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既是中国古代哲学最重要的范畴，也是中国医学理论最基本的概念。无论是对生命现象的陈述，疾病的诊断和治疗，还是养生防病，中国医学都是以阴阳为最高准则，阴阳学说始终贯穿于《黄帝内经》和整个中国医学理论体系。可是，一直以来，没有人探究中国医学为什么要用阴阳学说来陈述生命现象，而不是直接基于人体解剖结构。 

一、阴阳并非用来对立分类的概念

时代发展到今天，只要一提到人体，我们就会反射性地联想到解剖刀下和图谱上所揭示出来的组织器官、肌肉、神经、血管，而看不到中国医学所说的经络和气。古代的先贤们，他们既然能描述出一套人们看不见摸不到的经络腧穴系统，并揭示出脏腑组织与这些经络腧穴的关联原理，同时他们又有机会，也有足够的能力看到肌肉、神经、血管以及器官这些显而易见的组织结构，可为什么就没有发展出西方医学那种对于身体结构的认识？对于身体结构的认识并非高不可及，而中国医学为什么就无视这些显而易见的组织结构，不去照着解剖实物来描述人体组织结构，反倒是把功夫都下在看不见摸不到的经络气穴系统，尤其是看似与人体生命毫不相干的阴阳五行这类极其抽象的概念上呢？

受时代语言环境的影响，当代中医学界惯用传统的关系比附论证和命题归纳式的阐释，普遍将“阴阳”定义为“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据此，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为了证明中医的科学性，中医学界针对阴阳本质进行了诸多的研究，有的借助生命科学的方法，寻找一些类似“阳物质”或“阴物质”的成分当成阴阳的物质基础；也有的从对立统一的过程寻找阴阳关系，比如从内分泌调节的利尿与抗利尿、胰岛素与高血糖素、蛋白分解与蛋白合成等对立统一过程来确定阴阳关系，从植物神经系统中交感与副交感神经在各种组织器官上作用的对立表现来确定阴阳关系；也有的从系统论、信息论角度来探求阴阳的本质，将阴阳理解为物质、能量、信息运化过程的两个方面或两种过程流；还有的人利用逻辑思辨的方法，将阴阳理解为具有对立关系的实体（如日月、天地、水火等）、属性、部位等。

以对立统一的分类概念来定义阴阳，是对阴阳概念的一大误解，离开了太极，便无法把握阴阳之道的真实内涵。阴阳的创立并不是用来对立分类的概念，不是上下、表里、腹背、脏腑的分类概念。阴阳是太极的阴阳，是一阴一阳的太极之道，上下、表里、腹背、脏腑的分类概念没有交相感应，无法极化贯通，更不可能化生万物。

构成认知活动的思想视域通常以一种最幽深、最隐秘、最稳定的隐性存在，成为认知活动和理论基础的根脉和灵魂，奠基并拓展出其独特的理论思想道路和文化传统，影响和塑造着其学术观点和价值立场。中国医学理论奠基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其思想视域也必然源自这种最幽深、最隐秘、最稳定的根脉和灵魂。理解中国医学有关概念的命题以及范畴之规定，必须还原其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深入中国医学特有的以“感”为基础的生命认知观，耙梳理论阐释的衍进脉络，才能达成相对合理的现代视域下对这一观念的认定。后来学者对中国医学有关概念的命题以及范畴的认定、诠释和运用向来是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根本原因就在于以静态的确定性、物质性、机械性、逻辑性的叙事、分类关系来具化、理解中国医学的有关概念，离散了原初文化环境的命题阐释，势必会误导我们对有关概念范畴及其生成命题的理性把握，消解我国医学范畴向现代转化的理论合法性。

太极阴阳相感作为中国传统思想中最基本、最普遍的思维方式，决定了中国医学特定思维方式的基本内涵和意义指向，它贯通天人之道，上承中国医学的远古时代，下启中国医学的未来发展，不仅是中国医学理论的源头和起点，而且也是中国医学理论的根脉和灵魂，基本上规定了中国医学理论的思想道路和致思取向，非常准确地传达了中国医学体系的内在特征。这种特征并不像西方医学那样将着眼点局限于实相的认知层面，将生命作为认识主体的认识对象而客观化，而是将宇宙万物看作一个相互感应、相互关联、不可分割的整体，指向一种万物一体的整体性体道经验，并在这种整体性的体道经验中去感受、领悟宇宙人生以及天地万物的生成本体和意义。

