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候选人凭什么能完成高质量的博士论文？

（世界著名大学探秘--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3）

      叶 明   

饶毅在最近的博文《我国教育的当务之急：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鼓励和鞭策导师为关键》中说，生命科学的一流研究生教育的包括：核心课程，专业课程，必修专业外课程，文献讨论(journal club)，资格考试，学术交流、论文课题委员会、组会、论文写作、内部学术交流、学术报告、学术会议等12项（饶议科学2024-03-20）。归纳起来，可以说博士研究生的科研训练主要包括“课程学习”与“论文研究”两个阶段，才是的完整且严格的。

我在《博士研究生接受怎样的科研训练才是完整且严格的？》以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遗传医学研究所的人类遗传学博士项目为典型案例，分析讨论“课程学习”（修课、轮转、文献讨论、暑期实习、综合考试等）的方方面面。现在，以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神经科学系博士候选人（Doctoral candidate）的论文研究为典型案例，着重讨论“论文研究”（ 学术交流、论文课题委员会、组会、论文写作、内部学术交流、学术报告、学术会议等）的导师组、年度检查与学术交流三个重要环节。

为完成高质量的博士论文，除了导师的悉心指导与学生的刻苦 专研（本文暂不讨论）之外，在制度设计与组织架构上有很重要环节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     

导师组的辅助与监督   

美国是个十分崇尚个人自由的国家，可是唯独在博士的培养过程中却特别强调集体智慧的作用。在课程学习阶段，必须上较多的课程(相对于英国、加拿大)，而且每门课几乎都是多位老师组合讲授；每位教授只讲自己最擅长、最熟悉的内容，一般不超过4－6学时，也就是2－3次课。这样，每位教授授课的内容基本可以保证学术上的深度，老师们的组合授课则可以保证学术上的广度，再加上师生之间的讨论活动，在一定程度上确保实现博士教育“专而全”的培养要求。在论文研究阶段，虽然也是由导师负主要责任，但是不可忽视实验室的集体力量，技术人员的辅助与支撑，博士后的带领与指导，还有就是师兄弟(姐妹)的相互启发与通力合作。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神经科学系（The Solomon H. Snyder Department of Neuroscience, Hopkins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由神经科学先驱所罗门•斯奈德（Solomon H. Snyder）于1980年创立，是美国最早成立的神经科学系之一。主要从事从分子、细胞、环路、系统和行为神经科学以及神经和精神疾病等各个领域的研究，其方法和范围既深入又广泛。神经科学博士研究生项目是1983年成立，是美国第一个，也是国际领先的。该项目涵盖了广泛的研究方向，包括分子神经科学、细胞神经科学、神经系统发育与塑形、认知神经科学、计算神经科学等，形成了一个连贯和培育的学术环境。神经科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方向进行深入研究，并参与相关实验和项目。该项目以其广泛的研究方向、丰富的教学资源、科研机会和广阔的就业前景吸引着众多学生。通过全面的课程设置和实践机会，学生将获得神经科学领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为自己的未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这种结构支持教师和学生之间最大限度的一对一接触的目标。该项目的毕业生是全国最优秀的，已经担任了世界各地主要研究机构的科学家，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The 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HHMI）研究员、著名研究型的系主任，主要神经科学期刊的编辑和主要生物技术制药公司的领导职位。

我们以一对同名为David师生的论文研究作例，较为深入地说明制度设计与组织构架如何为完成高质量的博士论文保驾护航的。

“老师大卫”（David D. Ginty）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医学院神经科学系的神经科学教授，1962年出生，1984年在Mount Saint Mary学院生物学系获得理学学士（B.Sc.），5年后于1989年东卡罗来纳大学（East Carolina University）生理学系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他在哈佛大学做了两期共5年的博士后。1989-1991年，金蒂在哈佛大学医学院附属Dana-Farber肿瘤研究所与生物化学与分子药理学做了第一期博士后，指导教师是John A. Wagner。第二期博士后是在哈佛大学医学院附属波士顿儿童医院和哈佛大学医学院微生物学与分子遗传学系完成的，用了三年时间（1991-1994年），指导教师是迈克尔·格林伯格（Michael E. Greenberg），格林伯格是哈佛医学院遗传学和神经科学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老师大卫”凭借哈佛大学医学院这个平台，直接拿下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教职，并一直在医学院神经科学系任教，四、五年升一级，助理教授（1995-1999年）、副教授,（1999-2004年）、教授（2004-至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老师大卫”38岁开始成为HHMI助理研究员（2000-2004年）、42岁任HHMI研究员（2004-）。

