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川大老师们

   周裕锴先生是我的恩师。当初选择考裕锴先生的博士生，是因为先生的容貌清秀。入学之后才知道先生的博学和儒雅。读博三年，先生未让我等为导师的课题帮一点忙，其实我们也帮不上什么。先生特别喜欢宋代惠能，校注《石门文字禅》多年，这部经典的校注，必须具备很好的佛学禅宗的知识素养和宋代历史文化的综合涵养。先生只是在课堂作业里让我们注释一小段文字，训练我等的注释能力，然而已经很让人头疼了。裕锴先生颇能发挥每个弟子的长处，他绝不强求弟子去做某个研究，而是性趣使然。

    谢谦先生是川大魏晋风度的老师典范。裕锴先生穿着雅致，而谢老师却是不拘小节。他的头发永远是蓬乱的，他唯一梳头的一张相片是贴在文新学院墙上的博导介绍。然而谢先生却是启功的弟子。他的博士论文后记，专门提到博士答辩的时候，正是海湾战争期间。启功先生开头就来一句：“打起来没有？”整个答辩室顿时笑起来。谢谦先生的讲座最有味道，可谓笑声不断。他的幽默风趣夹着川普口音，很有一种特殊的感觉。蜀地多奇人，真是不假。08年我专门去听谢谦先生的《明清小说》这门课。我上课忒爱出风头，喜欢提问。谢先生对我颇为侧目。一次我回贵阳，没有去上课，谢老师还问起我为什么没有来。我的博士论文答辩，谢先生对我的论文颇为温柔，几乎没有什么诘难的。答辩空隙还和我笑谈。我担心答辩主席的态度，谢老师说：“没有问题，主席对任何人的论文都不满。”我一下就放心了。关于谢先生的魏晋风度的故事，川大流传不少。有一个故事印象深刻。谢先生的一个同学从北京过来玩，他让师母去接机。约好师母戴一顶草帽，作为相互的暗号。没想到师母嫌草帽老土，半路把它丢了。还有一次，当时谢先生是文新学院的领导，与美国人签协议，当时是夏季，老美一生正装，谢先生则一身短打。

    项楚先生现在是川大的泰斗，是读完《大藏经》的少有的几个学者。我在第二届俗文学国际会议期间，认识了项老。川大在民国时期，有一位学者叫向楚。先生说话极温柔，语调极低。我至今后悔的是没有去听先生的课，当时觉得敦煌学太深奥了。祝尚书先生也是我很敬佩的老学者。我在贵大读研期间就知道他。因为他让我的恩师房开江先生给他推荐读博的学生。后来进川打，就选了祝先生的《中国古代文化》这门选修课，但没有提交作业。当时选这门课的人倒是不少，但提交作业的有点少。有一次上课，先生说起来，似乎有些伤感。祝先生是四川阆中人。他的口音我觉得像我三台老家那边的，所以他说的话，我都能听懂。但当时上课的好多四川的同学，却表示听不懂。祝先生后来赠送我了他的两本著作，即《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宋代文学探讨集》。

    刘文刚先生的《唐宋诗歌》这门课，我是交作业的。刘先生性情温文尔雅的，上课话语不太多，但很是坚实。后来在成都杜甫草堂，正巧买到了他的《宋代的隐士和文学》这本书，书不厚，但资料丰厚，论述精到。特别是论证了隐士表面的沉静下其实是长久的隐痛。一天，阳光灿烂，在川大西门散步遇见刘先生，相互一笑问号。毕业后，再也没有见到文刚先生了。先生的弟子陶俊兄倒是来贵阳工作了，不过，这几年，也是音讯全无。

    我在川大期间，因为懒散，听课确实不算多。大略还听过张勇老师，王晓璐老师的课。张勇老师是青年才俊。因为说话有点结巴，所以他的课，上的学生很少。汶川地震当天，我去听他的一门文化方面的课。张勇的材料丰富，干货很多。当时只有我和左师弟等三个人听课。快下课的时候，张老师突然谈起当年唐山大地震的时候，成都的竹子开花了。我不知道张老师是否有预知能力，他的话语在下午却变成“话谶”，成都抖起来了。王晓璐老师的课，是裕锴先生推荐的，我听了一节课。可谓妙趣横生，很是潇洒。我后来买了他的博士论文，中西文化融通，对我很有启发。马德富先生已经不在了，我没有听过他的课，只是考博面试的时候，先生问我什么是“三通”。算是送我进来读书，我是很感激的。2010年博士答辩的时候，马先生赞赏我对苏轼咏史诗史评一般的创见，我很为之感动。先生去世，我想起德富先生的温厚之貌，提携后辈之心，犹在眼前，写了一首祭奠的诗。

                                             点点春花雨，轻轻驾鹤仙。

                                             德高勉后辈，学富述前贤。

                                             卅载东坡伴，一生杜甫怜。

                                             泡影浮世客，暮寒益都天。

   离开成都十多年了，不时梦回蓉城，呼吸那里的气息，回忆都是花朵，散落在生命的空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