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地铁三号线到最北的终点站----林场，50年前，我多次在京广铁路林场站出来步行一个小时的村庄插队，江浦县大桥公社护国大队油坊生产队，现在隶属泰山街道护国社区，归江北新区的核心区。

这就是埋葬我的青春与汗水的“故乡”。真是逃不走，回不去，忘不了，放不下……

短短两年多的插队岁月，借用柏拉图的洞穴之喻（Allegory of the Cave），是我第一次睁眼观察社会的“洞穴”，同时，也十分感谢当年我们那些父老乡亲与“插友”们的帮助与指点。

嘘寒问暖的房东

   我刚到油坊生产队，当时，知青的房子正在修建。我被安排到一位农民那里暂住。这户人家女主人姓潘，我称她“潘妈妈”（mǎ mǎ）---一种对中年妇去的尊称。

潘家是本队的一个主导家族。也就是说，本队有相当多的潘姓人家，本队的党支部书记就是她本家兄弟。潘姓家族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亲戚关系，虽然他们内部经常有矛盾冲突，一旦与外部发生纠纷时，他们会出奇的团结，一致对外。这在城里是不太有这种现象。潘家的男主人是外来户，可以说是一种变相的入赘，生出来的孩子大多姓潘，一共三男一女，只有最小的儿子跟父亲姓。我在这家人家一起生活，他们谈论家族事务或者队里发生的事情，也不避讳我，使我对中国农村家族社会有了第一次较为深入的了解。

在“潘妈妈”的指导下，我学会了揉面做面条，发馒头。她让我一个人住自己的大儿子原来住的地方（当时，他刚到南京上卫生学校去了），一间坯子房---一种在正房接出半间房，我一直住到五月份，队里的知青房子盖好后，才搬出潘家。

由于农村与城市的气温有很大的差别，再加上毛坯房比较漏风，我带的被子不够，感觉十分寒冷，“潘妈妈”给我加了较多的稻草，还教我在有太阳的时候把被子拿出来晒一下，晚上就感觉暖和一点。

我们插队的那里，因为相对比较穷。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不上工的时候，一天只吃两顿饭（在北方好像都是如此），还都是稀饭，适当搭配一点山芋干。清明节后一天，外面下着大雨，我正常起床，得知不用上工还挺高兴，不过饿到10点还没开饭，又冷又饿，好像掉进一个冰窟窿，瑟瑟发抖，只好裹上棉被上床睡觉。饥饿、寒冷、屈辱，痛苦，这些难以忍受的生活，我只好接受与忍受。

在潘家里，不知何人留下的一本没封面、没结尾的书，成为我观察农村社会关系最好的教科书。特别是与潘家一大家族交往过程中，第一次认识到家族社会复杂的社会关系。在之前，我一直生活在各家独立、互相很少往来的机关大院宿舍（叶明：​苦难与酸楚岁月的涅槃重生，《新三届》 2022-07-06）。我依据在潘家观察形成了自以为独创的“同心圆理论”，以“己”为中心，以家庭为核心层，以家族为外围，象石子一般投入水中，象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后来偶然与一位从德国读社会学10年的博士，津津乐道低谈起我的独创理论时，他毫不客气地指出这是费孝通在《生育制度》《乡土中国》的著名概念“差序格局”。

我的社会学知识以及对中国社会的认知，是在是70年代亲身体验与有目的地观察农村得出的，结合费孝通的经典著作囫囵吞枣地消化不良的情况下，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

住进知青点后，开始我的真正的插队生涯，“潘妈妈”一如既往地给予了关心与帮助。

首先是吃饭。我原以为，只要需要我就可以到队里称粮食，就像到粮站买粮那样，结果被言辞拒绝了，只有集体分粮食时，才可以打开粮库。有次分粮食，我的米缸还是满的，放不下，就没有要。到油菜花开花时，我一口粮都没有。跟农民与知青借，都被拒绝了，只有“潘妈妈”，最后看过实在熬不过才挤出一点面粉借给我，好多天都是依靠十分青涩毛桃充饥，所以以后遇到酸的东西就会引起痛苦的回忆。从此，忧患意识与储备观念由此形成，伴随了我的一生，一直被家人与朋友视为保守、守旧的恶习。