“学生大卫”在“老师大卫”指导下做题为《多泡体介导远距离逆行NGF-TrkA信号》“Multivesicular bodies mediate long-range retrograde NGF-TrkA signaling ” （2011-2017）。 学术界普遍认为，靶源性神经生长因子(target-derived nerve growth factor, NGF)是典型的神经营养因子，其受体TrkA由早期核内体逆行携带，在细胞体中充当TrkA信号平台。该博士论文试图论证，外周神经系统神经元的发育依赖于靶标衍生的远距离逆行神经营养因子信号。多泡体(MVBs)传递远距离逆行NGF信号，并在细胞体中充当信号传导和分选平台，而多泡体决定了它们的囊泡命运。

“师生大卫”通过共同商议与协商，选择了三位教授做“学生大卫”博士论文的指导委员会即导师组成员。三人都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医学院神经科学系神经科学系的教授，其中两位是教授，一位是助理教授；年龄分别是60、50、40岁，老中青三结合；一个是Ph.D.，一个是M.D.一个是Ph.D./M.D.，基础研究与临床应用的有机结合：

理查德•胡格尼尔（Richard Huganir）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神经科学系的生物化学教授。在瓦萨学院（Vassar College）完成了他的生物化学本科工作（1973-1977年），在康奈尔大学获得了生物化学、分子和细胞生物学博士学位（1977-1982年），在那里他在Efraim Racker的实验室完成了他的论文研究。在耶鲁大学医学院Paul Greengard（1925-2019，2000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实验室做博士后，后加入了洛克菲勒大学（The Rockefeller University），任分子和细胞神经科学助理教授。

 胡格尼尔教授精通神经学、生物化学、药理学、以及分子科学，从事有关调节大脑神经元之间通信的分子机制研究，研究人脑主要兴奋性神经递质、谷氨酸受体的作用机制；神经递质受体的蛋白质磷化是控制大脑神经递质受体功能的主要机制，并对突触传导起着关键作用。

胡格尼尔不仅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神经科学系系主任、HHMI研究员，而且还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和美国人文和科学院院士，美国神经科学会主席。此外，胡格尼尔还是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上海神经科学研究所的科学指导委员会成员，这些成员都是在生命科学及相关领域享有国际声望的著名科学家。

保罗•韦斯利（Paul Worley）是M.D.，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神经科学系的神经科学教授，研究领域：系统、认知+计算神经科学神经回路、集成+连接体、细胞+分子神经科学等。

韦斯利致力于研究记忆巩固的分子基础，以及这一过程如何在人类疾病中被破坏，包括吸毒成瘾、精神分裂症和阿尔茨海默病。研究的重点是一组基因，它们的mrna在神经元处理信息时被快速转录，它们的蛋白质产物修改突触连接的强度，以增强与经验相关的神经元集合(印迹)的形成。Worley实验室正在研究这些过程中的每一个作为认知或成瘾疾病的潜在机制，使用结构生物学、转录分析、信号和途径分析、脑切片电生理学、清醒啮齿动物的活体成像和行为。基于这项新出现的工作，假设记忆巩固过程是理解大脑疾病的核心，并且在病理条件下可能成为疾病进展的驱动因素。

托马斯·劳埃德（Thomas Lloyd）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神经科学系的助理教授，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腓骨肌萎缩症研究中心副主任。他是贝勒医学院（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的M.D.（1995-2003年）、分子与细胞生物学项目的Ph.D.（1997-2002年），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博士后。

