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教育质量下滑，恐怕并不是最近一两年的事情。

个中原因，也恐难以全部列明。

2018年，推出了一个叫《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的东西，我非常想知道，研制这个标准的专家，有多少人是人才培养方案的第一执笔人？在他们自己制定的这个方案里，他们是否预演过方案可能有哪几个版本？如果有，直接拿出来作为大家参考的资料不是更直接吗？人才培养，是可以根据标准就批量化生产的吗？

根据这个标准，我在2019年针对采矿工程做过一个所谓兜底课程体系的分析：

注：分类说明详见原文

又进一步对这个体系进行了优化：

结果发现，合计兜底学分为167，优化后，总学分185学分。越优化，反而课程体量越大，甚至快接近标准里的上限学分200。

2019年上半年写的这篇分析文章，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看看怎么兜底，怎么合格，怎么卓越。

2019年下半年开始出国访学，接触的事物多了，眼界有了扩大。

出国后发现，国外高校的课程体量明显更小，走的是小而精的路线。

举例而言，访学单位科廷大学西澳矿业学院的矿业学科在QS排名里连续多年全球第二，人才的市场认可度也很高。但人家的课程体系明显更小。一个学期，学生主修4门课，一年加起来8门课。四年加起来不过32门课。中国目前大学一门课程一般是2~3个学分居多，我们考虑一定富裕，即使国外每门课5个学分，32门课加起来不过160学分，还是要低于我们所谓“兜底”的要求。

为什么人家连我们兜底的要求都达不到，反而还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呢？

相反，为啥我国做了很多工作，人才培养还是如你所见呢？

减量提质，把课程学精，可能更有利于人才培养。

1、减量，是减少甚至去掉课程体系中的一些课程，比如某某课，某某课，某某课。保留的课程应该是专业密切相关的、有利于触类旁通的、极大程度上有利于学生未来发展和职业需要的；

2、提质，是要增加课程难度和要求，提高学习质量。减少一部分课程，不代表剩下的时间就放羊了，而是要利用剩下的时间让学生有精力来更好的学习一门课、让老师有更多的时间来指导学生深度学习。比如，在国外小组讨论比较流行，甚至很多课程都要求学生完成讨论的任务。在我居住学习宿舍期间，就遇到过几个舍友在公共区域一起讨论学习问题的场景。这个过程中，大家有交流，有分工，然后有收获。中国有没有类似的讨论？有！但质量怎么样？我不能说都差。但我感觉对于中国的学生而言，如果他或她要做好这门课的讨论任务，有可能投入到其他课程的学习精力就会不足，因为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就会造成顾此失彼。还有一些学生，胡子眉毛一把抓，可能收获却不多。

我曾经给学生布置过一道作业：从图书馆借书，额外写读书笔记的可以加分。结果，绝大部分学生借书的数量都可以达到要求，但撰写读书笔记的学生寥寥无几。甚至为数不多的写了读书笔记的字数和质量，还没有我一篇相关微博的文字量多、感触真实。学生从形式上完成了作业，但却没有完成学习。

如果只借书不读书，不过是形式主义；

如果只听课不消化吸收，不过是机械式学习；

如果只为了混学分求毕业，创新创业课再多，也没能从根源上开启创新的源动力。

减量是提质的基础，减量给出时间保障，减量之后应引导走向深度学习。知识爆炸年代，新知识是永远学习不完的，但掌握了学习的方法和能力，才有可能在未来之变局中不断学习、不变适应变局。

高喊提质而不给学生时间和条件，是流氓。

把学生当成流水线的产品培养的someone，是草履虫。

3、高等教育简政放权。

也许在一些教育管理人员看来，德智体美劳的培养就要一一对应，否则可能就要缺失其中的某一环。比如“劳”，好像没有“劳动课”就不叫“劳”。从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再到工业时代、信息化时代。人类的劳动形式在不断变化，也在不断适应时代的发展。体力劳动只是劳动形式的一种。一定程度上，智力发育程度越高，体力劳动能力就有可能退化。如果有能力研发劳动机器人取代高风险的体力作业，还何必让工作人员来承担可能丧命的风险呢？