吃菜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虽然队里也分自留地给我们种菜，可是我们根本就没有能力与时间去种蔬菜。开始，我还向开始“潘妈妈”要一点，时间长了就不好意思，又不可以到镇上买菜，所以经常只是冲一口酱油汤。有次，我一个小学同学的母亲，省省商业厅某公司的领导带队在我附近的生产队帮助夏收夏种，看到我烧一锅饭，就酱油汤下饭，十分感概我能这样生活。她就是不放心儿子，后悔让他插队回到苏北她丈夫老家。我跟她讲，其实，我们经常吃白饭，也是很香的。经常有“潘妈妈”不时会送一点菜，就酱油汤下饭还是很少的。其实，人在什么环境里，都是可以适应的。

梅雨天，在“潘妈妈”的指导下自己垒的草垛，因为掌握的不好，还是被雨水穿透淋湿了，晚饭已经没有干柴烧了。其他知青都逃走了，我没有熟食吃，只好靠喝冷水就山芋干充饥。如今每每在欣赏莫奈的草垛，脑子里浮现的几十年前的悲剧。

我每天都发愁，不知干什么农活，也不知道能否干？还有需要什么农具？我的农具基本上都是从“潘妈妈”家借的，我们知青点的知青基本就不在生产队上工，有的在大队砖窑场工作，由的干脆不在农村直接回城躲起来。每早上工都十分焦虑，不知道今天可干什么，能干什么？我比较喜欢扬场，农具都是队里的，把打下来的谷物等用木锨等扬起，借风力吹掉壳和尘土，分离出干净的子粒。或者将堆积的稻谷，同笆斗装满，扛到粮仓。场上的活，我比较胜任，插秧、割麦子需要弯腰的，我都做不好。

我由“潘妈妈”推荐，做过现金保管员，类似出纳，一种与仓库保管员并驾齐驱的生产队关键的管理工作。作为现金保管员，也是队委会成员之一，我还负责过我们生产队的生育指标与屠宰指标。一年里，生产队可以合法地生五个孩子与必须出售给供销社十头猪；超生是不予上户口的，没完成出售任务是不允许屠宰的。生产队都是选择比较穷的人家完成出售猪肉的任务，他们养猪基本是靠打猪草维持，再加上自己家机米、机面留下的米糠与肤子；比较富裕的人家，如队长家的猪，主要吃粮食，长得膘肥体壮，留在完成指标后再屠宰，供队里社员购买，过年用或者腌制起来，来年农忙时再吃。

为了要向队长争夺控制权，在队党支书等潘氏家族的支持下，我被大队任命为经济核查组成员，终于有机会发现了生产队的“剩余价值”。当年各生产队交公粮的总量是按田亩收成核定的。假如，生产队有300亩粮田，每亩两季，一季麦子一季稻子，或者一季麦子两季稻子，共打粮食1000斤。那么通常情况下，应该核准交公粮300亩*1000斤*80%，20%作为社员的口粮。交公粮卖给国家，也是有一定的收入，其实是一种农业税。

如果要提高社员的收入，有几个途径，一是种三季（两季稻子一集麦子），但农本肥料与种子农药都要加大投入，在有限地力条件下，未必增收多少。另一是提高每亩的单产，选择优良品种，精耕细作，可以提高一点，单增产的空间有限。实际最好的办法，就是开荒种地，瞒报田亩数，这样在更多的土地上可以增加产量更多，增加的又不被交公粮拿走。

由于与“潘妈妈”的关系很好，让我有机会参与潘氏家族的一些活动，为别人相亲提供过道具。我是经常被邀请参加“约定”（订婚前的一种仪式）的活动。社员要求从队里预支一点现金，同时带上我的手表与收音机，以及我正在读的几本书。到了现场，我还发现他们家在门口一定会有一部自行车，屋内有一台缝纫机。让媒人与女主感觉，该男主家已经具备“三转一响”的条件，又有“来往无白丁”的感觉（尽管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时代，有知识还是比较受欢迎的）。我多次问过男主，结婚后女主发现这一切都是假的该如何交代？智慧的农民狡猾地告诉我，在相亲约定时，我又没有明说“三转一响”是我家的，她们将“暂借”的东西误以为“所有”，是她们自己理解错了，怨不得我。（叶明：我在江浦当社员 《金陵回声》2022.11.14-16）这时我才发现费孝通的《婚姻制度》还是没有真正了解中国人的心理。现在每每看到别人晒出穿着居家服在海边别墅留的倩影，或者是与豪车、游艇的合影，我就想说，这些把戏不过是我们队农民玩剩的把戏，一定是个穷光蛋！