劳埃德学术专长为成人神级肌肉功能障碍研究，尤其是神经遗和运动神经元疾病，如ALS(肌萎缩侧索硬化症)、肌肉营养不良症等。劳埃德 利用遗传模型系统，重点研究有关运动神经元变性机制。目前实验阶段为探究在运动神经末梢周围，控制细胞器与生存信号传输的基因。同时，致力于开发基因与药物筛选技术，研发针对运动神经元疾病的新药物。

现在，我们要讨论的导师组对于博士论文研究的基本作用：

首先是拓展学科领域的广度与深度，弥补导师知识结构的限制。作为一篇独立与优秀的博士论文，通常会超越导师的学科领域，当然导师仍然可以把握方向与整体指导；对于超出导师学科领域的问题，就只能借助导师组成员的帮助与引导，争取获得具有启发意义的指点与借鉴。严格说来，博士候选人不仅是导师的博士，而且主要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神经科学学科培养的博士。胡格尼尔教授主要研究学习与记忆及神经可塑性等，推翻了公认的长期记忆形成模式（长期记忆形成取决于大脑中的某种单一酶即PKMζ）。胡格尼尔通过研究悲剧事件后特定的行为治疗过程发现了存在一个“脆弱期”，在此期间大脑会产生一种受体蛋白质。这种蛋白质会影响脑电波信号，从而生成痛苦的记忆。由于该蛋白质并不稳定，可以通过行为疗法或特定药物都将其去除，让患者彻底消除痛苦回忆。他们提出可以通过移除人大脑中特定部位“恐惧中心”处的蛋白质，永久性消除痛苦记忆。不过，这种药物的研发过程还相当漫长。胡格尼尔的这些研究成果，对于“学生大卫”研究神经营养因子的信号传导机理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其次是加强生物医学基础研究与临床医学应用研究的结合，广泛促进学科交叉融合。生物医学研究，一方面从上游源头弄清楚神经机理的运作，一方面从下游寻找解决医学疾病的途径，将它们有机结合起来，不仅具有扎实的学理意义，而且也具有强烈的应用价值。因此具有原创性，不易被人模仿，数据与实验具有很强的独特性。“学生大卫”的导师组的三位成员，一个半是Ph.D.出身，偏重于基础研究；一个半M.D.出身，偏重于临床应用，特别是劳埃德是Ph.D./M.D.，年轻有为，才华出众，兼具研究与治疗，同时他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医院还要看门诊治病。同样作为M.D.出身的韦斯利，主要进行的是基因诊断和治疗的研究，在动物模型中发现shank3基因的突变会导致自闭症，有可能找到了shank基因治疗自闭症的路径。 “学生大卫”的博士论文研究主要是纯粹的基础科学研究，是上水平、打基础的科学训练，“老师大卫”十分擅长于此。不过，“学生大卫”开始关注这种基础研究与可能的疾病治疗有何种相关性，通过它们来确定基础研究的现实价值与实际应用。

再次就是全程监督与审查博士论文研究的进展与质量。从论文开题到每年的阶段审核直至定稿论文的通过，导师组全权负责，不仅直接审查博士论文研究的进度与水平，而且间接监督论文导师指导工作的状况与成效，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维护学生与导师各自的合法权益，仲裁与调解学生与导师之间的分歧与冲突，为建立起学术平等的良好和谐师生关系提供有约束的保障机制。

        年度检查的监督与质疑

在整个论文研究阶段，博士候选人都应当经常主动地与导师组的教授保持联系，及时向他们请教、咨询、交流并接受质疑。有疑问的应当自己去寻求答案，被质疑的也应试图逐一回应。如果是正确的意见，自然是要吸取。如果是被误解的意见，博士候选人需要当面解释，因为“被误解”也说明你没有表述清楚；以后论文发表的审稿意见中还是会出现这样的误解。如果博士候选人认为是不正确的意见，不仅应该据理力争，同时还要考虑听取其合理的内容与自己不知道的方法，“有则改之，无则加免”（朱熹）。

