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杰教授的主要学术方向是中国古代诗歌艺术和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多年来，他致力于古典诗词与传统文化的研究，著述颇丰。最近，他的论文《从<生民>到<离骚>——上古诗歌历史发展的一个实证考察》，获得广东省第一届社科优秀成果奖。其实，这篇论文早在2002年就获得了权威学术刊物《文学遗产》的优秀论文奖，该奖项为每两年评选一次，表明了学术界的重视和认同。论文的学术贡献在于通过《诗经》中的《生民》与《楚辞》中《离骚》历史渊源的研究，实证性地指出了《诗经》与《楚辞》之间“继承——超越”的内在关系，两者既有惊人的一致性，又显示出从“他”到“我”、从集体无意识到自我意识、从群体传唱到个人独白的转变与飞跃。这篇进行个案性研究的论文本身，似乎也可以看作是作者从事民族文化精神寻索而卓有心得的一个个案吧。

      郭杰致力于传统文化的沉思和探究，致力于揭示传统的内在意蕴和永恒价值，但他始终坚信，传统是一条奔涌的河流，是一个发展着的动态的过程，我们今天的生活就是传统或者说是传统的一部分，我们今天的行为、观念、价值、精神，不仅体现着传统，而且创造着传统；所以，他认为，没有必要人为地去设置一个传统，设置一个远离今天的社会生活与时代环境的传统。他相信歌德的“生命之树常青”这句名言，所以对截然断裂在当今时代生活之外的所谓“传统”，保持了一个人文学者的本能警觉和敏感。

从《生民》到《离骚》，对上古诗歌的独特洞见

对文学现象从文化的视野中去思考；对古人的东西要站在今天的高度上去看待。这是郭杰治学的两条基本思路，郭杰认为这也是从杨公骥、张松如两位恩师那里得到的学术启示。不能把一个诗人、作家孤立起来研究，把他从社会现实和文化传统中隔离出来，一定要结合当时的时代与社会现实与人文环境去考察。郭杰认为《诗经》、《楚辞》都是当时的社会生活体现，所以他在阅读这两部著作时，细致地观察到了《生民》与《离骚》两首诗作的异与同，并具有洞见性的提出了自己的学术主张。
    “这篇论文写用了2个多月，但思考的时间却有近十年之久。”郭杰说。“两篇作品在艺术结构上具有惊人的一致性；在形象塑造方面，都具有神性与人性相交融的特点。……从文学类型的角度看，《生民》和《离骚》分别属于叙事工诗歌和抒情式诗歌。尽管两者之间存在许多一致之处，例如，都形成了层次整饬严谨、脉络完整清晰的艺术结构，都塑造了神性因素与人性因素密切交融、有机统一的人物形象，但由于诗歌类型的不同，它们所据以进行艺术表现的视点（或角度）产生了很大变化，也恰好在很大程上标志着《离骚》对《生民》所进行的历史性超越和所达到的空前境界。”
    “从《生民》到《离骚》的类型变化、视点变化、人称变化，不仅蕴涵着上古诗歌历史发展的真实轨迹，不仅标志着群体传唱向个人独白的转达变和过渡，更重要的还在于，这也是具有哲学意义的‘自我意识’在中国诗歌史上最初的、然而是伟大的发端。”
    郭杰的发现是递进性的。“从《生民》到《离骚》，从外在的、客观的叙事到内在的、主观的抒情，从第三人称的后稷形象到第一人称的自我形象，两者在视点上的重要变化，决不单纯是形式或手法的问题，它更以具体作品的实例，印证了‘继承——超越’的文学规律，从宏观的艺术层次上，标志着中国上古诗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次伟大飞跃。”
    郭杰的这一独特洞见，使他蠃得了在古代诗歌研究领域的认同。但对于日常生活，他似乎采取了淡然处之的心态，神往于陶渊明那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境界，而宁愿滞留在古典诗歌中“自我意识” 的醒悟与传统文化中“生命意识”沉思之中。
    在另一篇论文里，郭杰说：孔子不仅是儒家思想的开创者，更是中国文化的代表者，因为儒家思想本来就是中国既往传统中主流文化的总结和升华，是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基础上的，所以它才会具有如此强大的影响力和如此长久的生命力。孔子的生命意识，也同样代表了中国古代生命意识的积极方面和主导倾向。
    他还说，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种人文精神的中国古代生命意识，既经历过广泛的感性体验，也做出过深刻的理性思考——它不仅眷恋于个体生命独特的存在和完满，而且善于发掘个体生命浑融于人类群体中的价值和意义；不仅标举着人类作为万物之灵长的主体性品格，而且格外珍惜人类与自然亲和无间的密切关系。这一切，都带有显著的民族印记，也都作为中国古代艺术之精华的诗歌得到鲜明而生动的表现。

