及地文史》对长江三峡的成因和鄂西地文期有独创的见解,是我国地貌学和地文学的名著和奠基作之一。1927年谢家荣应邀南下广州,参与两广地质调查所的筹建,进行中国人在两广地区的第一次地质调查。1928年春转到中央大学,教授矿床学和农业地质学,其间考察南京钟山地质,著文《钟山地质及其与南京市井水供给之关系》,开了我国地质学家解决城市供水的先河。留学归国后的八年,他涉猎地震、石油、区域地质调查、煤铁诸多矿种和地文地貌的研究以及地质教育,作出诸多贡献,已经在中国地质界颇有名望。1928~1930年间年谢家荣以研究员身份到德国进行中国煤的显微镜研究(煤岩学)和中国某些铜矿的显微镜研究(矿相学)。其时煤岩学还只有不到10年的历史。所有人的研究都是在常光下进行的。谢家荣将偏光显微镜引入煤岩学研究,先后发表了《四川石炭之显微镜研究》《煤岩学之研究新方法》和《北票煤之煤岩学初步研究》等。回国后,谢家荣担任了新建的地质调查所沁园燃料研究室主任,继续做煤岩学的研究,相继发表了《国产煤之显微镜研究》《华煤中之植物组织及其在地质上之意义》《浙江龙泉县产“丝炭”之研究》《薄的煤光片研究——煤岩学之一新法》《江西乐平煤——中国煤之一新种》等一系列论文。这些工作奠定了他作为中国煤岩学先驱和奠基人,和世界煤岩学先驱之一的地位。世界煤岩学的诸多先驱人物,纷纷来信盛赞和索要他的煤岩学论文。在德国期间和回国后所做中国铜矿的显微镜研究是中国矿相学的发端。他所拍摄的中国铜矿的精美显微镜照片被著名矿床学家史奈德红和世界矿相学鼻祖兰姆多尔收入他们的名著中。1930年地质调查所土壤研究室成立,谢家荣参与了它的筹建,负责它的早期管理,邀请美国土壤学家潘德顿来华工作,亲自撰写了中国第一篇系统的土壤学论文,和其时刚从北京大学毕业的常隆庆一起进行了中国学者的第一次土壤调查并撰写了中国人的第一篇调查报告《河北省三河平谷蓟县土壤约测报告》,在地质调查所的讲学会上首次讲土壤问题,是现代中国土壤科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1932~1934年间,谢家荣与丁文江、李四光和葛利普等被聘为北京大学研究教授,其间赴长江中下游调查铁矿,所著《扬子江下游铁矿志》,提出了中国铁矿分类法,将中国铁矿分为5大类17种类型,它一直是长江中下游找矿工作的重要参考资料。

开创中国的矿产测勘事业

“七七事变”打破了北京大学校园的宁静。正在北京大学地质系主任任上的谢家荣,化妆成一个日本人的模样,“只身南下,共赴国难”,到了湘桂边区的僻处穷乡,从事富贺钟江锡矿开发工作,为抗战换取外汇,开创中国的矿产测勘事业。在战火弥漫半个中国的时刻,谢家荣奉命筹备江华矿务局,设总办事处于江华,分办事处于八步,并于1939年被任命为江华矿务局经理。凭着他对砂锡矿的悉心考察和深入研究,虚心拜工头、矿工做老师,询问和研习书本,认真学习砂锡矿的采、选、冶技术,用最短的时间,花最少的经费,创立了当时湖南唯一用机器采锡的矿厂,不仅做到了如期生产,并将江华矿务局办成了一个收支有盈的企业。江华矿务局走上正轨以后,谢家荣又被派往昆明担任叙昆铁路沿线探矿工程处的总工程师,负责测勘叙昆铁路沿线每边50公里范围内的地质矿产。很快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叙昆铁路的合同无法执行,叙昆铁路沿线探矿工程处乃相继改组为西南矿产测勘处和矿产测勘处,谢家荣始终担任处长。抗战期间,他领导的矿产测勘处一直工作在交通不便,甚为偏僻的西南各省,工作条件十分艰苦,经费又极为紧张,他曾经对兼管总务的杨博泉说过:“吾处经费甚少,一切消耗费用务须尽力节省,工人亦应尽量减少,必要时一切事可由我们自己来做,剩下的钱,我们要留作野外调查之用,万一公家一时不给我们款子,那我们只有吃饭不拿薪,我们学地质的应有这种苦干精神……”从1940年到1945年的五年间,所制西南各省矿产地质概略图,面积将近10万平方公里,其中所制一千分之一至五千分之一的矿产详图有2000余平方公里,调查煤矿60处,铁矿16处,铜矿13处,银铅锌矿21处,金矿3处,锑矿5处,铝矿27处,锡矿5处,钨矿2处,等等,发现了云贵的高级铝土矿,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

