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文明在全球各地的并发出现是一个渐变进化的过程，科学文明在古希腊的诞生则是一次突变。

古希腊文明是科学发展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她建立了非常完善的数学和逻辑学，这集中体现在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和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形而上学》等著作中。

这个科学文明产生前的积累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古希腊文明的创造尽管需要很多的原始素材，但最为关键性的是原始几何测量知识。因此，这一知识的积累是原始科学的最主要部分。

如果我们不去考虑文明成功地延续和发展，而只是关注于任何原始文明诞生的话，那么几乎可以在世界任何角落找到人类文明活力的证据。并且很难有理由说哪一个地方的原始文明创造的能力更加强大一些。甚至在著名的与其他人类活动地区几乎隔绝的太平洋复活节岛上，一个区区几十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竟然也能够创造出让今天的人们叹为观止的文明。这足以说明：原始的人类创造活动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即使在极其有限的土地资源条件下也能够实现这种原始文明的创造。但是，成为现代科学的原始文明创造的几何测量知识却不是随意都能够实现的，它有两个特定的社会需求促动因素：

1.大规模的农业文明。只有大规模的农业文明才需要大量土地测量知识的积累和天文观测的需要。相比之下，游牧民族哪里有丰富的水草就迁居到哪里，即使他们有一些几何测量知识的积累，也是非常有限和粗糙的。

2.非常庞大的宗教和皇室建筑。一般的建筑虽然也会带来几何测量知识的积累，但只有宗教和皇室建筑对精度有极致的要求。

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只要是有大规模农业文明和庞大宗教设施建设的地方，其几何测量知识的积累都会非常丰富。从印加文明极其精湛的石刻工艺和难以想象的纳斯卡庞大地画创造中我们就可以推测其几何测量知识的积累一定是达到相当高的程度。中国的黄河流域具有广大的产生农业文明的客观环境条件，因此在这里产生出丰富的几何测量知识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农业文明的产生并非是只要有河流就可以实现。例如，巴西亚马逊流域就没有产生原始农业文明的创造。农业是通过人工的种植获得食物的，这个过程如果实现，可以使人获得非常稳定和可以预计的食物来源，因此远比打猎和直接采择野生果实要优越。这个好处的获得是要以时间为代价的，农业种植需要数以月甚至年计算的生产周期，如果只是采择野生果实和通过打猎获得食物的话，长则几天，短则只要一天半日就可以了。因此，只要有丰富的野生果实和野生动物资源存在，人类何苦要去费事耕种呢？即使有也只是把种子简单地撒在居住地周围就可以了，这是原始形态的农业，它不能成为成熟的农业文明。

亚马逊虽然有庞大的河流，但因为它的整个流域被原始森林覆盖，即使在这里出现原始人类，他们也难以发展出大规模的农业文明。富饶的原始森林从两个方面阻碍了大规模农业文明的出现：一方面它提供的资源太丰富了，有什么必要费事去发展大规模的农业？另一方面，庞大的原始森林对农业的发展也是一种严重的阻碍。特别是亚马逊每年特殊的森林洪水，成为这一流域发展农业的根本性障碍。因此，印加文明产生于高海拔、从而森林资源稀少的库斯科地区，而不是产生于资源丰富的亚马逊流域。

在中国的黄河流域，之所以能够发展出大规模的农业文明是由于该流域森林稀少，因此可以随时采择和狩猎的自然生物资源也较匮乏。在古埃及的尼罗河流域，同样是由于4000年前地质变迁导致的干旱，使这里的森林资源消退和在很多地区形成沙漠，从而刺激了尼罗河农业文明的兴起。这是促使原始人类发展农业文明的强大环境推动力。

作者在《生态社会人口论》一书中，通过进化的数学判定式给出了农业文明出现的并发模型。在约12900年前的新仙女木事件（一颗彗星撞击了北美）后，地球经历了1100年左右的冰期。此后在约11500年到12000年，地球进入了暖期。另一方面，现代人类的祖先在六七万年前最后一次走出非洲后，到此时已经布满整个欧亚大陆上当时人类有能力迁徙到的所有地方。植物在暖期的繁盛和人口的增长，加上部分河流周围的干旱，就促发了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中国的长江和黄河流域在约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几乎同时进入农业文明的创造期。过去人们大多认为中国农业文明只是黄河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但从近年来发现的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据来看，长江流域的浙江（衢州龙游荷花山遗址）、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甚至广东珠江流域（广东清远英德牛栏洞遗址）都在约一万年前产生了水稻种植活动。这些充分证明了作者在《生态社会人口论》中的观点：农业种植活动其实早在农业文明之前很早就开始，但大规模的农业文明是迁徙模式无法再适应人口增长之后并发出现的产物。