我的“上山下乡”的绝对时间不长，应该是两年，但跨越了四个年度。难以忍受的贫苦生活，单调的农业劳动，在“战天斗地”“学大寨”的无数个日日夜夜，有青春，激情，更有饥饿，寒冷，灾难和悲剧。我干过多种工作，有很多是一些农民干不了也不愿干的工作，避免了很多高强度的重体力活，才在农村生存下来的。

             相濡以沫的室友

我是我们知青点来的最晚的一个，在我之后就没有新的知青再来插队。但我不是最后一个离开的，我是1977年4月离开。知青点知青全部离开大概要到1979年。

我们知青点的宿舍是一排房子，中间是两个套间，一间住两人，一间住三人；两侧各一间房子带一个坯子，每间各住2人。靠路口的那间房子，是我们三个男生住。

我的室友有两位，袁晓明与吴忠，都是南京四中73届高中毕业生，比我早下乡一年，但他们实际在农村的天数可能都比我短。他们两家都是“南京水利科学研究所”（ 前身是1935年成立的“中央水工试验所”）的。袁晓明的父亲做模型的木工，吴忠的父亲是开小车的司机。袁晓明与吴忠都能做木工活，这在那个时代是十分看重与吃香的技能。

我搬进知青宿舍时，只有袁晓明一人在农村，他当时在大队窑厂工作。大队窑厂是为本大队以及附近农村生产砖瓦，供社员翻盖房子用的砖瓦。我们住的房子的砖瓦都是从大队窑厂赊账来的，年底从应该支付给我们生产队的提供劳力应得的收入中扣除。

大队窑厂是由大队出资，一个生产队出土地，全大队各个生产队出劳力，共同投资建造，生产的砖瓦主要卖给本大队的农民或者集体修建房屋之用。每年年终结算，按投入资源的多少分配出售砖瓦的收入；每个劳力按各自生产队评定的等级按出勤日记工分，也就是说，拿到同样的工分总量，由于各队的工分单价不一，所以，实际的收入并不完全一样，是另一种同工不同酬。

因为工作条件相对较好，工作稳定，知青都愿意去窑厂工作。但是生产队比较矛盾，不派人去肯定说不过去，派了好劳力，生产队的活谁干？况且大队每年分配都拖欠，要几次都很难拿到。我曾代表生产队去催过多次，最后只拿到了一部分。但是，生产队到年终无论是否拿回窑厂的分配，都必须按时按量给去窑厂做工的人分配口粮与现金。

这种体制，对于农民而言，有不便之处，主要是不能换工。换工是一种替代工作的方式，如果你承担了一项工作，临时有事，可以找家里人顶替半天，还是按你原有等级记工分。窑厂是一种企业管理，不可以换工。有事，只能请假，必须扣除出勤日。知青比较愿意去窑厂的原因是可以不干农活，做工比种地收入高，劳动内容单一，强度也不见得高多少。所以，我生产队插队时间比较长的的知青，几乎都在窑厂工作。袁晓明是年龄最小的一个，他会一点木工，在窑厂主要做砖坯的木模。

袁晓明还有一个爱好就是绘画，主要是素描与油画。据说油画是跟南京艺术学院的冯健亲（1939-）老师学的，冯健亲老师比较出名的画作是《一桥飞架》(南京长江大桥)。文革结束后，他还做过南京艺术学院的院长。袁晓明曾给我看过一张冯健亲的长江大桥画作初稿，或者是画废的稿子。空闲的时候，袁晓明经常在家临摹画作，偶尔也在宿舍附近写生。我对于油画的认识大概就是从这里起步。

在生产队，袁晓明比较受欢迎。哪家房屋上梁，打房家具，都会请他去帮忙，可能报酬给的比较低，吃一顿饭，再给点粮食麻油之类。我也跟他参加过几户人家的上梁，我做小工，运送和好的水泥。我也算是第一代“农民工”，从城里到农村做小工的。

