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侥幸成为“黄埔一期”（20221203）

            叶 明

1977年12月的寒冬，清晨，在第一缕阳光投向大地的时候，每一条道路上都是奔向考场的各种身份的考生。这是奔向自己人生的那一次转折，也是国家命运的一次转折。

                第一次见到了大学生

我是1956年出生的，从未有过上大学的念头，也不会产生上大学的愿望，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大学是干什么的？家庭的背景环境也没有提倡与鼓励上大学的意愿。

           大砂珠巷13号江苏省商业厅家属大院的位置图

那时，我生活在一个省级机关大院的宿舍里，南京老城南城隍庙附近一条很出名的小巷——大砂珠巷13号，江苏省商业厅家属大院，住着近百户人家。前后三座十分洋气的公寓排楼，前苏联风格。每座都有三个门洞，每个门洞都有遮雨廊，很适合玩躲猫猫。这里留

下我童年的所有记忆，以及对文革初期的所有印象。这是一个文化凋零的地方，房子是新盖的，没有南京城南的风土人情；也没有现代科学理性与学术传统，有的只是商业与官僚的气味。

我们大院的学习气氛确实有一点，只是相对周围用井水洗衣烧饭的市民而言，可惜那个时代有知识并不是一件光荣的事。在我们这个大院里，“官本位”的价值取向十分严重，不仅看不起工农，更看不起知识分子，上大学完全不在他们的选项之中。

我的第一次的升学风波，发生在小学二年级。1964年，南京外国语学校第一次从小学二年级学生招收。每个班选两名同学参加考试，一男一女。我当时是班长，自以为学习成绩很好，肯定可以参加选拔考试，结果没有我。我去问班主任赵家筠老师，她说舍不得让我走，我完全不能理解。若干年后，我去看望赵老师，她告诉我，我的家庭政治条件相对被选上同学相比差一点。我母亲这一支，以当年的立场，政治上有点瑕疵。没有去考外语学校是我心中永远的痛。

本文作者的小学班级毕业照（男生），看上去最成熟的那位就是本文作者，实际年龄是班上最小的第二位。

本文作者的小学班级毕业照（女生）。当时照相机比较差，全班合影居然照不了。

我第一次知道大学，是在1968年的盛夏。那时各级学校都在停课闹革命，我们这些孩子在家无所事事，整天不是攻城，就是游泳，一起玩官兵抓强盗、打弹子、争上游、推牌九。有天，在我们在树荫下热火朝天地打40分酣战时，有一个比我们大很多的男孩子，孜孜不倦地坐在小凳子都上读书。没有人与他说话，他也不理会周围的人的吵闹。我实在忍不住，直接上去问他“什么书看得津津有味？”他告诉我，他的老师写的《热力学第一和第二定律》（人民教育出版社，1966年）。他的老师叫严济慈，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教授。

“你是中国科技大学的学生？”这是我见到的第一个大学生，听到的第一所大学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他礼貌地点头首肯，告诉我，他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以前叫原子核物理与原子核工程系，二年级大学生。他热情地向我介绍了中国科技大学成立的缘由。他还兴致勃勃地介绍大学的读书生活是如何美好，如何欢乐，实在令人神往。

在我们这个充满铜臭、弥漫官气的省级机关宿舍大院，还有大学生？！他的出现，像一道闪电划破漆黑的夜空，我从此萌发出以后争取上大学的一丝光亮。

          上大学的幻想破灭了

1970年初，因为我父亲，从五七干校被解放出来后，重新被“三结合”起用，分配到江苏省财政厅工作。我家从省商业厅的宿舍搬到省财政厅宿舍。因为搬家到华侨路平家巷，进入了南京十中的施教学区。转学时，鼓楼区教育局负责的科长，不同意我转进南京十中，而让我去另一所学校。我以一个初一学生的身份，天天去教育局磨，反复申诉各种理由，纠缠了整整一个星期，从上班开始一直到下班才离开；科长终于被逼得不耐烦了，才同意转学手续，推给了十中。到了十中，十中负责人也坚决不收。幸好，旁边有位女老师愿意收我。她叫劳元丽，四十多岁，微胖，是五十年代初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学生。在外交部做过翻译，曾因吃饭时误译而被下放来中学教书！这是我第一次真正直接接触的老师是一位标准的大学生，5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这样，我的惊人之举，打破了十中不接受转学生的惯例，成为一位成功靠自己力量实现择校的初中生！