发现淮南新煤田

谢家荣长期从事勘查工作和组织领导工作,他亲自发现或指导发现了淮南新煤田、南京栖霞山铅锌锰矿、福建漳浦铝土矿、安徽凤台磷矿、甘肃白银厂铜矿、江西城门山铜矿、松辽和华北油田等等。其中最著名的是淮南八公山新煤田的发现。华东地区的煤主要依靠淮南煤田供给。抗日战争胜利时淮南煤田的资源濒临枯竭,年产量仅为40万吨左右,远远不能满足沪宁杭工业和民用的需求,亟须开拓新矿区。1946年4月谢家荣因公出差上海,受淮南矿路公司之邀,谈及日本人曾证明淮南舜耕山上窑间淮河盆地有深藏煤田,因此有深钻的必要,拟请矿产测勘处全权办理。但是依据日本人的资料,此项深藏煤田距地面深度在500~1000米,非当时所能开采,因此谢家荣主张应当在淮南寻找浅藏煤田。回到南京之后,他查阅百万分之一南京开封幅地质图,发现大通以西的八公山麓有一条奥陶纪的石灰岩出露,与舜耕山成弧形构造,他据此推断山王集东南一带的平原下有赋生煤层的可能,乃于6月率燕树檀、颜轸亲往山王集一带考察。淮南的六月,骄阳似火,酷热难当,谢家荣等连同矿上所派柴登榜一行4人一路行来非常劳累,到了八公山北坡前的朱家大洼,在树荫下小憩。燕树檀到一旁小便,竟将含筵科化石的基岩露头冲刷得清晰可见。谢家荣等人闻声立即跑了过来,用放大镜一看,高兴地说道:“啊,太好了,我们的脚下就是太原组了。”因为这层石炭二叠纪石灰岩距煤层不过60~100米,所以他判定,在这石灰岩东北的平原之下,除非有断层或褶皱等等的意外构造,煤层的存在应无问题。于是建议公司与矿产测勘处合作钻探,全部工作委托矿产测勘处全权办理。八月初淮南八公山煤田测勘队正式成立。9月12日~23日,为勘定钻孔位置,谢家荣再赴淮南,与燕树檀等详勘钻位,亲自布置了钻孔。9月30日开钻。一个星期后,10月6日在距地面19米处的冲积层之下,即遇到3.6米之煤一层,可采煤至少有9层,总厚达25米。淮南八公山新煤田遂宣告发现。接着,谢家荣在中国首次使用勘探网对淮南新煤田进行了勘探,根据勘探资料,写出了《淮南新煤田及大淮南盆地地质矿产》一文,为人们认识淮南煤田全貌作出了科学的论断。新中国成立后,按照谢家荣的思路,在淮河两岸六县一市3500平方公里范围内进行的地质勘探完全证实了他的论断。勘探结果表明,八公山煤矿仅仅是大淮南盆地中辽阔的大煤田南缘的一小部分而已。整个大淮南煤田远景储量达444亿吨,煤层气储量约6000亿立方米,成为全国八大煤炭基地之一。淮南八公山新煤田的发现在地质界传为佳话,是谢家荣运用地质理论找矿的光辉范例。