二、如何道出那个 “一”

构成学科研究思想视域的基本条件，一方面与研究对象的客观规定有关，另一方面又与学科自身的学术知识背景相联系，并且这两者又共同统一于学科研究与研究对象之间的交互作用之中。研究与研究对象之间主要展开为一种“观”，即观什么？ 怎么观？

“观”有两种不同的进路：一个是局部观察、具体观察，即形下之器观；另一个是整体之观、普遍之观，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以道观之。

以道观之，是为了了解事物发生发展的规律。比如观察一粒种子，你若从具体事物去观察，你可以分析它的成分结构，但这种认知方法显然是为了合成工业产品，而对探索生命来说却毫无意义。当你把种子融入天地变化、季节更替的整体之中，进行形上道之“观”，那么，与种子发芽、长叶、开花、结果相关联的整体世界才得以敞开自身，植物的普遍本质才能够在通向普遍之观的过程中被发现、理解和认识。

同样的道理，对人进行观察，你可以进行尸体解剖学的具体观察，你可以观到肌肉、神经、血管、器官等组织结构，你会将这些组织器官看成是现成的、确定性的存在，它长成什么样，有什么功能。但是，生命是一个从无到有的生成过程，先有演化，然后才生成出来，而不是现成的、确定性的。就像一枚鸡蛋，你看不到肌肉、神经、血管以及器官，但只需经过适合孵化的温度的初始化，就有了肌肉、神经、血管以及器官。器官构造完全不能概括生命感应世界、生命关联气候，乃至生命的意愿、情感和智慧。春风吹过，万物复苏。生命关联春风不是物理上的衔接，也不是化学反应的过程，生命与“道”同一律动，处于“太空一气”的同源、同构、同感的整体。

仅仅能看到事物外在的现象，知道事物在运动变化，这对我们来说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知道并把握事物内在那个不可感的、理性的、本质的世界，那个作为一切事物的原因的“一”，那个我们假设存在着一种现象背后的实在，那个我们试图用来解释可见事物的程序、序列、“更深层的”图景。通俗地说，我们该如何透过现象的世界来认知、领悟“道”的本质世界？

为此，《易经》将天地的交感双方看成是阴阳，有了阴阳符号形式这种最简单而符义最深奥，便可以简驭繁，把握其中的本质要素和它们之间的联系；又能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达到“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的至高境界。仅仅依靠文字是难以达到这一要求的，因为顾文字浩繁而图像简约，文字显易而图像隐深，藏万于一，纳须弥于芥子，穷幽测奥，实费且难。正是基于阴阳交感演化模型，我们得以透过现象的世界来认知、领悟“道”的本质世界。

犀利的眼睛只能发现问题，只有心灵的智慧才能洞察真相。尽管科学使人们的认知成为：唯有那些最可触、最可测量和最可检验的东西才是最可信、最实在的东西。然而，什么是最真实的？什么是最基本的？什么是要靠什么来说明的？有趣的是，当我们要去表述这些最可触、最可测量和最可检验的东西时，却使用的是最不可触、最不可测量和最不可检验的东西——符号、数和程序来理解和通达天地万物之本质规定和真实情状。正如沃尔弗拉姆在其鸿篇巨著《一种新科学》中宣称：“宇宙就是几行程序代码而已”。

阴阳作为一种演化“道”的符号程序代码，它不需要你规定它是什么，就好比你指着天说天一样，你不可能定义天是什么，不可能确定秋天是由什么组成的或秋天的实质是什么，天只不过属于我们手指着的那个指称。秋天里的树叶不需要你规定秋天是什么，它就在演绎着秋天，你规定的秋天定义对树叶来说是件很无聊的事情。阴阳也是如此，它只是代表道的演化符号，设卦立象表达的并非实体化的、对象化的、概念化的、逻辑化的某种物件，而是诉诸于内在心性的直觉、感悟、体验，在根本上与道的演化所具有的精神状态是相通的，表现为一种哲性道体的智慧。