本文作者的南京十中初中毕业证书

我开始接受十中老师们的“启蒙”。吴让老师（政治）读给我们听《爸爸教我写文章》，我知道了书也可以“站着读”。林敏（原十中党支部书记，），以老革命的道德良心，悄悄地将约我写的书评退给我，千叮咛、万嘱咐将其毁掉。那是一篇阅读周赤萍（1914-1990年）中将撰写的《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同志》小册子的读后感，我还敏锐地将《解放军画报》上署名峻岭（江青）给林彪拍的那张光头读毛著的摄影作品联系起来。她的这一惊人举动，安全地保护了一个无辜的学生，免除了我的牢狱之灾。很快，“九一三事件”陆续公布了，其中“五七一工程纪要”给我的震惊巨大。“变相失业”是不是就是我们的宿命？我们没有“我不相信”的气魄，只是有了一点点的怀疑。

在我们中学，我最幸运的事遇到了很多学识渊博、品德高尚的老师群体：

数学、物理老师唐绍密，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老师，抗战前一年，考上清华大学物理系；然后校迁南下，成为湖南长沙临时大学学生；再后来参加了湘黔滇旅行团徒步走到昆明，以西南联大物理系的身份毕业，是诺奖得主杨振宁的学长。大学四年，读了三所大学。那届物理系毕业生一共只有十几人，十分稀少与精贵。不知他为什么会来中学教书，尽管是文革前南京市中教界唯一的一级教师。

物理老师孟昭华，交通大学毕业生，当时已年近花甲，头发花白且有些谢顶。他讲课时方言较重，但语言严谨，深入浅出，从不说废话，也不说空话。对于课堂纪律不太好，他却从不发火,总是耐心的劝同学们安静，极具涵养。我的第一次物理考试，当时的课程名称是工业基础知识，我根本分不清物理知识还是机械知识，拿到了生平第一个可能也是唯一的一次不及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刺激了我学习物理的兴趣与动力，以至于1977年考大学的三个志愿都是物理系。

化学老师是戴玉仙，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生，一口京腔，能将枯燥的化学元素，高声朗读成唐诗宋词。我现在还能朗朗上口地流淌出“金银铜铁锌”，“氦氖氩氪氡”。文革结束后，戴老师调进南京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日本研究所从事学术研究，还翻译过日本的一个部著名电影剧本《风雪黄昏》，由山口百惠、三浦友和出演男女主角。在东课楼一楼的化学实验室和二楼的物理实验室，当时在南京市是最好的,每次去实验室上化学课或物理课时，我都比较兴奋。在这些老师的引导下，我开始对自然科学发生兴趣，并努力学习科学文化，而基本杜绝了写大字报批判文章的一切活动。尽管他们从来不敢说，好好学习，长大去读大学，这么明目张胆的腐蚀拉拢青年学生。此时，我对于大学生活，开始有了无限仰慕之情。当然，觉得上大学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本文作者的南京十中高中毕业证书

忍痛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

1974年夏天，我高中毕业，按照当时的政策规定，我只能被迫下乡插队。当学生变成了田野的“漂泊者”，被剥夺了人生的理想，拖着迷茫的脚步深浅跋涉在偏僻的异乡，开始艰难而漫长的“修地球”生活。

我刚到生产队，队里安排我在老头组，一个地主，一个富农；二个贫农，他们原来是那个地主家的的长工。我们在一起种西瓜。从选地，翻地，施肥，下种，浇水，看田，拉滕，直至起瓜，装车，一个完整的生产种植流程。晚上，抬头望着漫天星斗，听着无线电收音机广播，偶然能收到《莫斯科广播电台》《中广新闻》。