中国铀矿地质与勘查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早在1946~1949年间,谢家荣就非常关注中国铀(釷)矿地质与勘查的研究:收集国外铀矿资料并加以传播。1946年11月,指示张宗潢研制成功了中国自己制造的铀矿物检测仪器——盖革计数器,并于同年12月在南京组织通俗科学讲演会,演示该仪器的效果,利用该仪器检测采自南岭和东北的铀矿化标本。1946年5月派出张兆瑾、霍学海动用槽探实施了黄羌坪铀矿化的初步测勘。1948年3月亲自前往调查与研究黄羌坪铀矿化,认定其值得勘探并布置了钻孔,同时考察了富贺钟地区的独居石矿并计算了储量。1947年派员考察了辽宁海城的铀釷矿。1948年著文《铀矿浅说》,概述了铀的主要矿物,铀矿物的检测、识别,铀矿的勘探方法,世界铀矿地质,铀的应用和铀矿矿业,开启了中国的铀矿地质研究。1947年11月,谢家荣著文Some promising regions for searching uranium and thorium deposits in China(中国铀釷矿的找矿远景区),提出了7个铀釷矿找矿远景区:辽东湾、阴山及山东半岛前寒武纪地块中的伟晶岩脉,南岭地区(从赣南到滇南),湘西黔东,滇中康南地区,玄武岩铜矿区,西南和新疆的中生代红盆以及海滩砂和海岸沉积,指出了中国铀釷矿的找矿方向。1949年6月制定了中国1950年的铀釷矿探矿计划,拟定派出15人前往黑龙江、辽东、绥远、台湾和广西,分别进行铀釷矿踏勘、详测或钻探。1954年著文铀釷矿的找矿须知,指导铀釷矿产的普查。谢家荣是中国铀矿地质与勘查的名副其实的开拓者与奠基人。

创办新中国第一所地质高校

谢家荣还是一位杰出的地质教育家,曾先后在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央大学地质系任教授和北京大学的研究教授,并担任过前三所大学地质系的系主任,培养了众多人才,黄汲清、李春昱、程裕琪等诸多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都是他的学生,建国初期全国近半数省份地质局的总工程师是由他培养的学生担任的。新中国建国前夕,谢家荣说:“中国地质事业虽已有卅多年的历史,但今日地质学家恐怕还不到三百人。以一支三百人的渺小队伍,要在千余万平方公里广袤国土上展开资源探寻工作,这力量实在太微弱了。”他说:“我们地质工作者目前负有双重责任,不但要尽自己全力为探寻祖国富源而工作,而且还要把自己的本领教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能做这种工作。”因此,还在1949年5月,在跟随陈毅司令员率领的三野进军上海途中,谢家荣便急新中国之所急,向华东方面的领导提出开办地质训练班,为新中国培养地质人才的建议,得到了领导的大力支持与鼓励。在经过一番筹备之后,由矿产测勘处、南京大学地质系、中研院地质研究所及中央地质调查所联合举办的南京地质探矿专修学校于1950年3月17日开学。谢家荣担任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并亲自教授矿床学。谢家荣主张缩短学制,用高水平师资,训练实用的人才。他在开学典礼上说:“我们的学校是一年毕业的专修学校,也许有些人会轻视它,觉得一年之内学不到什么,这个学校没什么道理。我的看法恰巧相反,我们学校的课程都是很精简而实用的,是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并采用形象教学方法,随时随地用实物指示,同时又注重野地实习,目的是使同学们学会专门的实际的本领,能为国家所用。我们不希望训练出什么高深理论都懂一点,但什么实际工作都做不来的人。而且学校毕业后我们还准备使诸位在参加实际工作中继续学习,这样经过一年学校训练,一年到两年野外训练,我不相信我们的学生在做实际工作时,会比不上一个大学毕业生,也许经验还可更多一点。”后来根据国家的要求,这届学生实际学习了两年多,于1952年6月毕业,正式毕业生110名,他们在工作中锻炼成长,逐渐成了地质战线各部门的重要骨干。