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分析得出这样的一些结论：

1.农业并不等于农业文明。单纯的农业仅仅只是种植而已，只要是将种子人工地播种到地上并且最终从中获得收获就是农业。但农业文明是具有成熟系统的种植管理技术的农业，诸如土地的翻整、播种、灌溉、锄草等等。

2.农业文明并不等于拥有足够产生出古希腊文明所需要的丰富测量知识。要达到可以产生出古希腊文明地步的丰富几何测量知识，需要的是大规模的农业文明。

3.具有足够丰富的几何测量知识并不等于就一定可以产生出古希腊文明。它还需要将几何测量知识的地位提升到一切知识之首，至少是具有相当突出地位的地步。

仅仅从原始测量知识的积累上看，中国、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伦等都具有独立积累这些知识的充分可能。为什么古埃及文明的刺激成为古希腊文明诞生的直接源泉呢？

事实上，中国与临近的日本所形成的地理关系，同古埃及与古希腊形成的地理关系是非常类似的，并且中国的文明在远古时期也一直从海上对日本发生着影响，中国也具有古埃及所具有的足够丰富的几何测量知识。但是，中国对日本的文明影响为什么没有产生像古埃及对古希腊那样的数学和逻辑的辉煌创造过程呢？同样，印度半岛与斯里兰卡所形成的地理关系也与此有类似之处，为什么古印度文明没有在斯里兰卡催生出类似古希腊文明的创造呢？

一个文明对另外一个文明的影响，最合乎逻辑的情况应当是：前一个文明内部越是突出、并且对下一个文明输出越多的地方，对下一个文明的影响也越大，特别是在主动性吸收其他文明的内在动力并不稳定和充分的远古时期。虽然文明经过转移之后肯定会发生一定的变化，甚至很显著的变化。

中国文明是比古埃及更加符合原始完美形态的。中国文明尽管也有和古埃及一样丰富的几何测量知识，但是这种知识在中国的文化里并不是最突出表现出来的知识，中国人也几乎从来没有把它作为最值得骄傲的东西展示给别人。中国最突出的文化，更重要的是作为中国人最自我欣赏的文化，是儒家经典、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等等。因此，中国对日本文化影响最大的也无疑是这些东西。要让日本人从中国丰富的众多文化成果中，仅仅抽取出中国人自己都不怎么特别欣赏，甚至认为是下等人才掌握的几何测量知识，同时又没有任何现实需要刺激把它发展到像古希腊人那样登峰造极的地步，这只能是一种完全脱离历史、并且是纯理论上的空洞可能性。

那么，在中国的文化里为什么没有把几何测量知识突出地表现出来呢？这是因为：虽然农业文明是积累几何测量知识的主要来源，但仅仅靠这个完全现实的社会需求远远不足以使它达到足够的地位。在古代，一切仅仅是为社会生产需求而产生的知识事实上都是属于地位低下的知识，他们在中国被称为“雕虫淫技”。要让这些知识在社会中拥有崇高的地位，必须有单纯农业文明需要以外的推动力。

古印度的情况与古代中国也是非常类似的，甚至在轻视实际测量知识上比中国更甚。因为种姓制度的影响，一切手工的劳动都被看作是下等人做的事情。

古埃及不仅与其他几个文明古国一样具有发展大规模农业文明的条件，而且她在发展农业文明过程中积累测量知识的需求也的确比其他文明古国更加强烈一些。在尼罗河中下游的农业主产地，尼罗河的泛滥是常年发生的事情。河水泛滥带来了两个重要的影响：一是将上游的肥沃水土送到中下游的土地上，使中下游土地肥沃，发展农业文明的条件非常优越；另一个方面是河水总是将土地的界标冲毁，从而需要精确的测量技术，尤其是以几何测量为基础的推理方法恢复土地的地界。显然，地界对于农民和地主来说是像命根子一样重要的利益要素，因此对测量的准确性和以此为基础的推理判断是否准确的争论将会非常厉害，这种需求比采用测量技术开挖一些灌溉设施等的要求要强烈得多。这种非常强大的利益需求会极大刺激测量技术的丰富和通过一定的推理论证的完善。