离开老人组后，我开始参加生产队的正常农活。当然经常是带领妇女棉花打农药，挑麦子、稻谷到公社粮站交公粮；割麦子、割稻子,这些竞争激烈的弄活，我干不好，几乎跟不上；只能干除杂草，挑河堤，扬场脱粒这些比较不激烈、稍微轻一点的农活。

在一个梅雨季节，因为无能，自己垒的草垛，被雨水穿透淋湿了，晚饭已经没有干柴烧了，其他知青都逃走了，我没有熟食吃，热水喝，只好靠青涩的毛桃充饥，留下病根，从此怕吃酸的东西。在一个初秋，发烧不止，浑身无力，连上医院的力气都没有，一个人在集体户睡了几天几夜，以为就要死了。终于挺过来了。在茫然中感受着命运的不公，甚至是绝望。内心充斥着孤独、迷茫和沉重的伤感，一年，两年，还是永远都是这样？  

到1976年底，我已经插队两年，符合相关政策，有资格参与招工、招生的竞争。我虽然是刚到最低年限，但是我在生产队的出勤与表现都是最好的一个，当然首先被列入招工的候选人。同生产队有知青比我下乡时间早一、二年，一位选择了当兵，另一位想去上大学。其实，我完全有条件、也很想争取工农兵学员的机会，不过因为我在某个环节上有个重要缺陷，我只能忍痛放弃上大学的机会。我在省财政厅我父亲的办公室里，看到过相关文件，规定此次招生对象限制在1974年12月20日之前插队或工作满二年，明显是将我们这届毕业生排除在外。1974届学生参加招工，毕业至第二年以后。下乡插队几乎都是12月20号以后才正式开始。我不敢冒这个险。

避人耳目的地下复习

1977年的春天，招工上调成功，最初被确定为南京东海印刷厂（统一编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二一四工厂"）。它在南京汉口路口，附近就是南京大学，这样我就有机会业余时间到南京大学旁听一些课程，又是军工厂，这个结果我还是比较满意的。后来，不知道怎么又被以搬运工的名义招到冶金部隶属的华东冶金地质勘探研究所，我实际上没有做过搬运工。搬运工的名义，是告诫知青这个工种蕴涵较重的体力活，即可能要出野外工作，我实际从事地球物理勘探（重力与磁力勘探）工作。为此，我的研究组长，50年代长春地质学院的毕业生，十分有意培养我，要求我读一大堆地质与物理勘探方面的书籍，我还在北京地质学院出生的技术管理部门负责人的指导下，学习李四光地质力学，研究大庆油田发现的机理与过程，努力成为一位建设时期的游击队员！

可是，我不能明目张胆地复习迎考，现在人们已经很难理解，复习功课还需要偷偷摸摸。我被招工进入地质研究所，在各级领导看来，他们好不容易把我们从农村招来，摆脱了苦难的深渊。我的各级领导们，原本根本没有想过，会有人想离开本单位。这么好的工作条件，比较高的工资福利，还可能分到房子，会舍得，会放弃？我不能提前暴露准备投考大学的战略意图，每天上班还要安心钻研地球物理勘探。

所以，我的高考复习，是一个地下隐蔽的活动。我的整块时间，主要利用下班后的晚上看书；在每天上下班的公交车上，回忆、复述，默记有关知识点。我利用研究所中午有午休的时间，每天中午抢先去食堂吃饭，匆忙吃完饭立即出大门，坐公交车（那时单位配发月票，坐车不用再计费）到几站外的午朝门公园大树底下，避人耳目地读书一二个小时。

但是，很快就被人盯上了。有个江苏建设兵团上来的老知青，我们的团支部副书记，在大门传达室门口遇到几次，都在关心地询问我中午外出干什么。她是岩矿组---“淘金子”的，我是物探组---“测土地”的。她是南京副市长的女儿，正在上职工夜大，也鼓励我去上夜大。我十分不知好歹，尽量回避与她接触，我完全没有心思涉及党团工作。在社会巨变的一年里，她给过我鼓励，几乎是唯一支持我考大学的同事。

