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艺术的发展，固然是靠一代又一代人的开拓创新，但这与继承传统并不矛盾。事实上，大量动人心弦的精品佳构，恰恰是通过对传统艺形象（“原型”）的融会和发展，而取得其珍贵的艺术价值。这类艺术原型之中，常常涌现于中国历代诗人笔端，甚至足以显露某种民族特质的，便是一种以特定社会职业来表征丰富文化蕴涵的人物意象——“渔父”。千百年来，古典诗歌中写渔父扁舟垂钓之“象”，以达作者超脱旷达之“意”者，可谓层出不穷，而溯其本源，楚辞《渔父》堪称发轫之作。
      楚辞中《卜居》和《渔父》两篇，旧题屈原所作（见王逸《楚辞章句》）。清代崔述《观书余论》则谓“假托成文，乃词人之常事，然则《卜居》、《渔父》亦必非屈原之所作”。所言极是。这两篇作品，皆以问答方式贯穿全篇，以“乎”字取代“兮”字，又都更趋于散文化，显示出由楚辞之主观抒情向汉赋之客观叙事（或状物）流变的迹象。至于其作者，当为战国末期荆楚一带熟知屈原生平思想的诗人。两篇格调如此接近，或许竟出自一人之手笔吧。
      《渔父》开篇，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这样一幅景象：茫茫旷野，滔滔江流，无边无际的苍穹之下，一个疲惫不堪的旅人在踽踽独行。“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身经漫长的流放生涯，内心负荷着忧国忧民的巨大痛苦，这位正直的贵族，早已“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了。然而，即使来到这荒无人迹的江畔，他也不息于吟唱——他要唱出自己的忠贞、不幸、愤怒和哀伤。此时此刻，屈原是多么需要一位知音，来倾听他那字字血泪的心声啊！
      这时，诗篇中另一位人物——那超脱旷达的渔父，飘然出现在屈原面前。他诧异地问道：“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是的，从高居庙堂（三闾大夫，掌贵族教育之职），到沦落江畔，落差之大可以想见。渔父此“问”，王逸以“怪”释之。细细品味，其中的确含有责怪其迂执过甚、自寻窘困的意味。而屈原，只回答其“问”，不理会其“怪”，说道：“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所谓“清”、“醒”，就是志行高洁、见识敏锐，就是明辨是非、嫉恶扬善。这竟成为身遭流放之祸的根由！寥寥数语，愤懑不平之气，早已溢于言表。
      渔父却是这样来回话的：“世人皆浊，何不淈（搅）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食）其糟而醊（饮）其酾（薄酒）？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他巧妙地接过屈原话中“浊”、“清”、“醉”、 “醒”的比喻，就势加以生发，引出“淈泥扬波”（搅起泥沙、推波助澜）、“餔糟醊酾”（连酒带糟、喝个痛快）两个新的比喻，试图用相反的人生观点来开导屈原。“淈泥扬波”，则清浊难分；“餔糟醊酾”，则醒醉莫辨。如此，就会心无烦忧、路无险难。渔父的话，令人联想起当时道家的思想主张：“仁义之端，是非之涂（途），吾恶（何）能知其辨（别）？”（《庄子·齐物论》）既然执著是非之争、高蹈时俗之外，全都没有意义，何如顺乎自然、随遇而安、效法圣人的榜样呢？
      渔父此言，好意可感。但屈原毕竟与儒家一样，奉行“杀身成仁”（孔子语）、“舍生取义”（孟子语）的人生信念。他相信，人的生命，只有承荷着崇高的品德和理想，才不失其价值；为此而捐躯，正是死得其所。在《离骚》等诗篇中，他反复吟诵：“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此刻，听了渔父一番忠告，屈原再次毅然地表白：“宁赴江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面对这坚如磐石的决心，任何语言都是多余的了。于是，“渔父莞尔而笑，鼓枻（桨）而去，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遂去，不复与言。”就这样，渔父飘然而来，又倏然而逝，留下千古的感慨，让一代又一代读者去咀嚼。
      楚辞《渔父》，叙述的就是这样一段富于哲理的故事。汉代司马迁曾据为实录，直接载入《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宋代洪兴祖则不以为然，在《楚辞补注》中批评说：“《卜居》、《渔父》，皆假设问答以寄意耳。而太史公《屈原传》、刘向《新序》、嵇康《高士传》或采《楚词》、《庄子》之言以为实录，非也。”今天看来，把这篇作品作为叙事诗（而不是历史实录），当更符合事实。诗中采用问答之体，两个人物各述其志，，一为儒家的积极入世、执著进取，一为道家的消极出世、超脱旷达，形成鲜明的对比。说来有趣，《庄子》书中也有一篇《渔父》，同样是两个主要人物：代表道家思想的渔父，与之对立的，则是儒家创始人孔子。文中亦记其对答之词，却让孔子对渔父心折诚服，礼拜有加：“道之所在，圣人尊之。今渔父之道，可谓有矣，吾敢不敬乎？”此事不见《论语》，显系道家学派用以自诩的“寓言”。这亦足证楚辞《渔父》当是虚构而非实录。
      王逸《楚辞章句》云：“渔父避世隐身，垂钓江滨，欣然自乐。”楚辞（包括《庄子》）中的渔父，其实是避世埋名的隐士，而不是靠捕鱼为生的渔翁。先秦时代，隐士颇多。《论语》记载与孔子有关者，就有楚狂接舆、长沮、桀溺、荷蓧丈人等，他们畏世远遁，洁身自保，或躬耕田野，或避居山林，原不必仅限于以渔为业。不过，垂钓必临水畔，不仅景色优美，情调亦复闲淡，确乎倍加令人神往。例如楚辞中渔父所唱的“沧浪歌”，据《孟子·离娄》所载，当年孔子曾听过童子们传唱。考其来源，恐也是出自做渔父的隐士之手吧。可见，《渔父》之作虽属虚构，其生活基础却是相当真实的。《渔父》此篇，下启中国诗歌史上绵延不绝的渔父意象系列，实为这一艺术传统的发轫之作。不惟如此，它还与《庄子》此篇一起，赋予“渔父”意象以超脱旷达、恬淡自适的文化内涵，使之定格为隐逸（生活或情调）的象征。
      后世，中国士大夫的精神状态，总是徘徊于儒、道之间，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往往与隐逸文学结下不解之缘。而“渔父”意象，恰是最经常地触发其情思的艺术“原型”之一。粗举唐诗为例：从王维的“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山居秋瞑》），到李白的“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宣城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从柳宗元的“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江雪》），到韩愈的“蘋藻满船无处奠，空闻渔父扣舷歌”（《湘中》）；以至于张志和的《渔父》词：“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这些作品，虽手法不同，情趣各异，却都是从楚辞“原型”的深根上勃发出来的奇花异葩。顺便值得一提，宋代大文豪苏轼贬谪黄州期间，与客夜饮归途，乘醉吟出“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临江仙》）的词句，来表达对渔父那般自由隐逸生活的神往。不料，“郡守许君猷闻之，惊且惧，以为州失罪人，急命驾往谒。则子瞻鼻鼾如雷，犹未醒也”（见叶梦得《避暑录话》）。这也算是误解诗歌意象而引起的一段历史趣话吧。

                                                                                                                  （原载《文史知识》1994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