石油地质的先驱,发现大庆油田的大功臣

谢家荣是中国石油地质的先驱,早在1929年商务印书馆就出版了他编著的中国最早的石油地质专著《石油》。全书共11章,论及石油地质的各个方面,首次从理论上阐述了陆相生油理论,指出三角洲沉积区域之内,“海陆二相之地层,往往相间而生,于石油之积聚,最为适宜”,“产油地层,当以浅海或三角洲沉积最为适合。”松辽和华北油田实际上产于三角洲沉积中。1948年,他在《江南探油论》中第一次明确指出黑龙江可能有油。1949年初,他率先指出“中国石油的分布,决不只限于西北一隅”“依据地质理论,并为解决中国石油问题计,我们应该扩大范围,在中国各地普遍探油”。同年8月,谢家荣作为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发起的东北参观团的副团长率团到东北参观考察,后著文《东北地质矿产概况和若干意见》,指出“到现在为止,东北还没有发现的矿产,最重要的是石油,……日本人在锦州和扎赉诺尔二区对于石油的钻探,虽然没有成功,却是很有理由的,我们将来还应该继续做,并且要扩大范围,彻底钻探”,“从区域方面讲,我们将来的测勘工作,要特别注意北满,因为北满到现在为止,还是一个处女地,……可能有发现油田的希望。”最早将找油的战略目标指向今天的大庆地区。1952年和1953年,谢家荣在至少三篇文章中指出了华北平原和松辽平原是找油希望很大的地区。他1954年发表的《中国的产油区和可能含油气》,为即将开始的全国大规模全面石油普查的战略选区指明了方向。在地质部普查委员会常委、总工程师的任上,在1955~1957年的石油普查中,谢家荣提出了“在全国含油区和可能含油区内进行大规模的全面的地质普查是十分必要的”石油普查战略方针,和黄汲清一道提出了松辽平原石油地质踏勘项目,亲自起草了“关于松辽平原石油地质踏勘工作方法”,提出了“储油层的确定和圈闭类型的研究”“尤其具有关键性的意义”的石油普查战术方针,对中国石油地质和陆相生油理论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和有关方面的人一道,竭尽全力,为石油普查的顺利进行孜孜不倦,努力工作,为石油勘探战略重点东移创造了前提,从而对大庆油田的发现和以大庆油田的发现为开端的,包括华北和渤海湾等油田的发现在内的中国石油大发现作出了重大贡献。谢家荣一生从事地质工作五十年,勤勤恳恳,在华夏大地上,开拓地质科学的众多领域,奋斗在地质调查、地质教育和找矿勘探的岗位上,著作等身,留下的各种论著400多篇(本),是中国地质科学的宝贵财富。(作者系国土资源部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研究员)

十八罗汉中的十位在1915年。左起:卢祖荫、叶良辅、徐渊摩、周赞衡、徐韦曼、朱庭祜、刘季辰、李学清、谢家荣、赵志新。

1930年鹫峰地震研究室落成。站立者左起:谢家荣、章鸿钊、金开业、金绍坊、金绍堂、金绍基、翁文灏、李善邦。

1932年8月陕北油矿探勘队。左一为谢家荣,左四为孙越崎。

欢送北京大学地质系1937班毕业,时任北京大学地质系主任。

1965年10月安徽黄山花岗岩会议,左起:田奇瓗、孙云铸、谢家荣、黄汲清。

作者:张立生   来源:中国科学报

附1.  科普知识——陆相成(生)油理论

陆相成油理论是指石油可以在陆相沉积环境中生成的科学理论。在该理论发展之前,石油地质学界普遍认为石油主要在海相沉积条件下形成,即海洋环境下的生物遗体经过长期的物理化学作用转化为石油和天然气。陆相生油理论的主要依据包括:在陆相地层中发现了丰富的油气资源,尤其是在中国等国家的陆相盆地中勘探到了大量油田。陆相沉积环境中有机质含量丰富,尤其是富含有机质的煤系地层、湖泊沉积以及沼泽环境,可以提供充足的石油生成物质基础。一个理论的诞生往往伴随着争议,"陆相生油理论"也不例外。从观念的根深蒂固到打破传统,"陆相生油"理论掀起了石油成因理论研究的世界风暴,赢得了世界的肯定。在这座理论丰碑下,蕴藏着一部惊世之作。在过去的海相成因理论中,石油被认为是由海洋中动植物的有机质沉积转化而来。早在1863年,加拿大著名石油地质学家T.S.亨特就阐明了石油的原始物质是低等海洋生物。苏联地球化学之父B.A.别纳科依在其名著《地球化学概论》中指出,石油是由海洋生物生成的。1943年美国地质学家W.E.普赖特再次强调,石油是未变质的近海成因的海相岩层中的组成部分。由于大多数大油田都是海相沉积生油,因此形成了"海相生油"而"陆相贫油"的观点。石油的生成,至今主要还是"海洋有机成因说",即石油是由海洋中动植物的有机质沉积转化而来。因为世界大多数大油田都是海相沉积生油,因此就形成了"海相生油"而"陆相贫油"的观点。从上个世纪20至30年代开始,中国的老一辈地质科学家,如谢家荣、孙健初、王竹泉、潘钟祥、黄汲清、孙越崎等老一辈科学家坚持实践第一的工作作风,先后前往各地进行油气地质调查。在他们的努力下,分别于1937年和1939年,在陆相盆地中发现了新疆独山子油田和甘肃玉门老君庙油田,拉开了中国陆相生油理论诞生的序幕。