后来，因工作需要，我又被派去了野外勘探队实习。每天上午外出跑几十公里，做重力与磁力测量。由于我的方向感比较差，经常还跑错路，几乎每天都要多跑几公里冤枉路。中午回来困得很，只能用井水洗脸强打精神，看一个下午书。晚上因没有电灯，只能在黑暗中背书。

最悲剧的是，所谓复习迎考，首先要教材学习，其次是教材的内容应该大致学过。可是，我没有这方面的任何资源，父母不理解，更别指望他们提供复习资料与补习机会。“招工上来了还要考大学，是不是吃饱了饭，没事找事？”同时也没有这方面的书籍。我只能将农村插队时，与地主的儿子用粮票、布票换来的文革前有限的几本中学教材，一页页重头学起。在很多反映1977年高考的影视作品中，往往有一个常见的镜头，那就是父母千里迢迢给知青寄去复习资料，或者亲自给儿女们上课补习。我只能自己找资料，自己重学，无人辅导，也无处请教。这可能是世界大学招考史上最奇葩的事件，完全不知道考试范围与基本内容，甚至完全不知道考试的要求是按初中水平层次还是高中水平水平？

当正式报名后，几乎所有同事都不支持，包括在我们组做制图的兵团战士，团支部书记。她父亲曾做过江苏省委书记，当时是南京工学院的党委书记，都觉得放弃当前工作，失去比较高的工资收入；如果考上大学毕业后，还不知要分配到哪里，都不赞同冒此风险。又不是没有工作，还在农村插队，跳出农门，考大学是一条出路。我们单位领导更是威逼利诱，用把我下放到野外地质队工作要挟我放弃考试，讽刺我们插队知青在农村，整天不是偷鸡就是摸狗，哪有什么本事能够考上大学。各级领导处于关心爱护，都前来好心劝阻：“我们非了很大劲，争取到几个招工名额不容易，现在你要放弃，我们怎么办？”我，一个不识时务、不知好歹的家伙。

在整个复习过程中，我只听过一次老师带着复习的谈话。在初试通过后，已经接到可以参加复试的通知后，我的好朋友通过各种关系千方百计找到南京工学院的马文蔚，一位有几十年讲授功课大学物理学课程的经验。请马老师给我们讲物理知识做一个串讲，各知识点的相互联系，时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

               南京工学院正大门与大礼堂

三个小时的复习，虽然，我自认为大多数内容并不能完全理解，但在提问与讨论中的表现，好像马老师还是比较满意，对我考大学给予很大的鼓励，那晚参加复习的三位考生，1978年都先后考进了大学，分别在南京邮电学院、南京航空学院（77级）与南京工学院（78级），没有辜负马老师的一晚帮助复习的辛劳。

有惊无险的体检与录取

1977年的高考是分两次进行的，第一次是初考，所有报名者都可以参加考试，只考了语文与数学。江苏省的初试（预备高考）以县市为单位出题，时间在1977年11月中下旬。然后，在划定一定分选线后，将过线的考生再发复试的通知，进行第二次考试。分数上线的考生，参加了1977年12月由省里命题的复试，或者曰正式高考。复试的考试科目，文科为语文、数学、政治、史地，理科为语文、数学、政治、理化，总分为四百分，不考外语。两次考试，都不公布考试成绩。现在经常见到有当年考生自豪地回忆说，考到多少分，有多了不起。如果不是瞎吹，就是后来入学后，有机会看到自己档案里的记载。只有极个别人，当时通过特殊渠道帮他查到分数。当时，绝大多数考生都不知道自己的考分，糊里糊涂的考上大学，糊里糊涂地被刷掉落榜，一笔糊涂账。

中国的高考通常在比较炎热的夏天，而我的高考却是在寒冷的冬天。复试那天，虽然是晴天，但还是比较冷，南京市白下区的南京第六中，那时学校被破坏的很厉害，无力及时修复，窗上的玻璃不全，大门漏风不止，没有家人在校门外围观等候，考生在教室瑟瑟发抖。考完之后追悔莫及，为什么就做不出来，怎么想也忆不出……。考完后，人像虚脱了一样，大脑神经一直在急速震荡，几天都在兴奋之中。