另一位室友吴忠，开始一直没来。袁晓明被招工之前不久才来。我们三人共同在同一间房间里生活，大概不超过半年。袁晓明走了几个月后，吴忠住的时间比较长一点。吴忠在这里有很多亲戚，他的大伯在本生产队，二伯好像在大队任职，后来他妹妹也插队在本大队的金冲小队。这说明，他父亲原本就是这里人，参军后专业或复原留在南京。吴忠在生产队比较受到照顾，不上工也没有人讲他；如果上工，几乎是他挑工作。只剩下我们两人时，他打过几件家具，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方便。我们还养了几只鸡，每天放出去自己觅食，晚上回来，我们用剩饭剩菜喂一下。我记得吃过鸡下的蛋，但不记得最后鸡到哪里去了，好像没有杀吃了，也应该不会卖了，难道都失踪了？我们还养了一条狗，看家护院用的。

在一个套间里是三个新知青，其中有一位年龄最小的是衡晓珍。她是我们中学的学妹，她下乡比我早大半年，是1974年4月第二批下乡的。她家里明显重男轻女，让同时高中毕业的哥哥留城工作，让初中毕业的她下乡。据说家里开一个小店，不过我不知道在哪里。她是我在农村真正的患难与共的室友。

我们经常在一起干农活，可能是唯一的共同干一种农活的知青。当时，我队女知青在生产队很少干活，出工不正常。所以队里给予的评定等级是0.6，我一去就是0.8，每天准时出工，分配什么就做什么，从不推诿，也不挑选，一年后就转为1.0。

记得我第一次夏收打麦子（脱粒），干过几个通宵就是和衡晓珍在一起往脱粒机上送麦子，双手两臂都被麦芒刺的十分疼痛，又困又累，但后面的人还在催促，因为那时雨季大约随时就要到来，会把没有脱粒的麦穗淋湿，麦子很快就会发霉变质。所以。必须立即将割下的麦子及时处理，连夜加班就是必须的。实在太困了，我们俩就轮换在草垛里睡一会儿，让后再精神抖擞去干活。         

我们曾一起给棉花打药水，用的是1605（乙基对硫磷），一种广谱性有机磷类杀虫剂，属于高毒、高残留，高污染的农药。夏天天气热，又晒又要密闭防护，但当时不知为什么不带口罩。有次，打药水的任务比较重，我们几个人一字排开，起头并进，衡晓珍在风向的下方，我们几个人喷洒的药水，一部分集中到她那里，不久她就出现身体不适，头晕。我决定立即停止，在水塘里洗把脸，再到树荫下休息，不一会就恢复了正常。事后，想想还是很可怕的。

我们不仅在一起干农活，而且生活中也相互照顾。那时1976年的夏秋，唐山地震给全国造成过一片恐慌，我不得不将板床与蚊帐搬到房前的草堆旁，那时很多人怕晚上地震导致房子倒塌。当时，我们生产队的知青所剩无几，有人被招工上调返回城里，有人为躲避地震而逃离农村，只有我和衡晓珍还坚持在生产第一线。为了节省能源，资源共享，我们两人“搭伙”——每人负责烧一天饭，轮流在各自家开伙。作为“苏州人”的我，被迫吃她加了很多辣椒的蔬菜，当然她也勉强咽下比较甜的菜肴。最悲剧的是，我们经常怕对方不够吃，因为强劳动后饭量会增加，故而烧的饭多了一点，往往剩余的饭不久就馊了。如果不太多，我们就给农民去喂猪。有一次剩余的饭饭比较多，我们都觉得太浪费了，实在不忍心扔掉。衡晓珍急中生智采用在馊饭里加几块烧碱，放油锅里再炒一下，美其名曰“酸加碱生成盐和水”，搜饭终于成为次日的佳瑶了。当别人津津乐道《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而我们则含泪咀嚼“那些年我们一起吞咽的馊饭” （叶明：“好婆”：我的守护神与启蒙师  《人民作家》2023-07-25）。

尽管情感上我与室友们并不十分亲近，并非人们常说的那种“一起下过乡”的铁杆，还有有些隔膜，我们现在已经成为陌生的路人。但是十分感谢他们的帮助，在生活中的指点。每一个插队知青都有难以启齿的痛苦往事，我们绝不说，青春无悔。我们只能说，有农村这碗酒垫底，还有什么酒不能对付！

         志同道合的插兄     

在插队期间，我十分幸运地遇到了一群优秀的知青插友们，对我的一生产生了极其重要与深远的影响。如果说，我们的室友，教会了我如何在农村生存下来，那么，我们大队的志同道合的的插兄则引导了我如何面对未来迎接挑战。

