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2023年第一天，本来计划下午来一场150分钟跳绳来纪念的。没想到，我勤勉的老板今天还在工作，那我自然要回复啦。因为断电没保存文档的缘故，弄了一个白天。

这封邮件是给我未来小孩看的，有关科研态度方面的，哈哈。

本篇和博士毕业论文有关，我觉得学术研究活动没必要遮遮掩掩，事实上，我非常乐意直播撰写博士论文过程（我会录像答辩过程并分享，如果没违反什么规矩的话）。因为，学术创造是一项有关想象力的复杂思维活动，文字只是冰山一角。缺乏想象力的研究才有诸多顾虑，哈哈，我愿意直播，是因为：自信→得瑟，哈哈哈哈。

--------------------------------------------------如下

Z老师：

        您好，老师2023年新年快乐。

        目前的博士论文大纲的调整，是在开题报告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三个版本之间看似内容、形式有变化，但三版本相互关联又循序渐进，具有研究对象上的一致性和内在连续性。其中，带动大纲发生变化的是：我有关研究方法的视野及其知识的扩展和认识水平的提高。

        三版本演进脉络整理如下：

        第一个版本，开题报告：2019年《基于学术论文全文的学科领域研究方法体系自动构建研究》。完成开题报告时，我正在承担《情报学方法与技术体系》的撰写工作，当时书稿的研究方法整理经验让我作出了一个初步判断：以“方法体系”梳理学科方法世界，可行，而且能够受到我们组工程和技术传统的关照。

        随着我和组内其他同学研究的深入，我越来越深刻的察觉到学科的方法世界缤纷复杂、高速变化。同时意识到三个无法调和的困难：首先，现实世界里，“方法体系”的科学社会学价值要远远重要于其知识组织价值。“方法体系”是学科成熟的象征物或者说是“图腾”，也是专家托物言志，发挥个人某种学术话语权力、做宏观指引的学术载体，自动构建的“方法体系”尽管有科学（统计学）背书，但脱离“方法体系”构建的学术传统，就像失了灵魂。其次，“方法体系”知识组织功能是非常薄弱的，我发表的《我国情报学方法体系构建研究的转向突破》就说明了这样的问题，“方法体系”的知识组织功能甚至不如“方法计量调查”研究。同时，社会科学研究多方法综合使用的大趋势，方法体系“树型结构”已经不能适应这种新形式了。第三，自动构建的方法体系，解释力来源于某些黑箱的统计规则，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在无数生成的“方法体系”中发现与现实最贴近、最有解释力的那种，而不是直接提供人们指引，似乎本末倒置了。

      第二个版本，2021年《基于学术文献的学科研究方法全貌体系构建及应用研究》。这是我面对上述问题做出的变通努力，实质上是“SNA版本的“方体计量调查。“共现关系”会比“逻辑关系”更好的反应实际中人们的方法使用情况。我当时的信念是：自动构建或许不可行，但实体抽取是可行的。

      随着看了15000篇文章并标注了其中近6000篇文章，我对方法和方法之间关系的认识更进一步，我意识到：实体抽取也不可行，或者说，不足够。在发表的《大情报观重述：方法演进视角下的成因探析》中我初步阐述了有关发现：学术论文实体抽取的方法“身份”是多样的，可能是研究方法，可能是研究对象，可能是次要技术要素，甚至可能是其他提及（我刚发表的论文反应该比例大致是，20%：20%：20%：40%），如果说，这个问题可以通过预处理或研究设计勉强解决，那么，下面两个问题可以说是判决性的：首先，学术论文中不同方法间“关系”是极其复杂的，绝非“共现”可以表示，“SNA版本”实际上破产了。其次，我惊讶认识到“方法”和人类语言一样，本身都是不断建构的，并非永恒不变的客观之物：A过去可能是A’，未来可能拓展为B，期间还衍生出C，如果A术语本身在历史中都不稳定（人类“语言”和“认识”发展的不同步），抽取出来却不知AA’BC之间关系，那后续分析就是空中楼阁。

      在稍长的时间范围做有关研究方法的研究，术语变迁是一件不得不考虑的因素，因此，当时就产生了“方法过程结构分析”的构思。

     第三个版本，2023年《基于研究论文中方法过程结构的“证伪主义”社会科学学术评价方法》。在阅读4000篇文章并标注2000篇SNA有关论文后，我实际上探索了“方法过程结构分析”的有关构想，在最近的三项工作中：DIM约稿、情报理论与实践稿子、马费成教授项目，这些反复撰写，让我更加坚定这样的信念：方法过程结构分析是方法研究深化的正确途径。同时，《情报理论与实践》稿子已经勾勒出“方法过程结构分析”具有一个大有可为的广阔天地，在和编辑的交流过程中，建立了这样的信心：“方法过程结构分析”具备在中国图书情报领域的土壤上产生影响中国社会科学乃至世界社会科学发展的中层理论的潜能。因此，给出的四个点中，我选择其中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点：“证伪主义”学术评价方法。

     这项研究既是管理科学与工程问题，也是图书情报问题，甚至还算得上社会科学哲学问题， “牵一发而动全身”体现如下：

     管理科学与工程，大体来说，是一门发明与社会整体发展相适应的管理理论和方法，以优化“有限社会生产力-无限社会需求”配置，并达到最大效率为目的的学问。按照“一般-特殊”的演绎逻辑，学术生产是一种社会生产。而基于方法过程结构分析的学术评价方法，研究目的就是为解决“有限知识生产力-无限社会科学问题”之间的配置问题，这显然是管理科学与工程领域的研究问题，相信，这也是关乎学术界每个人的重要问题之一。

     在资源配置问题中，逻辑秩序应当是“先区分，再排序，最后配置”，而中外图书情报领域的学术评价工作，无论量化评价、各种指标变种、新颖性创新性指标等，无不是围绕“排序”做文章，而忽略了在逻辑秩序上更为优先的“区分问题”。这项研究正是旨在解决“区分问题”。如果这项研究工作能够很好地说明：人们利用方法结构分析，可以经验地区分社会科学研究中那些应当抛弃的“低效的知识生产模式”，毫不夸张地说，这甚至要动摇整个图书情报领域“计量”基石。

     贯穿科学哲学始终的是科学划界问题，科学哲学区分了“科学”“非科学”“伪科学”，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哲学家通过社会科学哲学勾画了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独特性质，区分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项工作是对划界工作的延续，在社会科学中进行更近一步的区分：将低效的社会科学知识生产剔除出来。

     博士论文稳妥做法自然是“不变应万变”或者“集合已有成果”，综上，看似不够循规蹈矩的调整潜藏着内在连续性，也反应了我是非常认真对待了我博士阶段的唯一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以及我在组里的成长：一方面受益于组里其他同学的成果，另一方面，作为科研素人（竞争情报专硕）的我，在老师营造的组内学术氛围六年影响下，形成的学术价值观念：追求知识的增长。

     剩下问题就是如何很好的完成这项工作。在老师的指导下，我对漂亮的完成这项工作抱有十足的信心。这项工作能够给苏老师的量化评价打上一个不错的补丁，某种程度上，也能成就一段学脉延绵的佳话。

李博闻

202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