从诗歌史论到文学史话，汲取传统文化的精神源泉

    郭杰对孔子有着很深的思考。为什么呢？因为当年他只有十来岁左右，刚上初中，就最早接触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位代表人物。那时，“打倒孔老二”的呼喊在全国飘荡，满街都可看到关于孔子的“漫画像”，居然在这样一种对传统文化批判、背弃的环境里最早接触到孔子，接触到传统文化，他至今回想起来，仍然慨叹真是有些让人匪夷所思。1977年恢复高考，他作为七七级大学生出现在荒芜了十年的大学校园内，成为班级中年龄最小的同学。“同学们中间有年龄很大的，有的在农场当过书记，有的在高中当过语文组长，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那时候，无论是同学还是老师都有着灼热的理想主义，富有敬业精神，无论是教还是学都是最认真的，那真是一个认真的时代。”后来，读硕士、读博士，在古代文学和文化研究的道路上一路走来。1994年，他的博士论文《屈原新论》出版，该书从历史、文化、艺术的三维视野中考察伟大诗人屈原及其作品，被认为是楚辞研究的重要突破。

    1991到吉林大学中文系任教，并担任了张松如（笔名公木）教授的学术助手，兼任吉林大学中国语言文化研究所副所长、硕士生导师。公木先生是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著名诗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词作者，也是一位渊博而深邃的学者，还是一位辛勤耕耘、桃李满天下的教育家。在公木先生身边担任助手的七年时光，对郭杰的治学和做人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协助公木先生主持完成了一项国家“七·五”重点社科基金项目，于1995年出版了规模空前的九卷本《中国诗歌史论》，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那时候公木先生已80多岁高龄，他放手让我具体策划这件事，给了我极大的信任和鼓舞，对我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郭杰说。这套著作出版后，获得第一届国家社科基金优秀成果三等将、吉林省优秀图书一等奖等多项奖励。清华大学谢思炜教授评价这套著作“充分反映了中国诗歌的演变历史和中国诗学的丰富内涵。”参加这项工程的学者，如北京大学的傅刚教授、、首都师大的赵敏俐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李炳海教授、北京语言大学的韩经太教授、中国传媒大学的张晶教授、吉林大学的张福贵教授，如今都是活跃在国内学术界的领军人物。
    1998年，郭杰主编了十卷本《中国文学史话》，这套书范围广泛，内容丰富，全书共500万字，在同类著作中规模是空前的。该书的100多位作者，是来自全国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从书的体例、内容、断代、编目等许多问题，都经过广泛的沟通和深入的探讨，最后达成学术共识。用了将近一年时间，这套书终于得以顺利问世。“它传递的不是单纯的知识，而是试图展现出一种文化内涵，也就是蕴含于中国文学宝藏中的艺术形态的民族精神。” 郭杰说，“这套书的成功，也使我与国内一批优秀学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社会科学战线》曾发表书评，认为这部《中国文学史话》是“通古今之文变，融雅俗于陶钧”，内容和形式都有很大创新，给予了高度评价。的确，这部深入浅出的“史话”，把中国文学的丰富内容，用通俗生动的形式呈现出来，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今天的生活就是传统