下乡第一年的夏天，我们大队组织知青担任教师开展了扫盲活动，为我们相互认识、相互交流创造了很好的机会。每月在大队部，有一次扫盲教学研讨活动，各生产队有一位知青做扫盲教师参加，半天时间，相互交流。由此，不仅初步培养了我做教师的潜质，而且开启了我的另一段知青生涯。

保持了几十年深厚友谊的当属麦庄的李四南，他是南京六中的毕业生。他所在队好象只有他一个知青，没有独立的知青住房，他住在一个年轻队长小麦家。他读书很多，智力超群，善于交际，对人诚恳。他有很好的背景，父亲是新四军出身的老干部，又是一个文化人，以电影剧本《红色的种子》、话剧《雨花台下》（与人合写）等闻名，文革前作过江苏文联主席与省作协主席，当时是省文化局长。母亲是江苏戏剧学校的党支部书记。

李四南介绍我，阅读地下传抄的陈毅的诗词《梅岭三章》：

断头今日意如何? 创业艰难百战多。

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

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

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

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

陈毅自己的职业规划：“学马列、喜文艺、习工科”（ 《水调歌头·自叙》），为我的职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模版：“喜文学、习工科、学哲学”，也是后来读电子工程专业本科与哲学专业研究生剔红了理论依据。

挑河堤背唐诗转移疼痛的方法就是李四南教我的。每天机械地挑土，单调乏味，而且双肩疼痛。我就开始一边挑一边背《唐诗100首》，大多数是四言绝句；还有就是当年供大批判用的一些古文篇章，如批林批孔运动中的材料《林彪与孔孟之道》，可以学习其中的古文与诗词。这是一个转移疼痛的好办法，现代神经科学已经完全证实了这一做法的科学依据。就是这样，我还是经常被大队书记批评，不如同大队的女知青插友，也是做扫盲教师的别的生产队的知青，她们挑的比我多，坚持的天数也比我多。我不知道她们怎么吃得消的。若几年前，在哈佛医学院工作的一位中学学姐、也是同一大队的知青，邀请我去在波士顿的西北部、距离波士顿市区约10英里列克星敦(Lexington)小镇的寓所拜访。学姐说当年没有实在办法，生产队穷，知青也不得不上河堤。现在，一到阴雨天还隐隐作痛。我们这一代插友们都是这样熬过来的。

在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运动中，大队组织文艺宣传队，李四南拉我加入。我不会唱，也不能跳。因不太想出演“批邓”的节目，我推荐选择了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我担任朗诵任务。在李四南的策划下，结合自己作现金保管员的经历，我创作了一个戏剧剧本，主要内容是生产队利用公共积累，搞一点副业，倒卖本地的山货以增加收入，干扰、破坏了“农业学大寨”运动，最后犯了错误。李四南利用他的关系，为了适合当地农民的喜闻乐见的口味，请戏剧学校的专业老师谱了扬剧的曲子。

有一次，我专程从农村回城，目的是去李四南家“接龙”读《基督山伯爵》。在我之前是一个年轻女学生，她的阅读时间是整个下午。接下来是我，整整一个晚上。我们在李四南父亲书房的沙发上坐着，一动不动，如饥似渴，一本书必须在几个小时里读完，否则就没有机会再读了；几天后，再排队读另一本。李四南告诉我，那个女生是南京艺术学院学美术的工农兵学员徐乐乐，他还给我看了她参加美展的作品《送温暖》，一个老大娘穿着一件短衫手提一颗白菜来到知青门口送菜上门。我直觉有点不对劲，我的生活经验告诉“夏天哪里有白菜，不都是冬天才有的吗？”我立即判断，画家缺乏生活常识。徐乐乐现在已经是当代炙手可热的中国画女画家。

李四南介绍了他的自修方案，有计划地读一些大学的教科书，选一些著名的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经典作品，以及当时能找到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的著作认真阅读。李四南学习计划，李四南学习计划给力我很大的启发意义，在他的引导与鼓励下，使我在农村没有被动接受命运的摆布，而是积蓄力量，“窥测方向，以求一逞”。