陆相成油理论自提出以来,由于受到实验分析技术水平所限,仍以宏观分析和地质研究为主,而对沉积有机化合物分子的检测和研究尚未展开,石油源于陆相沉积有机物质的直接地球化学证据不多,陆相沉积有机质生成和排驱原油的机理不清楚。自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石油地质学家们从不同学术观点出发,对陆相生油理论给予了概括和总结。特别是自上个世纪50年代末期以来,在地质先驱侯德封的组织领导下,以黄汝昌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等通过实践与研究进一步证实这一理论,于1959年编写了《中国西北区陆相油气田的形成及其分布规律》一书,这些理论的成功应用推动陆相生油理论的发展。60-70年代年代以来,中国科学院兰州地质研究所牵头组织下相继完成了《青海湖综合考察报告》和《中国陆相油气的形成演化与运移》等陆相生油理论著作。这些论著对我国西北区地质发展历史、地质构造、沉积建造以及陆相油田形成、分布的许多基本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论述,并系统提出了“内陆、潮湿、拗陷”是描述有利于陆相生油盆地的关键地质环境特征,高度概括了有利于陆相生油盆地发育的理想地质背景条件。陆相生油理论是中国几代科学家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一理论体系的发展和完善反映了中国地质学家在石油生成领域长期探索和研究积累的成果。后续的科研工作中,更多的地质学者不断丰富和发展了陆相生油理论,通过大量的野外调查、实验分析以及综合研究,积累了丰富的实证资料,并结合现代地球化学、石油地质学的新技术新方法,使得该理论得以进一步完善和提升。

陆相成油理论意义:陆相成油理论是石油地质学领域的一项重大创新,它突破了传统认为只有海洋沉积环境下才能生成大量石油的认知。该理论拓展了油气生成基础理论,揭示了更广泛的空间范围内可能存在的油气资源,对全球能源勘探具有指导意义。在实践层面,陆相成油理论在中国东北等地的成功应用,直接促成了大庆油田等大型陆相油气田的发现,保障了国家能源安全,推动了中国石油工业迅猛发展。为适应陆相生油环境特点,相关技术研究与革新随之跟进,提升了全球石油勘探技术水平。陆相成油理论的国际影响力显著,激励了世界各地地质学家重新评估各自区域内的陆相盆地,作为潜在油气藏进行深入探索。陆相成油理论不仅是中国科技自主创新的关键成果,也深刻影响了全球油气资源的勘查理念与开发策略。在2006年的全国科技大会上,"陆相成油理论"被列为中国建国以来广大科技人员取得的七大标志性重大科技成就之一,仅次于两弹一星、载人航天和杂交水稻。在2002年的全国两院院士大会上,"陆相生油理论"也被提及为我国基础科学研究的重大成果之一,为中国石油工业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附2. 维基百科——谢家荣 (地质学家)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谢家荣(1897年8月19日—1966年8月14日),字季骅(季华),江苏省上海县人(今上海市)。地质矿床学家、地质教育家九三学社社员,中央研究院第一批院士,中国科学院第一批学部委员。第一至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文革之初自尽。

生平介绍[编辑]

1913年—1916年,在农商部地质研究所学习地质学,在30名学员中岁数最小,以优异成绩毕业,为中国地质科学界十八罗汉之一,被分配进农商部地质调查所调查员[1]

1917年—1920年,被选派赴美留学深造。先在斯坦福大学,第三年转入威斯康星大学读研究生,获理学硕士学位[2]。1921年—1923年,发起成立中国地质学会,任首届理事会书记。在《甘肃玉门石油报告》中论述地质构造对油气生成及运移,储存的控制,揭示背斜层的重要意义。同期,发表《有关中国地质调查所收到的第一块陨石的成分和构造的初步研究》和《中国陨石之研究》两篇论文,是中国陨石学最早期的探索。出版中国第一本煤地质学专著《煤》。

