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是一名铁路子弟，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些都是几十年前的往事了。

如果让时空回到上个世纪的50到80年代的中国，一定会有很多人听说过“铁路铁老大”这个说法。在“铁路“这个词下包括了从铁路运输（包括客运、货运及军运）的职能部门、实体业务以及服务，到铁路子弟托儿所、幼儿园、中小学、铁路职工技工学校、党校/干部学校、大学及研究院所、铁路食堂、招待所（客货运输的司乘人员及各种公差私务都必不可少的服务设施）、医院、邮政（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还有火车邮政服务的吧）、电讯、俱乐部/电影院/工人文化宫、疗养院、铁路公安、法院，大概除了火葬场之外，全有了。在很多方面，国家对铁路系统的管理与对部队的管理十分类同。比如，当时全国有什么八大军区，在铁道部之下，全国也划分为20个左右的铁路局。由于军运的业务，各路局均设有军代表一职，据说广州铁路局文革时期的军代表是一名55年授衔的大校。路局之下是分局，分局之下有行政上的派出机构‘xx地区工作委员会’（简称‘地工委’），业务上有各站、段。因此，路局的管辖范围跨省，分局的辖区则在省内。比如，我的父亲50年代初在广州铁路局机关工作，母亲50年代中开始在路局中心医院工作；1969年后随父母工作的调动搬到了韶关市所在的铁路单位：韶关铁中、韶关铁路医院。韶关铁路地区的最高行政领导机关就是广州铁路分局的派出机构‘韶关铁路地区工作委员会’，而其下领导的业务单位包括：韶关火车站、机务段、电务段、工务段（客运段为分局直属）等。在当年的户籍管理体系下，地方政府每年都分配给当地的铁路地区一定数量的户口指标，然后是铁路系统内部自主决定如何调配使用。几个有意思的细节很能反映出铁路系统与军队系统的相似之处，一个最显而易见的事是铁路制服。铁路职工的铁路制服有短袖夏装（浅色）也有长袖的春秋装（深蓝色），其纽扣为塑料制的一律以铁路的路徽作为图案。每隔几年还有一套带黄铜纽扣的呢制服（黑色）。不但铁路职工上下班穿，铁路子弟也喜欢穿。还有一个是，铁路货运运输需要不断地根据货物的不同目的地及相关的铁路线及站点的情况对车皮（铁路货运车厢的俗称）进行调度组合，工人在调车的时候用的数目字的发音完全是部队传达命令时的数目字的发音：0 = 洞，1 = 妖，2 = 两，3 = 3， 4 = 4， 5 = 5，6 = 6， 7 = 拐，8 = 8， 9 = 勾；第三个是，当时的韶关铁路地区机务段每天早中晚三次按点（比如早8点，下午1点，傍晚7点）按一定的规律拉响一台蒸汽机车的汽笛，方圆好几公里都可以听见。铁路地区的人们都以此作为时钟信号安排工作与生活因为那时候绝大部分的百姓都没有手表更没有带时间的手机；报时的汽笛声也如同部队每天的出操军号成为了韶关铁路地区职工及子弟日常生活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基于上述的理由这才有了‘铁路铁老大‘这么一说。当然，’铁路‘的标志/路徽就是由钢轨的横截面为基础撑起的一个人字-寓意‘铁路工人’。

2019式铁路制服登场！看70年“路服”演变 (thepaper.cn)

上面这张网上下载的老照片职工们所穿着的就是春秋装的铁路制服，可惜看不出颜色。

广州铁路局为解放前设在湖南衡阳的粤汉铁路局在1950年代南迁而成，粤汉铁路局的辖区应该是广九铁路（广州至香港九龙大陆段）及京广铁路的北至湖北武昌段。我的父亲是解放前以中技学历考入粤汉铁路局，解放后随迁到广州；家母是正规护士学校/培训班毕业，解放初在上海进的铁路。1952年后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1954年才回国，随后从上海铁路局被调到广州铁路局中心医院。查网上资料说广州铁路局是1958年才从衡阳搬迁到广州，不知准确程度如何。反正我的父母至少是1955年之前就到了广州，相识相恋后成家，我们家的兄弟姊妹都是在广州出生。

有关广州有个说法是“东山少爷，西关小姐” 说的是东山是官宦人家的聚居地，而西关则是巨商大户的乐园。而广州铁路局机关及很多直属单位及家属区所在地就是广州市的东山区。虽然全家离开广州搬到韶关时我只有六岁半，但仍然记得家里所在的地方叫‘共和村’，哥哥带我去给妈妈送饭，一路上要经过（铁路职工的）东园食堂，铁路工人文化宫（附近有一棵大榕树，当时在文化宫里已有黑白电视看了；我也是在文化宫的电影院里看到了69年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的新闻纪录片），在路局办公大楼的地方穿过铁路向东山口的方向走之后向右转，最后去到农林下路的铁路中心医院。之所以有铁道从路局办公大楼前经过是因为那时候的广州客运站是在白云路附近（文革时期一度改称‘红云路’）的‘广州东站’，从东站出来的客运列车经东山口再经过路局办公大楼门口继续向东出城区。广州南站则是货运站，机务段放在了广州北，所以大家都说‘广北机务段’。随着广州城区的不断扩展，70年代中坐落在广州流花桥（靠近越秀公园）的新客运站落成取代了‘广州东站’成为了新的广州客运火车站。再后来，流花桥的广州火车站也无法满足不断增长的客流量的需求，于是又有了广州天河火车站。在69年的时候广州天河还是属于广州的远郊，不同于现在天河区早已是广州繁华的卫星城之一的市中心区了。