仅仅如此还是不够的。如果仅仅是服务于农业，几何测量知识无论多么发达都是地位低下的知识，只不过是需求更强烈一些，会使其在地位低下的知识里地位相对稍好一些而已。

在古巴比伦那里，除了农业文明的需要产生的几何测量知识外，由于宗教的原因而产生的对天文观测和宗教建筑的知识开始呈现出脱离现实需求的理想特点。古巴比伦著名的通天塔正是这种脱离现实生产需求的典型案例。

埃及金字塔是古巴比伦通天塔在走向理想道路上的延续。由于常年建设规模越来越大的金字塔的需要，古埃及的几何测量知识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而且这些知识在古埃及是直接服务于神的知识。服务于神的知识显然是马虎不得的，因此将会刺激测量知识向非常极致的方向发展。事实上，只要在对神的崇敬难以有内在约束力的文明里，我们都可以看到宗教建筑向极致方向发展的无数历史证据，特别是在那些毁灭的文明中。

更重要的是，服务于神的知识具有非常崇高的地位将是很自然的。这是单纯靠任何农业文明自身所难以实现的事情。

很难想象，如果古埃及人自己不把几何测量知识作为最值得炫耀和最崇高的学问，古希腊智者到达埃及以后会主要是被古埃及的几何测量知识所吸引。古希腊文明的产生是由于以泰勒斯为代表的古希腊人具有要在几何测量知识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完美知识体系的巨大冲动，而这种巨大的冲动不可能是突然之间从天上掉下来的，它们在古埃及人甚至古巴比伦人那里就已经开始形成了。如果没有这样的过程，古希腊文明很难完成从被视为下等人从事的活动中产生的形而下的几何测量知识，上升为形而上的无上崇高的智慧。

把实际应用的知识贬低为下等人掌握的知识的观念在几乎每一个古代文明中都具有，古希腊人其实也是如此。甚至于，古希腊人对知识的实际应用是持比其他任何文明都更加蔑视和强烈反对的态度，而且将其提升到理论高度加以充分地论证。

由于古希腊文明在科学文明历史上的地位是如此重要，因此是值得详细谈一下她的基本特征的，这就是古希腊人对实用知识和感官作用的极端蔑视，它们在发展数学和逻辑学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如果比较一下古希腊人和古代中国人对待知识的观念就会发现，他们都极力地推崇知识。这两种对知识的推崇既有极大的相似之处，也有很大的不同。

孔子说：“学而优则仕。”孔子以为有学识是高贵的，应当成为社会中的统治者，并且他的学说从根本上讲，就是为那些在社会中能够成为统治者，或成为辅助统治者的人而创立的。古希腊人也有类似的观点。亚里士多德认为“哲人应该施为，不应该被施为，他不应听从他人，智慧较少的人应该听从他”，这与孟子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如出一辙。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乌托邦里，只有哲学家才应成为统治者，或者是统治者都具有哲学的精神和力量。

但是在中国，对于知识的推崇最终与政治完全结合在了一起，治学成为升官的途径，相应的学问也都是关于政治和伦理道德的。而古希腊人对于知识的推崇却最终脱离了一切世俗，包括政治，变成了纯粹的“为学术而学术”。

在古希腊，对知识的追求虽然脱离了古埃及和古巴比伦的宗教色彩，但是却保留了他们把几何知识作为一种高贵知识的地位，同时也脱离了在此之前与农业文明有关的实用化特征。这种对知识的追求被认为是一种高贵人做的事情，任何与体力劳动有关的事都是只宜由奴隶来干的“下贱”活动。据记载，柏拉图曾非常严厉地谴责那些企图用个别经验来检验纯力学定理或纯数学定理的人们。古罗马的历史学家普鲁塔克在其所著的《玛塞勒斯传》中说：“柏拉图非常愤怒地痛骂他们，因为他们使几何学从形而上的、理性的东西，降为形而下的、感性的东西，从而败坏了和玷污了几何学的高贵性。”欧几里德对于几何学的实用价值是持鄙视态度的。据说，曾有一个学生听了欧几里德的几何论证之后询问几何学有何用途，人们能够从中得到什么好处，于是欧几里德叫进来一个奴隶说：“给这个人三个阿宝尔（古希腊币），因为他一定要从他所学的东西里得到好处。”

