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先来理解一下整个事件的经过：

2016年1月份，长宁区妇联在开展“进家门工程”服务活动中与携程交流中建立了相关的意向，并于2016年2月18日双方签订合作协议，且以「为了孩子学苑」的名称使「携程亲子园」开园运营。请注意这样两件事情：

• 高到不可思议的效率。从1月开始接触到开园，中间还经过了2016年春节是2月7号至13号，总共也就1个多月时间。

• 妇联正常的“进家门工程”活动与携程交流后很快就成了不正常的“携程亲子园”。之所以说“不正常”，是因为公布的调查结果明确了“现代家庭杂志社领导班子对承接运营携程亲子园项目决策严重错误”。因此，这是表明他们一开始根本就不该干这个事情，而不仅仅是一般的内容管理问题，此事处理完毕后要现代家庭杂志社“注销读者服务部”。

开园仅一个星期，2月25号就被长宁区教育局叫停了。公布的调查结果是说原因为“涉嫌对外招生”。

后亲子园成为企业内部托幼服务项目。也就是说被叫停了其实没停，只是作为内部服务。

2016年3月30日，负责经营的读者服务部与上海锦霞公司签定合同，由锦霞公司选派亲子园园长及有关工作人员。从之前调查可了解到读者服务部并没有幼儿园的资质。锦霞公司成立于2006年，是上海市、区有关部门荣誉授予为0-3岁的科学育儿基地。这个合作应当是为解决资质和人员两个问题。

现在我们再来看另一条线索。2013年上海市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推出“七色花”女职工关爱实事项目——爱心妈咪小屋，这是综合性的服务女职工的项目。2017年3月6日，上海市总工会推出爱心妈咪小屋的升级版“职工亲子工作室”，携程完成为12个试点单位之一。从当时新闻报道可见，携程是全日托，而其他的似乎没这么上心。如另一个试点单位沪江教育的幼托模式更突出应急功能，也就是临时性的服务。请特别注意，又一个工会正常的“爱心妈咪小屋”活动与携程碰撞后变成不太正常的“职工亲子工作室”了。为什么说不正常后面马上会谈到。

2017年8月8日，上海市总工会发布《上海“职工亲子工作室”设置及管理办法》，工会官网的新闻上特意提到：《办法》中有不少亮点，如“为保证安全，提出人均活动面积不低于3平方米和看护人员与托管对象人数比原则上应不低于1:10的要求”。不正常的显著地方就在这里。中国工会的主要职能是职工一般性的福利，以及我们日常体会到的搞些文化活动，如体育比赛等。0-3岁的幼托，其归口的管理机构很清楚，就是教育部。工会怎么会制定起专业的教育标准来了呢？要理解工会发布的这个标准达到了多么骇人的程度，可参见2006年4月24日印发的《上海市民办早期教育服务机构管理规定》（沪教委基〔2006〕25号），这个规定就是专门针对0-3岁早期托儿机构的，申请相关资格的主管单位很清楚，就是教育局。其制定的标准比例是1:4-5，即使是针对3岁以上的幼儿园，教育部2013年发布的《幼儿园教职工配备标准（暂行）》规定全日制幼儿园保教人员与幼儿的比例是1:7-1:9。上海总工会发布的3岁以下的标准竟然比国家教育部3岁以上的还要低！   昨天发布的调查结果中有一句话人们要特别注意，“市教育、民政和卫生计生等部门将跨前一步，联合研究制订与托幼服务机构相关的规范、标准，尽快出台管理办法”。这句话不仅是显然否定了上海市总工会8月份刚刚颁布的标准，而且并未将其列入制定标准的部门范围，也就是认定了工会并没有制定这个标准的职能和权限。虽然有个“等部门”，给人留下这个“等”是不是还含有其他没列明的部门的悬念，这确实是有可能的。但后面一个很奇怪的用词“跨前一步”，虽然没有把所有部门包括是谁都说清楚，但肯定是把原来就在前面的部门不包括在里面说清楚了。另一个解释就是市教育、民政和卫生计生等部门认为他们自己原来不够靠前。此事件刚发生后，有很多文章说这个事情归谁管不清楚，如一篇报道：「携程亲子园风波：“三不管”灰色地带的幼童」，文中借携程人事经理和复旦大学的学者等人之口说这个事情归谁管不清楚，这种说法显然是不对的，他们说的话当然不能算数。这次公布的结果再次明确了，教育部门肯定是归口管理单位，最起码是排在第一个的牵头单位。这一点一直都是无可质疑的。

