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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考古、生物考古与环境考古——兼论“气候考古”创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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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考古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学科，生物考古特别是古生物考古也是经营多年，环境考古则是近年涌出的新军。
在我的眼中，环境考古（environmental archaeology）类似于买椟还珠，关注的主要是容器与承载体。地球是人类生存的承载体，普通的文物考古主要关心人类曾经发明过、使用过什么物品，突出人类的伟绩；而环境考古则关心地球本身的性能如何、人类对地球造成哪些不良影响，强调人类对于地球的破坏与改变。
环境考古是揭示人类及其文化形成的环境和人类与自然界相互影响的考古学分支学科。是环境科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产物。环境考古的概念于20世纪30年代提出，60年代形成为一门学科。该学科与第四纪地质学、古动物学、古植物学、物候学、土壤学、古气候学等关系密切。包括地质考古学、考古动物学、考古植物学等内容。
在环境考古的门类中，我想到了“气候考古”。然而，在百度搜索之中几乎没有“气候考古”一词，GOOGLE检索“climate archaeology”也难觅形迹，那么，看作一个新词组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古气候学不同于古生物学，古生物学面对的是生物的实体残存——化石，它的严谨性与真实性是已经受到肯定。而古气候学往往使用所谓代用指标—石笋、树轮、孢粉、沉积等进行间接推断，加之气候又是动态演变、因地而异，从准确性来讲可能要大打折扣，往往需要进行综合判断。
古气候学的研究近年发展迅猛，已经出现了不少成果。但我想，从“气候考古”的角度进行思考有其自身优势。它可以作为环境考古一个分支。从字面看来，“古气候学”似乎过于古板与严肃，而“考古”则充满探究气息，可以更多地允许不确定性的存在。我希望在古气候学继续推进的同时，也能以“气候考古”为手段，并借用文物考古、文物鉴别的审慎眼光，对古气候的任何论断都持怀疑的态度、对各路气候资料进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
新浪网转载第一财经日报（2010年01月06日）的一则气候消息，使用了有趣的标题“后哥本哈根气候认知之全球变暖的知识考古学” 。该篇报道引用了中国气象局局长郑国光的言论：“‘对气候变化是否存在、气候变化是否人为造成两大问题，科学界一直存在着争论。实际上，IPCC第一次报告认为，气候变化主要是自然因素。’郑国光对本报介绍，‘到了2001年发布的第三次IPCC报告中，科学家们认为，20世纪下半叶气候变化源自人类活动的可能性为66%，而第四次IPCC报告中，这一概率是90%。如此，通过控制人类活动来抑制气候变化的逻辑才成立。’”
《知识考古学》是法国哲学家福柯所著的一部对现代知识进行质疑的作品，上述报道使用“知识考古”作为标题，明显表明了对于当前气候预测，特别是来自西方、可能带有政治色彩的结果的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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