1990年以前广东境内我所知道/了解的铁路线就是广九与京广线，甚至京广线广东段的复线都还未完全完工。广梅汕铁路、往广州以西方向的大部分的铁路线也都没有。当年的客运列车分慢车、普通快车（普快）和特快。从广州到韶关短短的220公里快车也要开4个小时，慢车则沿途每站必停，拖拖拉拉要七八个小时才能到。我小学才七八岁时（在父母委托列车员照顾我的条件下）就自己坐了七八个小时（快车）从韶关到长沙姑妈家过寒假。在湖南日报报社做记者的小姑妈还带我去了毛主席的故乡韶山。铁路客运列车编号是有规律的，以北京为基准方向，往外走的都是单数车次，开向北京方向的都是对应的双数车次。全国第1、2次列车就给了长沙到韶山的客运列车。途径韶关的最重要的客运列车非京广特快（15、16次）列车莫属。但即使是‘特快’，当时我从韶关到北京上大学（铁路线距离2300公里）也要跑36个小时才行。其次是沪广线的49、50次列车。1970年代妈妈曾经带我去上海探亲看望我的姨妈们，坐了一天一夜的50次列车才到上海。那时候都是蒸汽机车作牵引动力，坐火车在迎风面的位子上久了全身都是机车头喷出来的微小煤粉/煤渣。列车的运行时速最高也就是在80到100公里。大概是从80年代开始柴油动力的内燃机车才逐渐取代了蒸汽机车，列车的最高运行时速达到了120公里或更高。1986年我作为访问学者到英国学习，看到所谓的intercity125 (时速125英里（约为200公里每小时）的城际客运列车)，觉得英国火车的速度特别快。2014年我回国探望时年87岁的老父亲，有机会和哥哥、父亲、我三个人一起坐高铁从韶关到长沙去看我的小姑妈。高铁以最高速度31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平稳运行，只用了4个小时不到就到了长沙，今非昔比呀！也算是让我这个澳洲乡下的土鳖尝了尝中国高铁的滋味。

以上为网上免费下载的机车图片(左边为蒸汽机车，右边为内燃机车)，特此说明并致谢！

得益于父母在广州铁路机关/事业单位工作的缘故，我从小就过上了大部分的同龄中国百姓无法获得的良好的生活。从幼儿开始我就被送到了路局机关托儿所全托（每周家长只需把孩子接回家过周末）；之后是路局机关幼儿园从小班、中班，直到大班。幼儿园离共和村的家不远，我上大班的时候有一次甚至自己就走回家了。在幼儿园的时候就学了从一数到十。从小该打的各种疫苗都打齐了，妈妈还每年一次带我到医院体检。在广州的时候我还记得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居然还可以每天喝上定购的瓶装鲜牛奶（送奶工每天一早送上门）。到了韶关，文革时期什么主副食都要凭各种票证定量供应。比如每人每个月只有500克（一斤）猪肉。但因为父亲工资比较高（月工资104元，当时大学本科毕业工作的月工资（很多年没有变动）是57元，做工人学徒出师后的三级工是32元），家里时常到副食品店买一些猪肉、鱼肉的罐头

（大概1.5元左右一个500克左右的罐头，不需任何票证）来改善伙食，几年下来，改革开放后家里曾积攒了上百个罐头玻璃瓶，洗干净后都给了学校（父亲曾任韶关铁中的总务主任）用来装浆糊。

家里搬到韶关时我6岁半，正在上幼儿园大班。韶关铁路地区是以铁路客运站，机务段为中心扩展分布，向南三公里还有一个新机务段。父亲所工作的韶关铁中（全称应为‘韶关铁路子弟中学’，简称‘铁中‘）是的前身广州铁路局技工学校，技工学校从源潭（距广州约70公里）搬到韶关（距广州220公里），学校的教职员工也一起随迁。因此一开始不少的韶关铁中的员工的家都在广州或铁路沿线的其它地方，自己一人随学校在铁中上班，一年几次/寒暑假才能回家与家人团聚，铁路职工这种情况乘火车也是免费的（算是通勤吧）。韶关铁中的地址选在了火车站往东三公里的环市公社东联大队的地盘上，当时是韶关市的远郊。1975年以前都没有公共汽车从市区通往韶关铁中。与许多其他铁中的教职员工一样，我们家也就安在了离市中心五公里/离火车站三公里的韶关铁中里。