从上面过程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携程虐童案与一般的幼儿园虐童案是有显著差异的。其他的案子一般幼儿园都是正常的，只是内部管理和人员素质造成的问题。携程虐童案则不仅仅是管理和素质问题，而且背景实在是太复杂了。两个本来与托幼没什么关系的政府部门妇联和工会，本来是搞自己正常的活动，与携程一碰撞居然都鬼使神差一样地卷进来，而且都不正常地卷得这么深。原因何在？

就在这个案件发生前不久的2017年10月20日，携程的老板梁建章先生还与他的老搭档黄文政一起发表过文章『中国为什么缺少托儿所』，在案发后大量媒体没加一个字评论地把这个文章重新转发了。这其实是他们在财新网上为主要阵地长年发表的系列人口文章之一。所以，携程之所以要做这个3岁以下的托幼性质的亲子园，梁建章先生的个人“情怀”是最核心的原始动机，这个基本上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了。但是，在任何一家企业，就算是老板，况且是一家纳斯达克的上市公司的老板，也不是说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如果是梁建章个人出钱办这个事情那没关系，但不能说这个是梁老板的情怀，所以就得让企业出预算做，得有以企业名义出钱做这个事情合情合理的理由，这就是“员工福利”和“企业品牌”。这也是事后携程公司一再公开宣传的。但是，其他也列入亲子工作室计划的企业都没人这么高调的宣传。

梁先生把自己的情怀过于深入地掺乎到企业的日常经营过程中去了，这本身是另一个需要吸取的教训。企业家有情怀这本身没问题，像人家马老板，那也是有情怀的人，好多阿里公司重要的事情都放下不做，双11这么大的事情都不管了，去当演员拍《功守道》。那票房是好是坏？通过马老板的努力能不能把太极拳事业从低潮中拉起来并发扬光大？这些都无所谓，并且是另外一回事情。至少人家马老板不会对公司有不利影响。对太极拳事业嘛，已经有别的被人打爆的大师垫底，至少在人家马老板手上不会再变得更差是吧。

如果真是一开始就抱着科学认真的态度，去进行一个有意义的探索，中间出了问题公众还应该采取一定程度包容态度。如果实验的效果好，法律法规什么的也都可以在改革过程中逐步调整嘛。中国这几十年改革进程的很多事情不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吗？问题是，这次虐童案只是一个偶然发生的事情，还是有一定必然性？梁先生要做这个事情真是抱着科学的态度和为国家的利益着想的吗？我在过去写的很多文章中早就已经多次科学系统地批评过梁先生了。并且，从最善意的角度来说，我早就认为梁建章先生是上当受骗，中了境外战略欺骗的招(参见我2017年2月份的文章：『为什么说梁建章上当受骗？』『为什么说梁建章上当受骗（二）』)。梁建章先生抱着自己的情怀所出版的书《中国人可以多生》，以及在财新网上多年来大量的系列文章中体现的素养来说，几乎就没有一个方面是科学认真的，全都只是简单粗暴地鼓吹孩子生得越多越好，甚至是把很多科学的问题故意搞迷糊。因此，这一次亲子园的事情自始至终都不科学认真，本身就是他一贯的风格。如果真是科学的态度看问题，坏事也可能变成好事。如果始终以不科学的态度处理问题，就算好事也会变成坏事。

按照梁先生的看法，只要多生孩子，一切都不是问题；只要孩子生得越多，环境就会越好，雾霾就越小；上海和北京应该有5千万以上人口；只要放开生育，粮食根本不是问题；老龄化问题就可以解决；经济发展就会更好；妇幼资源根本不是问题；应当设立生育节以鼓励生育......如果不赶紧多生，中华民族就会面临天大的灾难，晚一天都不行。他10多年来一直不断地发文，步步紧逼地赶紧让全中国人放开了无止尽地多生，如此极端和任性地不顾一切后果，不顾任何资源限制，所以就很容易理解他会完全忽视携程亲子园的资源限制问题，它会导致孩子多了会出状况。