除了检验博士候选人的研究能力与研究纲领之外，还需要考察博士候选人的现场发挥与临场表现：演示应以图与数据为依托，辅以少量的文字；自己汇报的内容需要反复练习直至流利，控制好时间进度；认真倾听并详细记录评委的提问、质疑，肯定与补充，他们提的意见越多也便越有收获；有分寸地“舌战群儒”，有理有据地回答问题，阐明观点，解释设想。总之，要以平等的学术讨论态度，与导师组做实质性的交流与沟通。

1开题报告的论证与拷问

虽然在资格考试时有过开题汇报，当然还是一个概念性的构想，导师组第一次年度检查的开题报告，则却要是论文研究的可行性论证。

有人说，论文开题不是表演赛，只是热身赛。在运动竞赛中，与其他一般比赛不同的是，表演赛与热身赛都是不计名次的。但是，表演赛主要目的是扩大影响交流经验，着重于技术和战术演示；热身赛的主要目的是为参加重大比赛之前所举行的准备，着重于衡量实力与调整战略。因此，打好论文开题这场“热身赛”，主要是检验博士研究生的研究能力与构建博士候选人的“研究纲领”。

博士论文研究需要通过科研训练获得与众不同的长远眼光，以及敢于选择难度大且有深远意义的课题并完成实验验证。研究能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是学术眼光。科学研究的本质就是探索未知世界，未知世界的面目通常不可能在几年前就确定，但博士论文的开题报告必须在有限的几年内，把未知世界探索到一定的广度和深度，并且取得一定质和量的成果。因此，必须具备批判性分析的学术眼光，否则不可能成为优秀的科学家。

第二是风险意识。美国生命学科的博士研究生平均需要6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得到博士学位，因为绝大多数实验结果会与预料不符，或者是负面结果。没有经受负面结果的磨练，很难真正具备批判性分析学术眼光，将来也很难成为可以独立领导一个实验室的优秀科学家。

第三是实验能力。实验能力是博士候选人在实验室泡出来的。首先是实验的逻辑。严密的逻辑是批判性学时眼光的根本。做某个实验之前必须先做哪几个实验，出现了问题应该按照什么样的顺序去找问题。其次是实验的数量，就是必须做到一定量的实验，以保证去掉必然会存在的“此路不通”之后剩下的都还够。再次就是实验的技能。生物学实验是细致到家的手艺活，几秒钟的疏忽就可能让几十甚至上百小时的劳动成果完全报废。一个走神就做砸了，必须重新来过，既浪费了资源，也消耗了时间，代价会非常惨重。大部分失败是由简单的操作错误引起的，可以仔细重新做一遍，这样往往可以解决问题。只有那些关键的、不找到失败原因就无法前行的实验才需要刨根究源。熟能生巧，巧能升华，接受从思维方法到具体技能的严格训练才是要务，也正是论文开题报告时所要考核的。一项真正有意义的原创性工作，除非得到上帝赐予的灵感从而一次尝试就成功，必然要经历艰苦的摸索，反复的尝试，再加上经验，灵感，日复一日枯燥难耐的工作，才能成功。

这场“热身赛”如何构建博士候选人的“研究纲领”，有三种基本模式：第一种是“深井”模式，即在一个相对“窄”的领域极其“深”地挖掘下去，从中获得可以取之不尽“源头活水”。第二种是“目录”模式，即规划好一个相对完整的研究计划，努力成为自己未来学术发展的路线图。第三是 “地基”模式，即在一个相对成熟的领域完成基础训练，然后在此基础上转向新的科学问题研究。

