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病养成探究心

——王守武院士回忆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

顾 金 亮

著名科学家的成长道路往往与众不同。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在少年时代即聪慧过人、才华出众，成为众多家长心目中的“别人家的孩子”。然而凡事都有例外，不是每一个科学家的成长道路都是用鲜花铺就，也不是每一个科学家在年少时即天人异质，表现出日后在尖端科学领域一展身手的潜质。中国半导体事业的开拓者王守武院士就是这样一个例外。他年幼时即饱受疾病折磨，虽经医治未致夭亡，但绵延的病程已经对他的智力、性格养成和日常学习造成不小的影响。少年时代的王守武“缺少机灵劲”，“寡言内向”，言谈“拘谨”“迟钝”，看上去有点“傻”，在学业上更谈不上出类拔萃，甚至要通过不断的转学渡过升学关，丝毫看不出日后要成为一代著名科学家的迹象。20世界80年代，王守武受《科学世界》杂志“我的科学生涯”专栏之约写成自传文章《我的报国路》，回顾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和科学生涯，其中详述了他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疾病磨难及其对自己性格和学业的影响，读来颇具趣味和发人深省，亦是丰富家庭教育学和教育心理学的生动案例。王守武如是说：

我祖籍苏州，1919年3月生。父亲是电气工程师，对数学也有较深的造诣，母亲是家庭妇女。我上有两个哥哥和三个姐姐，排行为六。在我两岁时不幸得了一场重病，虽然顽强地活了下来，智力却受到影响，缺少机灵劲儿，在众多的兄弟姐妹中，得不到父亲的宠爱。在我四岁的时候父亲从英国学成回国，想干一番大事业，举家便由小桥流水的苏州，迁居十里洋场的上海。在就学期间我经常患病，主要是疟疾。每得一次病就得休学，甚至影响到期末考试。为了不影响升级，不得不经常变换学校，从小学到高二就换了5个学校之多。病休期间为了克服寂寞，免除烦恼，经常躺在床上看书。由于长期在昏暗灯光下看书，刚上小学三年级就戴上了近视眼镜。在小学戴眼镜在当时很容易受到周围小朋友的歧视，天长日久使我养成了寡言内向的性格，但是内心的求知欲又使我对周围的环境有很大的兴趣，对许多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现象我总想问一个“为什么”。挂钟为什么会按时打铃报时，电灯为什么会发亮，凡此等等我都想研究。另一方面，由于少与人接触，嘴巴却变得越来越迟钝，言谈拘谨，不爱说话。中学老师曾生气地在我的作业本上提问：“你是不是哑巴？！”上面说的这些“为什么”，只能靠我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去解答，虽然有时我的想法是十分幼稚的，甚至是可笑的，但是由此却培养了我自学的精神。当我进入高二时，父亲退休后留恋故乡美景，举家又不得不随他迁回苏州，我考入了苏州中学。

（在我的）童年时代，父亲喜爱数学，下班回家喜欢给我们讲一些趣味数学，或出一些智力测验题让大学回答。我这个“傻弟弟”怕见父亲，每在这时经常挤在哥姐们的身后，听父亲那有趣的讲述。那时，父亲曾讲过如何求圆周率π的问题，我虽不甚明白，一知半解，但“π”这个无理数的特性却一直印在我的心上。进入苏州中学，经过对三角和高等数学的学习，对它的特性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从反三角函数的级数展开中得到了它的计算方法，写成《圆周率π的级数展开》一文，刊于校刊上，这是我人生里程中发表的第一篇论文。

病魔简直成了我难以摆脱的影子。在高中毕业前夕，疟疾再次重犯，耽误了学校年终考试和苏州全区的毕业会考。（我只拿到了）一张肄业证书，难以像哥姐们那样入北京的清华、燕大、协和医学院等名牌大学学习，只得报考收肄业生的上海同济大学德文补习班。 

王守武《我的报国路》手稿  顾金亮  藏

王守武先生在撰写这篇文章时已经在我国的半导体器件和集成电路领域耕耘30余年，完成了我国微电子和半导体光电子科技事业的奠基工作，当年因备受疾病折磨而造成的心理阴影在字里行间已经散去，沉淀下来的是长期与病魔共生的坚韧性格、因势利导早已养就的一颗“细推物理须行乐”的好奇心以及每取得一点进步就甚感欣慰的自我激励机制。其实王守武先生不仅在童年和青少年时代体弱多病，在他漫长的人生中或许病患不曾与他有须臾分离，疾病是他“忠实”的相伴一生的朋友，也是他每一项重大成就的参与者和见证者。1979年9月28日，他主持的“4千位MOS动态随机存储器大规模集成电路”研制成功。王守武回忆，“大家围坐在功能显示器的荧光屏前期待着成功的喜悦，我虽胃病老犯，也坚持和大家工作在一起，共享成功的欢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