以他就在事发前不到一个月刚刚发表的『中国为什么缺少托儿所』一文为例，他在文中认为“主要发达国家在两三岁以前入托儿童的比例，普遍维持在25%到55%之间”“按照卫计委官员的数据，0-3岁婴幼儿在我国各类托幼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可以算是世界上最低水平的”。但是，就算我们认可他的数据，为什么发达国家入托率较高？他们具体是怎么解决相应问题的？具体科学的研究做过了吗？完全没有。我去美国等地的托幼机构是亲自考察过的。尤其是一些他们文中所说的社区服务机构的托儿功能，是通过免费的义工来做的。大的孩子可以一个义工照顾多名，而3岁以下的幼儿甚至可以达到一个义工只照顾1、2名的程度，而不是1:10。中国能不能发展出大量“义工”来照顾3岁前的幼儿？这些关键性的具体问题考虑过吗？

他在这个案发前的文章中提到 “在现行的市场和政策环境下，企事业兴办托儿所很难成为主流”。这表明他已经很清楚，自己拼命说服了妇联和工会两个部门推动亲子园并没有其他企业会认真跟进。

我为了写这三篇谈携程虐童案的文章，特地调查寻问过很多幼儿园的老师，查询过很多相关资料。我的亲戚中就有做过几十年企业内部幼儿园园长的，当年甚至有最小出生3个月就交到企业内部幼儿园去带。在这种情况下，1个老师照顾一堆孩子，很多小孩只能裹着比较厚的尿片放在床上，一些人长大了可能会形成罗圈腿。几十年前中国经济条件太差，人们顾及不了这些，但现在人们的要求完全不同了。教育系统对0-3岁的孩子托幼机构持很慎重态度不是没道理的。如果大量地快速发展这样的机构，师资人员的素养是一个极难控制的问题。企业内部的幼儿园不管怎么说是企业内部人员，大家可能都相互认识，算是一种约束。但如果放到社会上去，怎么约束托幼机构的责任心？在家里两位老人加一个保姆照顾一个幼儿都累得要死，你让一个老师照顾一堆这种自己拉屎拉尿都控制不住的孩子那会是什么结果？这样的托幼机构很难有正常的商业模型。收钱多了还不如直接找保姆在家里带更放心，收钱少了就必然遇到一个幼师要带一堆孩子怎么能忙得过来的问题。如果不是有很崇高奉献精神的人，怎么可能承担这样繁重的工作？而且还要承担出现任何细小的事情都难以承受的巨大精神压力。

2006年《上海市民办早期教育服务机构管理规定》中的“指导人员与儿童的比例”为1:4—5的规定，其原始依据还是1979年11月8日原教育部颁发的《城市幼儿园工作条例(试行草案)》。现在人均GDP比那个时候都高出上百倍了，这个比例是否还继续合适，至今还没有定案。这都试行了快40年了还是“试行草案”，就该知道这里面的专业争议有多大了。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如果再提升比例，1:3、1:2，那成本得多高？与请保姆区别有多大？如果是减少比例，3岁以上的都1:7，还往哪儿减？而认可这个比例作为正式规定吧，其实也已经很难了。但放弃这个条例，又会造成制度缺位。所以才会这么难，把个（试行草案）的括号带了40年。这些细节的科学问题梁先生考虑过吗？可以肯定地说没有！

第一个携程虐童视频中有三个幼师，上图是携程虐童视频中第二个喂孩子东西的画面，从中可看到只有一个幼师，而孩子的数量直接从画面中可以数出来的竟有18个！时间为2017年11月3日中午12点8分左右，其他幼师可能出去吃饭了。这当然不能成为虐童的任何借口，但梁建章们是否考虑过超越任何资源极限后有可能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如果让梁建章自己来一个人照看下18个3岁以下的孩子试试，脑袋得有多大？读者还会去只是指责这位幼师，而不是考虑下是谁造成本案微观上幼师资源紧张到这种状态的吗？

虐童案是爆出来了，整个社会都炸开了锅，如果是没爆出来潜伏的问题，等过了很多年后发现这样的托幼机构造成几十万、几百万中国人有罗圈腿或其他毛病，那再爆出来的后果是什么，整个社会还不得把教育部给生吞活剥了。我在过去的文章中早就提问过，在人口和孩子的问题上没有科学态度地蛮干出了任何问题，梁建章们会不会站出来说：这都是我当年不理性盲目推动导致的错？至少这一次，梁建章先生没站出来主动为妇联承担任何责任，而是把为他的情怀忙前忙后的上海市妇联、携程公司都给晾到前台了。长宁区教育局当时一开始就去叫停过。可想而知，如果他们当时也被梁先生的情怀所“感动”和忽悠，没有立即叫停，今天肯定也被梁先生的情怀给带进沟里去了。