这三种基本模式只是作为“标杆学习”的参照，并不是说任何人的开题报告要达到他们那样的水平。

2. 年度检查的任务与落实

年度检查主要博士候选人每年一次，每次一整天，向导师报告中拟定研究计划的落实情况，主要任务有：

（1）汇报已经完成的实验与取得的成果。主要详细说明如何按预定计划完成的实验研究工作，以及取得的初步成果，实质性的研究进展。攻读博士学位是非常个性化的学习过程，是建立在博士候选人的研究需要和兴趣的基础上，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提出Idea，独立设计实验，花费一定的时间去探索一个感兴趣和自己认为重要的题目。博士论文是博士候选人自己的，要积极寻求研究机会去实现自己的计划。在论文研究期间，要真正创造点东西，至少是做了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博士候选人不是为导师打工，尽管导师按照NIH的规定支付的奖学金（fellowships）包括生活费与学费、保险费，但在本质上，师生不是“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关系，而是合作研究中平等的伙伴关系、同事关系。师生来自五洲四洋 ，是为了研究、解决一个共同的科学问题而走到一起的。导师（advisor）的核心是“导”，即引导、指导，给博士候选人一个大方向，通过一个博士课题的训练，即解决一个或多个实际问题的过程，传授给博士候选人提出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和发表解决问题结果的方法。

（2）下一步研究计划实验设想。详细说明未来还要进行的研究，主要实验，可能的结果，特别是难以把握的问题、困惑，希望能得到导师组的指导与帮助。博士候选人不仅应该虚心求教，更是能够求得解决之道。注意：尽可能用文字提出问题或困难。很多基本功夫都要培养，在博士阶段不将基本功做好，以后独立做研究就会很吃力。一个好的科学家至少要能够掌握两门以上很基本的学科功夫，例如，分子遗传学、人类遗传学与神经生物学的基本功。尽管基本功不是一朝一夕学来的。因为科学的发展是不停地在改变，不断地在改变。自然界能够提供给我们的问题，往往是与遗传学结合在一起的问题。

（3）准确评估实验研究的进程与质量。对博士论文的研究价值、有效性和可行性进行评估：何时完成论文？可能达到什么水平？是否有判决性实验能够证伪或证实某种科学原理或取得科学发现？是否能够构建出经得起检验的生物学标识？论文的质量与规模是否可以达到投CNS的标准？

（4）适当说明受到的启发与帮助。补充最新文献对本课题的贡献，对课题有帮助的人或基金给予致谢。这是一个内部会议，博士候选人应该毫无保留地汇报研究的过程、研究思路。实验的原始数据、以及自己作出的猜测与结论，真实地揭示哪些是学生的贡献？哪些是导师的提点？哪些是师兄弟的启发？哪是新近文献的佐证？

 检查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地当作学术生涯的一个重要的关节点――显示进展与寻求指点――圆满经受严格的训练，而不是像某些人那样不重视“说起来不算是什么很正式的事情”（郭金龙: 美国博士生年度检查，科学网，2014-4-3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605015-781573.html）

年度检查是博士论文研究必须要过的众多关口之一，也是导师组严格把关的一项重要职责。在美国很多著名的研究型大学研究生院中，导师组也是博士论文评审委员会（Dissertation Reading Committee），课题结束汇报（不专门组织外请专家参加答辩）的评议人。从开题报告开始，经过几次的年度检查，最终到论文答辩、审核批准毕业。导师组最为监督与见证人，监督导师的指导工作是否尽职尽责，监督博士候选人的课题研究是否全力以赴，可以很好地了解博士候选人及其导师的研究工作的质量与进度，把握他们各自对论文的贡献，避免类似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神经科学系创系主任施耐德与其博士研究生帕特之间的矛盾而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的遗憾。

   年度检查的汇报要沿着“已完成－新发现－待完成－新困难”的思路，详略有致、逻辑清晰，娓娓道来，能够充分体现出博士研究生的学术水平（不是多少工作量或多么的辛苦程度），表现出博士研究生具备的专业素养（理论功底的学术视野、研究方法的掌握程度，仪器工具的熟练运用以及可能的局限性），同时注意口头表达的效果，例如：语言、语音、语调与肢体动作、演示文字，恪守对听众（导师们）的尊重，谦虚谨慎。自信不卑，充满希望，留有余地等准则。这些也是作为一个博士候选人应有的基本素养。