三、生命科学的方法论问题

19世纪下半叶的克劳修斯提出的熵增加原理，揭示了存在者世界在演化中的不可逆性。20世纪初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普朗克的量子力学理论大大改变了以牛顿为代表的经典力学的传统观念，颠覆了存在先于演化的理论，因为时间是一个矢量。20世纪后半叶的大爆炸宇宙学和耗散结构理论进一步证实了演化构成存在的本质。如果说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理论还传承了经典力学对确定性观念信赖的话，那么在后来的科学发展中，连这种确定性的观念也完全被超越了。无论是海森堡的“不确定原理”，还是玻尔的“互补原理”；无论是哥德尔的“不完全性定理”，还是扎德的模糊数学；无论是莫诺的生物学理论，还是曼德勃罗的“非线性科学”，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冲击了传统的、确定性的观念。正如普利高津所说：“人类正处于一个转折点上，正处于一种新理性的开端。在这种新理性中，科学不再等同于确定性，概率不再等同于无知。”

《斐多》指出：“我们的眼睛不但无法引导我们走向永恒的真理，而且还会欺骗、混淆我们。因为试图以眼睛观察事物并用其他感官加以理解，而使灵魂变得盲目。”西方医学在确定性存在的物质世界越走越远，以至于完全陷入了视觉层面的实相。科学发展到今天，正在经历一场伟大的变革，这场变革以“复杂性科学”的诞生为标志，在各个传统科学领域产生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应。作为一门解除人类疾病的医学，“复杂性科学”也同样促使着我们必须从新的眼光出发，重新审视生命世界，特别是以本体论为切入点，对生命存在问题做出新的说明。

生命是演化的，它不仅仅是基因和蛋白质的集合，更是大量分子相互作用的复杂动态系统，既具有基本的物质属性，更具有不同于基本组分的生命特征。而且系统中众多的状态变量是不可观、不可控的，通过静态地勾画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所获得的关于生命现象的理解是十分有限的，必然要求从整体上理解生命系统。因此，从复杂性科学的新模型、新方法角度展开生命系统的模拟与仿真，探究生命复杂系统的本质特征，给基因密码“系辞”， 以揭示其基本信息中所蕴藏的更高层次的生命信息，进而寻找与生命现象的关联原理，使精确描述诸如遗传、发育、免疫和疾病等生命现象成为可能，才是当代生命复杂性科学的发展方向。

生命系统的自组织现象在时间上是一个从“无”到“有”的动态过程，这一动态过程是有感而应的自动生成过程。我们不用担心蛋清、蛋黄里面有没有血管、神经、脏器、骨骼等构造，生命系统原本什么都是现成的，程序已经设定，组织架构都已安排，成长、修复和发展的机制非常完美，目标方向十分明确。事实上中国医学对生命的认识并非将生命体看成一个确定性的“存在”概念，而是从演化的角度对生命的“生成”进行深入了解和探讨。无论是观物取象，还是立象尽意，都不是对现成的身体形式进行剖析、分解，而是对意象的生成、传达和喻示进行领悟和把握，是一种体道、内视的表达陈述。中国医学史悠远漫长，众多的文化现象尚尘封于厚重的泥土，远非我们目之所及，必须要有“触类”、“引伸”、“变化”、“通变”等思想，才是把握观物取象、立象尽意认知观念的理论基础。

对于生命复杂系统的观察与研究，中国医学之所以无视肌肉、血管、神经、器官等物质层面的组织器官，并非对身体结构的认识高不可及，而是因为中国医学着重于系统的宏观特性，关键兴趣不在于去探索生命和疾病的客观物质，而是尽可能地包含世界的所有事物，它们之间的联系以及相互影响的方式，并从变动不居的人世自然和纷乱的病象中抓住根本要害。这个根本要害归根结底就是要用非生命的阴阳五行符号程序构建一个本体“一”的演化模型，去描述生命世界，了解生命与世界的关联和揭示疾病现象，是一种综合性方法而不是把自然的生物体分解成各个组分的还原方法。

正是基于阴阳交感演化模型，我们得以透过现象的世界来认知、领悟“道”的本质世界。以道观之、以道感人，太极阴阳相感思想不仅仅是认识论意义上的认知方式，同时也包含着价值论意义上的价值判断，又寄寓着目的论意义上的对宇宙万物与人类生存的终极理想。在此意义上，它是认识论、价值论、目的论的合一，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思维和思想的一般特点。因此，阴阳极性相感不仅仅是认识论上的对世界的认识方式，也是人与世界相交往的基本经验，它奠定了中国传统思想的基本格局以及中国医学的哲学基础，贯穿于中国医学理论的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