每天都会遇到同事来，他们主要是南京大学地质系，长春地质学院的毕业生，询问考试情况。我不厌其烦地回答，哪道题做对了，哪道题做出来，哪道题做了一半，几乎复述出全部试卷的内容。印象太深刻了，试卷就像印在脑子里，随时可以出现在眼前的屏幕上。尽管如此，还是没有把握可以考上大学，自我估计应该总分在200左右。当年，不仅不公布考试答案，也完全不知如何评分，尤其是没有做完全的试题，根本就不知道可以得多少分。

复试考完之后，很快就拿到了体检通知。体检几乎粉碎了我上大学的梦想，幸运得到“贵人”的帮助，很快就脱离了险境。我的体检是在南京红十字医院进行，以前是是江苏省商业职工医院。碰巧，我就是在那个医院出生的。我是早产儿，婴儿时期患有严重的气管炎，只是没有到哮喘的地步。每天都要来这里打针，直到上幼儿园才有明显的好转。体检结束后，在交表的时候，有一位女医生或是护士，年龄应该与我差不多大，协助收体检表。她看见我的体检表上记录，知道不妙，立即问我是不是华冶地质研究所的。在我肯定后，她告诉我，她也是华冶的子弟，并在华冶医务室工作，现在在红十字医院培训。之前听说招了几个知青，只是因在外培训，没有见过。她把手上的关于体检录取要求的规定文件给我看，高血压、色盲等指标都是大学录取所忌讳的。她领着我，再去量血压与测色盲。那天是体检的最后一天，我是从野外地质队赶来，坐车、徒步几乎大半天，直到在下午四点才赶到医院，中午也没有吃饭。她让我休息了半个小时，再量血压，虽然还是有点偏高，但下去不少，勉强过关。在复测色盲时，她发现我在看植物或动物的图案，基本都是错的；但看数字与字母时都是对的，所以判断我既不是色盲也不是色弱，只是不能正确地辨认动物或植物的图案，将原本被判定色盲或色弱的定性改正过来，基本取消了因体检不合格而上不了大学的制约。当6点钟，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我们走出红十字医院时，我向她深深鞠了一躬，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尽管我至今都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当她结束培训回单位上班时，我已经离职上大学去了，从此再也没有见过她。

因江苏电子工业发展需要扩招了几百人，分别在南京大学，南京工学院，南京航空学院等学校扩招一批学生。我作为扩招生，进入南京航空学院电子工程系计算机专业。我不仅没有报南航，虽然与我所在研究所在同一条路上，相隔几百米；更没有填计算机专业，我都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个专业，完全孤陋寡闻。如果色盲、高血压，都是不能读电子工程的所有专业的。扩招对于高校的师资与校舍都成了问题，于是扩招生都以“走读生”的名义入学，不住校，每天回家住宿。我就自己买张月票，向上班一样，每天做公交车上下学。我在农村插队挣的几百块钱（一个工分仅值五毛钱，知青第一年还要打折，一天都挣不到一个工分），成为我大学四年的主要经济支撑。

从此，我就成为新时代的“黄埔一期”： 77级大学生，81届大学毕业生，即78年春季入学，1982年1月毕业；我们自己戏称“名为77级，却是78年入学;算作81届，实是82年毕业”。不过，我们清楚，自己无非是同辈中的幸运儿。个人努力固然重要，但时代的机遇更为重要。

     本文作者的大学同专业同学毕业合影，偶然占据了正宗C位

 恢复高考比高考本身更有意义，历史的转折，民族的觉醒，个人的重生也许成为恢复高考真正的意义所在。世界上没有一项公共政策，像恢复高考那样竞会发生如此之大的社会价值，是一件值得研究的事情。为什么邓小平1973年复出和1977年复出后都选择了分管教育，这也是很值得研究的事情。我们在纪念恢复高考四十五周年的时侯，应该以更加深重的社会责任感，反思这些问題。邓小平恢复高考的主要意图决不局限在上大学问题，而是改变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青年一代的价值导向，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坚决抛弃以阶级斗争为 纲的政治路线与方针政策！

                          （旧梦痕  2022-1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