对于梁先生来说，我早就写文章真诚地奉劝过他，对自己不打算去科学认真地深入研究清楚的问题，就别那么自信和任性地去逼社会。就算我们承认中国现在增加出生率是正确的，那也得有一个如何平滑和逐步实现、以有效解决大量复杂的资源匹配的问题，而不是突然间爆炸性增加，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2015年中国出生人口为1655万，因为二胎的全面放开，2016年为1786万，已经比2015年爆增131万，但在他们的影响下，媒体上依然是一片“不及预期”，“形势严峻”，需要尽快加大力度放开生育的呼声。多出区区100个孩子会有什么具体的后果从科学上都想不清楚，硬要逼着整个中国社会赶紧每年多生几百万孩子会有什么后果，他怎么可能有心思和相应的能力科学地想清楚？——太任性了！

在2017年2月份我写过相应的文章『为什么说梁建章上当受骗？』『为什么说梁建章上当受骗（二）』，还有其他一系列批评他的文章如『梁建章们忽悠大众的战术手段』中，可以说早就预言过他这么蛮干肯定是要出大事的。携程“虐童”案其实只是我预言的大量可能的灾难性后果中最微不足道的。在马上就会出版的《即将来临的粮食世界大战》一书中，我还会系统地讨论这些严重的灾难性后果是什么。早在2015年我出版的《生态社会人口论》一书中，就针对梁建章等人的错误观点进行过批判，并科学地分析了盲目增加人口的各种可能后果。只是在出现这个事件后，我还是抱着一贯的科学态度先从幼儿园本身的具体科学问题开始谈起，甚至刻意避开更深层和更广范围的问题，然后再来真正客观准确地讨论相应的问题，即使这样做会受到很多网友一时的严重误解也在所不惜。在这里先讲个题外话的案例。

2015年5月3日成都暴打女司机视频事件。刚开始全社会舆论一边倒地强烈谴责打人的男司机，任何人只要一看视频都会觉得打人者实在是太残暴、太过分了。但当不久整个案发过程之前男司机汽车里的行驶记录仪视频曝光后，全社会突然180度地大转弯，一致地强烈谴责被暴打的女司机是“活该”。因为她被打之前不仅下高速时突然转弯别男司机的车，而且下高速后又显然是故意地反复又去别男司机的车。当然，客观上说也不能因为女司机有错在先，就把人往死里打。这给人们什么教训？不要去简单地看到视频就火冒三丈，只有当你看过全过程的客观事实之后，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

当人们看到幼师去推女孩子的时侯，所有人都会火冒三丈，实在是太超越人类情感的底线了，此时你还会去哪怕想一下为什么这个幼师会发这样的脾气吗？会想一下幼师平时的工作劳累程度是什么样的吗？很多人是不会的。一位幼师在提到这一案例时就愤愤不平：“知不知道有些孩子闹到什么程度？动不动就躺在地上哭个不停，怎么哄都不行”。有些孩子自己亲爹亲妈都哄不住，况且是幼师。评价他人的时候别把人都当成圣人。因此她对推一下小女孩的那次行为有所保留，认为需要深入调查前因后果，但她也提到如果是有意给孩子喂对身体有害的芥末等行为肯定是不对的。

绝大多数人不会进一步想到这个亲子园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梁先生个人“情怀”强逼之下产生的怪胎，最终它的微观内部管理完全失控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人们更不会想到梁先生的个人情怀背后还有境外敌对势力颠覆中国的重大图谋，关于这些我早就在大量系列文章中作过详尽的分析。由此人们也就可以明白为什么这个事件出现后，会有那么多极为怪异的声音出现，以混淆视听。例如毫无依据地造谣幼儿园管理是各个部委都不愿意负责，最后落到妇联，并联系到此案件暗示是妇联垄断资源才造成幼儿园紧缺，有些文章不指明刚开始叫停的部门是长宁区教育局，暗示就是政府部门先故意卡脖子，然后再交给自己下属单位去吃果子。这个虐童案的爆发可以说很幸运地使这种针对中国的战略阴谋遭受严重挫折，使大量受他们蒙蔽的中国人有机会清醒一下，以看明其图谋。当人们了解完所有这些以后，可能对这个案子就会有完全不同的、客观全面的认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