深圳杂志：你认为传统文化应该如何向现代转型？怎样去重估国学的价值？

    郭杰：什么是传统？传统是一条奔涌的河流，我们今天的生活就是传统或者说是传统的一部分，我们就是生活在传统里面并在创造着传统，传统不是在我们身体或生活之外的一件东西。没必要人为地去设置一个传统，一个与今天的生活与身处的环境相隔离的所谓“传统”。现在很多人在谈论“国学”这个概念。什么是国学？我觉得必须具备以下三个要素：一是研究的对象，二是研究的方法，三是研究的目的。惟有这三者具备了，它才可能成为一个具有未来指向的学科。应该从传统中吸取价值，总结精神，寻找一种指向。我觉得国学不是一个纯粹的学科，也不是一个凝固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的意义是在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发展的。对于一个人文学者，他的研究对象与研究目的应该是联在一起的。如果说它是对民族、当代的一种反思，对未来的一种使命感，吸取一种民族精神，在当下的生活中，它是一种精神延续，我赞成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国学”这个词。
    深圳杂志：在现代，国学传统的缺失表现在什么方面？你的具体观察如何？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保护传统文化的声音呢？
    郭杰：我不认为国学传统有什么缺失。时代在发展，历史在前进，所谓传统，只能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发展的过程，而不是凝固的一成不变的东西。孔子说过，夏代的礼、商代的礼、周代的礼就有所不同。他还说他那个时代是“礼崩乐坏”，要说缺失，那不是缺失吗？但这不影响文化传统的延续和发展，因为血脉是相通的，文化只有在发展中才有活力。所以我们说孔子代表了中国文化，而不是创造了中国文化。没有孔子（当然这不可能），中国文化还是中国文化。我们今天的生活也会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京剧为什么在那个时代兴起，是因为他对应了昆曲的这样的高雅艺术，京剧以雅俗共赏的平民化的形式而成为那个时代最重要的艺术形式。现在京剧变成了“高雅艺术”，流行歌曲反而大行其道，也许再过一百年，流行歌曲会变成现在的京剧一样。传统就是有自已的特色，会自然地流过来，传统就在我们的血脉之中。历史的发展，其实是一个吐故纳新的过程，“一日新，又日新，日日新”，所谓传统也就是这样形成的。
    深圳杂志：如果往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探究，最崇高的精神状态应该是什么样子？

郭杰：应该是“仁”与“和”吧。“仁者爱人”，这是人道主义；“克己复礼为仁”，这是集体主义；“杀身以成仁”，这是英雄主义。其实“仁”也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东西，而是一个自我实现的过程，是一种人间现世的精神。不必求助于彼岸性的宗教，在道德的实践中体现人的终极价值，这种正高无上的境界，并不是不可企及的，而是人的天性中自然就有的。                       

文化的自我反思经历了一个很痛苦的过程。现在出现的一些文化现象，其实可以理解为一种民族自信心的体现。我觉得改革开放20年，中国迎来了一个“盛世”。“和谐社会”与“和平崛起”都体现了中国文化中“和”的精神和智慧，这是社会生活的表现，是时代精神的表现，也是民族文化的表现。从个人、群体到国家，它体现在方方面面。

深圳杂志：为什么在最近两年才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在之前为什么没提出来呢？

郭杰：这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是人的需要，也是社会的需要。冯友兰曾经有一段话，他说：通观中国历史，每当国家完成统一，建立了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各族人民和睦相处的时候，随后就会出现一个新的包括自然、社会、个人生活各方面的广泛哲学体系，作为当时社会结构的理论基础和时代精神的内容；也是国家统一在人的思想中的反映。现在看来，我们既要建构主流意识形态，又要培育多元文化氛围，只要这样，就一定能够形成新世纪的时代精神和历史传统相融会的民族文化。

                                          （原载《南方都市报》2005年7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