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人凡言学问者，多引清代姚鼐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兼顾之论，以其为指归。姚氏所言，调和汉学宋学、经学理学，诚清人融会贯通之论也。其所言三事，虽貌似今人所谓“文史哲不分家”，然细究之，可知其意之所指，固不论讲经义、做考证、著文章，均应兼顾三者，不可或缺也；即就治学之一途，亦当兼顾三者，不可或缺也。如其《述庵文钞序》所云：“鼐论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惜抱轩文集》卷四，《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21页。）其《复秦小岘书》所云：“鼐论天下学问之事，有义理、文章、考证三者之分，异趋而同为不可废。”（《惜抱轩文集》卷四，《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22页。）

而后曾国藩略有发挥，以为三者虽当兼顾，而仍以义理为核心。即如其《欧阳生文集序》所云：“姚先生独排众议，以为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必义理为质，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方今之时，早非经学时代，然姚氏兼顾之说，曾氏阐发之论，仍堪称治学之圭臬。惟于“义理”“文章”“考证”内涵，当赋予其时代之意义也。

余以为，所谓“义理”，即以当代思想理论之高度，运以独创性智慧，探究古典作品之丰富精神蕴涵也；所谓“考据”（考证），即从特定历史文化环境着眼，发掘搜寻广泛史料，字词句章层层着力，探究古典作品之深微语境真意也；所谓“词章（文章）”，当立足于当代艺术审美之高度，融会古来探究文心之说，以阐发古典作品意境之美及其艺术规律也。信哉，三者自当兼顾，苟无义理以为质，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义理者，诚文化传统之内核、民族精神之底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