    学术会议的交流与学习

参加学术交流的目的是充分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主动了解同行的研究思路，积极寻求未来的合作伙伴。为此，“师生大卫”二人参加的学术会议，主要是小型的、非常专业的学术会议，主要是戈登会议与HHMI的汇报交流会。

我们介绍一下戈登会议。

戈登研讨会（Gordon Research Conferences）是由戈登非营利组织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旨在建立一个学科中以及相关学科间相关联的科学家之间良好的、可直接交流的学术研讨会议。议题包括生物学、化学和物理学研究的前沿和相关技术。现在，每年大约有两百个会议，通常由著名的《科学》杂志公布会议主题。戈登研讨会已成为全球学术界一个响当当的品牌。会议的目的是将在特定领域做前沿研究的科学家们集中在一起，让他们能深入地从各方面讨论该领域最新的进展，并通过自由发言、热烈讨论激发科学家们拓展新的研究方向。戈登研讨会与其他学术会议的最大区别就是研讨的主题十分集中，不是一个学科，而是一个研究领域，甚至仅仅是一个研究问题。与会者都是小同行，可以围绕会议主题展开多学科、多角度的深入、极其富有启发意义的自由讨论。

“学生大卫”参加的第一次学术会议是与导师一同在罗德岛上的神经营养因子（Neurotrophic Factors）戈登会议（2013年6月2日—7日）。研讨会在罗得岛州新港市的萨乌瑞吉纳大学（Salve Regina University ）举行。罗得岛州的新港市(New Port)是个旅游盛地，著名的海港。小城精致，疏疏朗朗。8英里的海岸线上，点缀着座座欧式古典城堡。现在这些豪宅大多已被捐赠于非赢利组织保护维持，并作为博物馆向公众开放。沿着著名的海边峭壁走道散步，人们可以欣赏美丽的海边风光，也可以看见岸边聚集的富人豪宅。新港在18世纪就被称为“美国的伊甸园”。19世纪后成为纽约富豪的夏季度假天堂。20世纪以来，成为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等人的“夏季的白宫”。戈登研讨会的会址选在风景独特地点是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这样可以使得会议气氛轻松。参会者可以在紧张热烈的科学研讨之余，一边欣赏海景古堡，一边品尝海鲜佳肴，真是暑假休闲的好去处。

戈登研讨会以“充分讨论和交流，鼓励批评和评议”为精神内核，每天从早上7：30开始一直到晚上9：30结束，除了每顿用餐花去1小时之外，都是研讨时间。只有一个会场，不再分小组；每个报告人汇报25分钟-30分钟，然后集中讨论10分钟。此外，还有海报展示（Poster session），自由讨论。参加会议交流的报告或论文，都是尚未研究成功或者正在构思中的课题。每天的学术报告10多场，还安排了2-3小时的时间，让科学家们自由交谈。与会者每个人都可以直接交流，无论职位年资高低，有问题或质疑都可以当面直接提出，报告人也是当场回答，特别注重学术自由开放的交流形式。所有报告将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精神疾病与中风研究所资助结集出版。

“学生大卫”向神经营养因子戈登会议提交了论文海报，并回答了众多学者的咨询。

“学生大卫”独自一人，应邀出席了在香港召开的戈登会议（2014年6.29-7.4）。这个会议是由香山会议与戈登会议合作创办“分子和细胞神经生物学”的戈登会议（Molecular & Cellular Neurobiology Gordon Research Conference）。“分子和细胞神经生物学”的戈登会议这个有中国色彩的戈登会议，有一些新的特点。演讲者和参会者都住在学生宿舍，不分资历的高低与成就的大小，完全没有中国学术会议的森严等级与铜钱臭味。

这次会议主要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美国科学基金和香港科技大学资助。

这是一个完全纯粹科学交流的小型精英会议。与会者全是科学家和科学工作者，规模在一百人左右，没有外界新闻媒体和行政长官参与。   

会议的主题定的比较宽，方便找到比较活跃的科学家，保证会议质量，并有吸引力。分子和细胞神经生物学差不多可以覆盖神经生物学的一半，另外的部分是系统、认知、计算神经生物学。