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描述了一个最早期的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的故事。人们指责他的贫困，认为这就说明了哲学是无用的。据这个故事说，他由于精通天象，所以还在冬天的时候就知道来年的橄榄要有一场大丰收；于是，他以他所有的一点钱作为租用丘斯和米利都的全部橄榄榨油器的押金，由于当时没有人跟他争价，他的租价是很低的。到了收获的时节，突然间需要很多榨油器，他就恣意抬高价钱，于是赚了一大笔钱；这样他就向世界证明了只要哲学家们愿意，就会很容易发财致富，但是他们的雄心却是属于另外的一种。

追求这种“另外一种的雄心”在古希腊智者中间是非常普遍的，并不只是少数人才有，包括发明了很多实用机械的阿基米德，也常为自己迫不得已做出的这些杰出的创造而感到耻辱。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一书中还说道，“古往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他们探索哲理只是为想脱出愚蠢，显然，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的目的。这个可由事实为之证明：这类学术研究的开始，都是在人生的必需品以及使人快乐安适的种种事物几乎全都获得了以后……这正是为学术自身而成立的唯一学术”。

因而，古希腊人并不是推崇一切知识，而只是推崇那种能够显示其高贵或高尚的所谓“智慧”，它是追求事物原因的、理论的知识。德谟克利特甚至说过：找到一个原因的解释，胜过当波斯王。这种推崇不仅有深重的社会背景和意识形态的背景，以至于人类本性的弱点，甚至也有理性上的理由。亚里士多德以为：“有经验的人较之只有些感官的人更富于智慧，技术家又较之经验家，大匠师又较之工匠为富于智慧，而理论部门的知识比之生产部门更应是较高的智慧。这样，明显地，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即使有经验的人比有理论的人更成功，但有理论的人还是比有经验的人更聪明，因为他们懂得原因。“智慧由普遍认识产生，不从个别认识得来”，又，“我们不以官能的感觉为智慧；当然这些给我们以个别事物的最重要的认识。但官感总不能告诉我们任何事物所以然之故”。另一方面，“谁能懂得众人所难知的事物，我们也称他有智慧（感觉既人人所同有而易得，这就不算智慧）”。

类似地，在柏拉图那里把认识区分为“知识”和“意见”。“意见”是属于感官所接触的世界，而“知识”则是属于超感觉的永恒的世界，只有后者才是哲学家应该感兴趣的对象。柏拉图甚至以为没有任何一种配称为“知识”的东西是从感官得来的，唯一真实的知识必须是有关于概念的。他是这样来论证这一观点的：“我们是通过眼和耳来知觉，而不是用眼和耳在知觉……我们有些知识是并不与任何感觉器官相联系的。例如我们可以知道声音和颜色是不一样的，尽管并没有任何一种感觉器官可以知觉这两者。并没有任何特殊的器官可以知觉‘一般的存在与不存在、相似与不相似、同一与不同一以及一与多’。同理也适用于荣誉与不荣誉、好与坏。‘心灵通过它自身的功能而思考某些事物，但是其余的事物则需通过身体的官能’。我们通过触觉而知觉到硬与软，但是判断它们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对立的则是心灵。唯有心灵才能够达到存在；但如果我们不能够达到存在，我们就不能达到真理。因此我们就不能单单通过感官而认识事物，因为单单通过感官我们并不能知道事物是否存在。所以知识就在于思索而不存于印象，并且知觉也就不是知识；因为知觉‘既然完全不能认识存在，所以它对于认识真理就是没有份的’。”柏拉图还用他苦心构思的有名的洞穴比喻来说明，常人的感官所感觉到的只是洞穴里的囚犯背后的火光投射到墙上的虚幻的影子。