爸爸妈妈要上班，哥哥在铁中读初一，姐姐每天走路去2.5公里外（火车站附近的）韶关铁路小学（简称‘铁小“）上学，家里也没有老人来照顾我，6岁半的我当然也要去上学。一方面铁小要求7岁才能上一年级，我因此年龄不够；另一方面走路这么远到铁小我的年龄也太小了点。于是我被送到了农村的东联小学（老师都是公办教师）读一年级（走路约一公里）。我还记得第一天上学是一个星期三，中午之后就放学回家了。那时候是每周六天上课，但周三及周六都只上半天课。因为是农村小学，学生大部分是当地的农民子弟，说客家话，以姓叶与姓邱的为绝大多数，居住在典型的客家围屋里。我因此现在仍然能听说一点客家话。在东联小学读了两年后，三年级的时候转到了铁小，开始了每天来回五公里风雨无阻的上学旅程。在铁小读书时有一件事让我印象深刻。现在我已无法记得具体是哪个年级时学校组织了一次到市区游玩（从铁小到市区人民公园还要走两三公里）的活动，我向父亲要点吃饭及零用钱。我的老爸居然给了我两块钱。更没有想到的是，我居然中午吃饭的时候自己跑到一个挺大的饭馆里吃了两份（盅装）猪肝瘦肉炖汤（每份0.5元）。回家后还了一元钱给老爸，可想而知我老爸当时惊讶的表情（对比一下，1979年我到北京上大学，老爸才给我25元每月的生活费，那么1974年以前的1元钱是什么概念）。不过这也真怪不得我，谁叫他一出手就这么大方呢；老子肯给，儿子（年纪小小）也敢花了。

1974年从铁小毕业，本来就可以回铁中读初一，不用再每天五公里的来回奔波了，情况却突然有了变化。当时候的广铁分局教育办公室（主管全分局下属教育单位的最高行政部门）作出了一个决定，为了保证高中教育的质量，在广州铁路地区之外的职工子弟都要集中到韶关念高中。也就是说南到深圳，北至广东与湖南交界的坪石，所有沿线各地的铁路子弟都要来到韶关铁中念高中。于是，韶关就有了铁一中和铁二中，其中铁一中就是原来的韶关铁中，没有初中一年级，高中部分有住校生，韶关本地的学生就读铁一中的一律走读，沿线各地来铁一中读高中的学生住校。这么一来，我是初一在铁二中读（原铁小的地方不同的老师而已）；到了初二才回到铁一中（韶关铁中）从家里走几百米就到课室了。问题是，从坪石到韶关一百多公里，从深圳到韶关那是超过三百公里，呼啦啦地沿线各地的上高中铁路子弟每年两次                

（9月秋季，2月春季）都要乘免费火车来到韶关上学，可是成为了一道特殊的风景线。就是那个时候，我哥哥的一个要好的家在深圳的同学送了一罐东莞石龙镇的特产‘石龙麦芽糖’ 给我们品尝，第一次吃当时觉得麦芽糖的味道好吃极了。1989年开始我在东莞生活工作，到了自己可以想吃多少石龙麦芽糖就有多少的时候，又不觉得它有那么好吃了，大概是‘物以稀为贵’的原因吧。显然，广铁分局教办当时决定的这样的办学方针比较奇葩，因此搞了没几年也就放弃了。我1979年还是从‘韶关铁中’高中毕业的去读大学的。

（麦芽糖图片为网上免费下载获得，特此鸣谢！）

1969年我们家从广州搬到韶关时只有一个广州铁中，离我们住的共和村的家往郊外（杨箕村）方向走不远过了一条河涌就到了。可是到2000年的时候，已经有了广州铁五中了。在韶关铁中高二教我数学的周老师（江苏常州人，大概是江苏师范学院毕业的），教学水平顶呱呱，搞行政也比别人强。我考上大学后（没有辜负周老师的栽培，高考我的数学成绩考得最好），她一步一步地被提拔最后做到了韶关铁中的一把手。因为她先生（教语文的李老师）是广州人的缘故，最终周老师调到了广州做了广铁五中的校长。我也因此有机会在广州与周老师伉俪见面一起吃吃饭，延续师生感情同时也是向老师表达一下做学生的感谢与敬意。

我是幸运的，能够亲身经历了中国从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走进历史新时代的方方面面，铁路系统的变化发展当然是这历史大潮中一朵靓丽的浪花。如今这么多年过去，铁路系统早已变化得我不再熟悉。如果我的理解是正确的话，现在的铁路集团公司除了经营铁路运输业务（不知还有没有军代表常住负责处理有关的军运业务），大概铁路医院、子弟学校之类的事业单位早已纳入/划归地方政府统一管理了。‘铁路铁老大’的说法与实际运作规则与体系已经走入了历史，成为了我的生活记忆中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