挑选好的报告人很重要，能保证质量；同时考虑兼顾一些领域，兼顾欧洲、日本、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地的科学家。在会议上做报告的，通常分为主旨演讲（50分钟）、一般演讲（25分钟）、短小演讲（15分钟）三种，都是专业领域活跃且比较好的、尚没有发表的研究。主旨演讲与一般演讲是由会议主席邀请，他们的费用由组织者解决。为了避免演讲者不参加讨论，GRC规定演讲者参会必须超过24小时，否则不予报销。GRC的其他参会人员自由申请，有一定的竞争性，需要经过主席、副主席的挑选同意后，才能付费参会，不同于一些只要申请就能参加的会议。会议一般四天半，上午和晚上开会，下午自由交流，并有墙报展示。会议有很好的交流，演讲后有提问讨论环节，主旨演讲时10分钟讨论，一般演讲与短小演讲都是5分钟讨论，三个下午还有墙报交流（另一个下午是自由活动），按照墙报作者姓氏字母顺序分成三组，每组一天。提供墙报的作者，在墙报前接受与会者的质询，可以有比较深入的讨论，学术质量很高。会场的内外交流，特别是中外科学研究者交流，是会议的主要目的。一批优秀的国际科学家两年一次、经常来中国参加会议，对国内的老师和学生产生影响是很大的。有些研究者就是通过会议，得到了介绍自己研究工作的机会。一些博士候选人参会，对他们的成长很有意义，青年科学工作者与国际上活跃的著名科学家交流不仅是一个极好的学习过程，使之感觉到已经成为国际科学共同体的一员。

“学生大卫”原来提出参会的申请并没有提出发言的申请，等到6月中旬，会议主席Eric J. Huang教授邀请他做报告，“学生大卫”遂即答应。或许是“学生大卫”所在实验室的地位与名气，或许是论文摘要的质量与新颖。总之，“学生大卫”成为了本次会议极少数做演讲的博士候选人，或许是资历最浅、年纪最小的报告人。在会议网站提供的会议日程表（电子）上只有“学生大卫”提供墙报的名录，并没有做演讲的名录。但是在会议报到时提供的会议日程表（字纸）上，“学生大卫”做简短演讲的名录是赫然在上。

“学生大卫”是在会议第二天上午结束前、蒲慕明的主旨演讲之后开讲的。“学生大卫”在简短演讲中，简略介绍了2013年10月份做出的一个较为重要的发现，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兴趣，在演讲讨论中以及墙报讨论中，很好地回答了与会者的提问。在会议的最后一天，经过全体与会者的集体投票，“学生大卫”的墙报获得“优秀海报奖”的第一名（共45份墙报），共有6人获奖，博士后与博士候选人各三人。

我们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神经科学系的论文研究的案例分析中可以看到有两个明显等的特点，十分值得关注。

第一是学术自主。他们并不刻意追求论文的发表，不仅不要求发表一定数量的期刊论文，甚至不提倡博士期间发表论文，特别强点系统地、严格地学术训练，这个可以影响到一个学者一生的研究道路。一个博士毕业，只需要高质量地完成博士课题的研究，写出一篇可以供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一般情况下，只需要将博士课题研究最重要的成果，能够在本学科顶尖刊物上呈现。可以在毕业前后发表，并不必须在毕业前。

  第二是学术自信。毕业与否，完全由导师与导师组决定，不依赖于外审专家，甚至都不举行由外审专家参与的答辩会，只是做一次课题结项汇报。他们强调导师组的审查与评鉴的主体地位，因为他们从头至尾、用几年时间，参与了博士课题研的构想、提出、实验、论证、论文写作与修改的全过程，完全不信任只花几天时间、凭借完稿后论文的评审。还有就是通过参加小型学术研讨会，接受真正的学界同仁的评介与审视，并不考虑评价者的资历与地位。

这就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气度与品格！至于那些还在依赖外部技术手段而不能自拔，例如，查重、盲审、篇数、做弊式的评阅、表演式的答辩……，那么，就知道自己距离世界一流大学还有多远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