2015年秋天，博士毕业前一年，我特意回到家里帮父母秋收，纯人工手动掰玉米。连续干了三四天的样子，只有做过这项劳动的人才知道，手指连续掰玉米三四天，会酸痛成什么样子。

试问，大学期间有传授掰玉米这门课吗？当生存的情境摆在你面前的时候，这是你不得不面对的问题，生存逼迫你去学习。

再早一些的时候，北方农村的中小学还会放一个农忙假，这都是由现实生存需求促成的。因为当时有些农村地区的中小学老师自己也种地，也需要时间秋收，当时的农业直接从业人员要比现在多。

大学里开设劳动课有没有意义？

当然有意义。比如农业专业相关的，多去土地上跑一跑、动一动、观察观察；比如考古类的，多去博物馆、考古挖掘遗址看一看，都是有意义的。

曾经看到一篇博士论文，研究宗教图像风格的，正文加上结语一共54页、全文附录里列举的图像就24幅。我作为一个不是这个专业的人，我觉得自己做这个题目，可能内容的丰富程度上都要比这位博士多的多的多。至少我知道北京佛寺里比较典型的有五百罗汉堂的就有北京香山碧云寺，那么触类旁通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中国佛学院等机构相关的作品就绝不仅仅是24幅。再加上各个寺庙、民间博物馆的私藏，恐怕调研的体量会更大。量变引起质变，大量的调研、阅读，可能会有新的思想火花。

劳动教育，应该是超出体力劳动这一狭隘范畴的。

而不是拉过来一批学生今天扫扫大街，美其名曰劳动教育。

扫大街是清洁工的工作。

自动化的学生能研发出来扫大街机器人，对社会的贡献要比他自己去扫上一圈大街更有意义。当然，他们研发的过程中要去观察、去修改、去不断试验，这个过程中付出的辛勤劳动，也不仅仅是扫一圈大街所能包括的。

类似的，体育教育就能锻炼出强健的体魄吗？

在大二下学期体育课结束之前，我从未喜欢过体育。但后来逐渐喜欢上了旅游，慢慢的，开始喜欢徒步、爬山等，有好几次单日徒步在30公里以上，我也是一个身体健康的人。我要强调一下，我后来的爱好和大学的体育课没有一点关系，足球、排球、乒乓球没有一个是我喜欢的，大学的体育课只是加重了我的身心负担。

大学应该提供相应的体育设施让爱好体育的人去发挥特长，而不是拿着一千米、八百米的速度指标衡量每一个人是否体育合格。不是每个人都要做博尔特，轮椅上的霍金一样可以拥有春天。有人适合长跑，也有人适合短跑，教育要因材施教。不要拿着同样的指挥棒去衡量马拉松运动员和跳水运动员，因为他们从事的是不同的工作。把博尔特扔水里，我估计他没有宁泽涛游的快。

简政放权，是减少不必要的行政指挥棒。行政管理应该适当给基层教育放权，多点帮扶和支持，少点紧箍咒。行政要做的是修建体育场，而不是连跑道都不上就开始要求别人跑步追赶高铁。能坐飞机超越高铁，还何必跑步呢？行政应多给些实际的支持，跑得快跑得慢是运动员的事儿，但有没有跑道、有没有跑鞋，这可能需要行政有所作为。中国的大学大部分是国家的、全社会的，大学的建设也是有利于国家、社会发展的。我们应该同心同德搞好高等教育，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应该对教育一线、最一线的课程教学加大投入，而不仅仅是组织一批专家过来指指点点，你们学校这不行、那不行。不行的原因是啥？不行就Over了？管理不行就换人，教师不行就停课，学校没钱就给资助啊！专家评估相当于会诊，会诊完了是不是得治疗呢？告诉病人，坏消息是你得了癌症，好消息是目前可以做手术切除，更好的消息是这项手术目前已纳入医保，恭喜您，您有医保！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今天重读邓小平的这篇讲话，依然觉得振聋发聩。

一句话：空谈误国，实干兴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