再结合到匡亚明（1906.3.17日-1996.12.16, 东北人民大学常务书记兼校长、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的“私淑”设计的技术路线：先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从日常生活中认识哲学的基本概念，然后读由斯大林主持编著的政治理论书籍《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由斯大林撰写的部分，即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熟悉哲学的基本框架与主要观点，最后再读《反杜林论》，理解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遵循这个读书计划的路线，我利用农忙之余，比较认真的读完了前两部书。《反杜林论》还没有开始读，就被招工进入华东冶金地质勘探研究所做地球物理勘探工作。在前两部书上下的功夫，为接下来的参加文革后首次高考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叶明：​灯光，在隧道的尽头《新三届》  2020-04-17）。

在农村如此艰苦的条件下，能够坚持学一点东西，哪怕知识结构不完整，也是一种囫囵吞枣地的阅读，总比浑浑噩噩、无所事事要好很多，客观上为我们后来进入深灰科学领域客观上奠定了最初的思想与知识的基础。

我们经常就一个问题进行彻夜长谈，交换各自的看法，相互批评对方的观点，不求达成一致的看法，只是为了更深入地理解。一次争论的问题，一时得不到解决，我们各自回去读书研究，下次见面时再继续讨论。这种长谈，没有伪装高深，无需虚情假意，直接考验与锻炼思维能力与表达能力，为我后来做学术研究与公开演讲准备了最原始的本能。

这种长谈一致延续到我们大学毕业我们分别在不同城市工作而终止。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去常州第二无线电厂，在北京工作的李四南曾，介绍给我认识一位在常州工作的著名作家，78级南京大学毕业生，编一份文学期刊。我和她经常在她的清潭新村的宿舍里，进行彻夜长谈。这两个阶段都是我人生最“黑暗”的时期，与他们的彻夜长谈，但不促膝，却获得了极大的温暖与鼓励，激发了我奋发读书的热情，为迎接下一步的挑战准备好思想的基础。

恢复高考也是李四南最先告诉我，并带我参加了唯一的一次老师复习。在整个复习过程中，我只听过一次老师带着复习课也是他带我去的。在初试通过后，已经接到可以参加复试的通知后，李四南通过各种关系千方百计找到南京工学院的马文蔚教授，一位有几十年讲授工科大学物理学课程经验的老师。马老师从50年代就从事大学物理学教学，内容非常熟悉，举重若轻，通俗易懂。请马老师给我们讲物理知识做一个串讲，各知识点的相互联系，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三个小时的复习，虽然，我自认为大多数内容并不能完全理解，但在提问与讨论中的表现，好像马老师还是比较满意，对我考大学给予很大的鼓励，那晚参加复习的三位考生，1978年都先后考进了大学，分别在南京邮电学院（77级）、南京航空学院（77级）与南京工学院（78级），没有辜负马老师的一晚帮助复习的辛劳。（叶明：1977年，侥幸成为“黄埔一期”《凤凰台上》2022-12-09 )

1977年李四南考入南京邮电学院无线通信专业。毕业后，去了邮电部数据传输研究所，后来调入国家科委研究中心，开始做科技政策研究，有译著《转折点》面世。尤其是他进入国家科委研究中心，对我跟时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学术平台，李四南将他负责整理的厉以宁的《技术创新经济学的由来与发展》演讲稿，传给我，触发了我二十年的技术创新研究。他领衔研究的中国信息经济测度研究，也推动我完成发表了最初的几篇经济学论文，并在《经济学动态》《社会科学》《研究与发展》等刊物上发表。技术创新与信息经济是我最初学术研究的两个主要领域，都是在李四南的帮助下进入佳境的（叶明：追随先生四十载《30号院》  2022-10-17）。

1989年后，李四南移居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了MBA，后从事人寿保险工作。2000年前后，回国推广无线接入技术，因UT斯达康公司抢了先机，没有取得预期结果。以后，布局“空间房地产”，又因国家通讯政策改变，成为泡沫。再以后就就杳无音讯了。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我们感觉天要亮了，就杀狗煮肉庆贺，请了我们插友兄弟姐妹们吃了一顿散伙饭，不久我们各奔东西。四十多年过去了，大多再无往来。我们走着走着就走散了，不大会再有交集了。尽管如此，我仍然刻骨铭心地记得：在我失落的时候，是你陪伴着我；在我迷茫的时候，是你安慰了我；曾经的伤痛早已释怀；谢谢你，给我的爱！嘘寒问暖的房东，相濡以沫的室友，志同道合的插兄，我会终身珍惜，成为我“在路上（On the Road）”（凯鲁亚克”）不竭的动力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