这种“知识”和“意见”的区分可上溯到巴门尼德那里。感觉经验的知识遭到轻视，感官本身很自然地也要遭到指责，巴门尼德在其《论自然》的诗里甚至认为感官是骗人的，并把大量可感觉的事物斥之为单纯的幻觉。在这首主要表现其哲学观点的诗的导言里，他借指引求知的人面对真理王国的女神之口说道：“你应该探究一切事物，既需探究那坚贞之心的感人的真理，又须了解那内心中没有真知的、变幻无常的意见。但你必须保持你探究的思想使之远离意见的道路，不要让那外鹜甚多的习惯逼使你顺从这条道路，顺从那马虎的眼睛，和声音嘈杂的耳朵和舌头。你必须单用理性去考量我要对你宣示的多经证验的学说。光是欲望会使你迷失道路。”

对理想知识的推崇，推动了逻辑和数学的发展，数学和对感觉经验的贬低交织在一起也产生了理想世界存在的假设。

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一书中指出：“数学是我们信仰永恒的与严格的真理的主要根源，也是信仰有一个超感的可知的世界的主要根源。几何学讨论严格的圆，但是没有一个可感觉的对象是严格的圆形的；无论我们多么小心谨慎地使用我们的圆规，总会有某些不完备和不规则的。这就提示了一种观点，即一切严格的推理只能应用于与可感觉的对象相对立的理想对象；很自然地可以进一步论证说，思想要比感官更高贵而思想的对象要比感官知觉的对象更真实……有一个只能显示于理智而不能显示于感官的永恒世界，全部的这一观念都是从毕达哥拉斯那里来的。”“大多数的科学从它们的一开始就是和某些错误的信仰形式联系在一起的，这就使它们具有一种虚幻的价值。天文学和占星学联系在一起，化学和炼丹术联系在一起。数学则结合了一种更精致的错误类型。数学的知识看来是可靠的、准确的，而且可以应用于真实的世界。此外，它还是由于纯粹的思维而获得的，并不需要观察。因此之故，人们就以为它提供了日常经验的知识所无能为力的理想。人们根据数学便设想思想是高于感官的，直觉是高于观察的。如果感官世界与数学世界不符，那么感官世界就更糟糕了。人们便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寻求更能接近于数学家的理想的方法，而结果所得的种种启示就成了形而上学与知识论中许多错误的根源。这种哲学形式也是从毕达哥拉斯开始的。”

把所有这些罪名都加在毕达哥拉斯头上，这的确不是毕达哥拉斯的耻辱，而是他的荣耀。直至今天数学仍然是科学的精髓，一门学科或理论数学化的程度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它科学化程度的标志。数学的这种威力在其发展过程中又伴随了它自身存在的观念。

毕达哥拉斯学派对于数学的发展起到过很大的作用。这一学派最伟大的发现就是关于直角三角形的命题。但问题是，毕达哥拉斯不仅把数看作是事物的量度，而且把它看作是事物的原因，乃至于事物的本源。他著名的哲学命题就是“万物都是数”。不过，在这里毕达哥拉斯还没有明确划分出两个世界来。他是把世界本身就看作是抽象的“数”所决定的存在。但到了柏拉图那里这种区分就已经是一套完整的著名的理念理论了。理念论是毕达哥拉斯抽象存在的观念与巴门尼德“知识”和“意见”相分离结合在一起的产物。柏拉图认为有两个世界：一个感官接触的现实世界和一个绝对完美的理念世界。理念的世界是比现实世界更高的存在，而现实世界的事物只是理念世界中其对应理念的不精确的、粗糙的模仿。如许多个别的猫只是分享了理念世界中的唯一一个理想的“猫”的性质而多少又有些不同，它们只是理念的猫的摹本。理念的猫是实在的，人们对它可以有“知识”。但各个个别的猫却是虚幻的，人们对它们就只能有“意见”了。

作者简介

汪涛

独立学者

人类第三次科学革命倡导者，纯科学理论体系创始人

云铝股份（000807）独立董事

浙江宇视科技 顾问

上海析易船舶 联合创始人

中央民族大学中俄能源研究院 客座教授

中关村长风联盟 国际化导师

中国农投会、中关村京港澳青年创新中心等创业导师

曾为中兴通讯（000063）国际市场管理体系的奠基人

著 作：

《通播网宣言》

《生态社会人口论》

《超越战争论——战争与和平的数学原理》

《实验、测量与科学》

《即将来临的粮食世界大战》（即将出版）

《纯电动拯救世界》（即将重新出版）

《科学经济学——看见看不见的手》（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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