1924年—1937年,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地质系,曾任北京大学地质系主任、清华大学地质系主任和北京师范大学地质系主任。桃李满天下。期间曾赴德国法国做访问学者,出版普通地质学教材《地质学(上编)》,并参与华南区域地质和矿产调查。发表《中国中生代末第三纪初之造山运动火成岩活跃及与矿产形成的关系》等一系列论文和中国第一本石油地质专著《石油》、《煤之成因与分类》,以及《中国之石油》,编制了《中国各种储油区域油苗、油页岩及地沥青分布图》,同时发表《中国之石油储量》,最早提出陆相生油理论[3][4],为在陕北发现中国的第一个油田(玉门油田),奠定了理论基础。

1938年—1950年,主持矿产测勘处。发现或指导发现了淮南八公山煤田、福建漳浦铝土矿、安徽凤台磷矿、南京栖霞山铅锌银矿、甘肃白银厂铜矿等一批重要矿产。其中在南京栖霞山,一钻成功,如有神助。同时期发表的《铀矿浅说》,是中国铀矿地质学研究的起点。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发表《江南探油论》,第一次指出黑龙江省可能有油。

1951年—1956年,担任全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兼计划处处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总工程师、地质部普查委员会常委兼总工程师。着重于矿产分布规律的综合研究,发表《中国矿产的分布规律及其预测》。如对甘肃白银厂铜矿的地质评价意见,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铜矿基地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其与黄汲清共同编写的《普查须知》为当时全国所有地质队人手一册。被业内人士认为是使用最广的一本普查工作指导书。同期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并开始兼任燃料工业部石油地质顾问,发表《中国的产油区和可能含油区》、《石油地质的现状、趋势及今后中国勘探石油的方向》等一系列论文,指导中国的石油普查,为大庆等油田的发现提供了理论依据。

1957年—1966年,谢家荣与其长子谢学锦一同被打成右派,工作重点转移到成矿理论研究和总结中国矿产地质问题,开始撰写《中国矿床学》。1966年,文革开始后,因不堪忍受造反派的批斗冲击,于1966年8月14日在北京服安眠药自杀,69岁[5]。其后约一月,其妻吴镜侬亦服安眠药自杀[6]

学术贡献与评价[编辑]

是当代中国屈指可数的几位地质学大师和地质学启蒙者之一,是百年中国第一号矿床学巨匠,是发现矿床最多的全方位地质学家。

是注意到在华北和东北平原下可能存在石油的第一个中国科学家,他的石油地质理论和科学预测,直接导致了中国第一个油田——玉门油田和中国第一大油田——大庆油田的发现。

家庭[编辑]

  • 夫人:吴镜侬,原名吴醒民,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毕业。1966年于文革期间和谢家荣一起辞世。

  • 长子:谢学锦,应用地球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7]

  • 次子:吴东(谢学铨),冶金工程师,1976年于唐山地震中殉难。

  • 三子:谢学钫,空军指挥学院教授,已退休。

  • 四子:谢学铮,石油地质学家,高级工程师,已退休。

  • 女儿:谢恒(谢学瑛),外交领事,已退休。

名言[编辑]

不要迷失在细节之中。

相关条目[编辑]

参考文献[编辑]

  1. ^ 张立生. 谢家荣年谱长编(上卷)..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22.12.01: 33–34. ISBN 978-7-313-24294-5.

  2. ^ {张立生. 谢家荣年谱长编(上卷).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22.12.01: 40–44. ISBN 978-7-313-24294-5.

  3. ^ 张立生. 大庆油田发现前的陆相生油理论与谢家荣的贡献. 载: 张立生. 论大庆油田发现真相.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5.11: 103–127. ISBN 978-7-306- 05360-2.

  4. ^ 另有记载说,是潘钟祥首先提出陆相生油理论。见《石油百科:中国人创立并发展的“陆相生油理论”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5. ^ 吴昭谦. 安徽地质科技发展史 2011-2016. 安徽省地质调查院. : 356.

  6. ^ 谢泳著. 逝去的年代 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3.02: 355. ISBN 978-7-5334-6012-9.

  7. ^ 张藜总主编;张佳静本册主编. 跨越时代的百位中国科学家 第1册 北京市科协系统专用. 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 2017.01: 264. ISBN 978-7-5046-71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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