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革命的逻辑

文一教授从以往工业革命的教训中总结出了工业革命的“胚胎发育”式演化进程。这一进程有五个阶段。文一教授指出，到今天为止几乎所有成功的工业化国家都经历了这些阶段。

第一阶段，是工业革命之前的原始工业化阶段，即原始工业积累。该阶段在16-18世纪的英国、荷兰、法国和其它西欧国家经历了几百年，在我国就是乡镇企业高速发展的978年到1988年的十年。在欧洲原始工业化阶段，那些乡村小作坊小企业是在欧洲各国的重商主义政府的支持下繁荣的，而不是自然产生的。它们的特点是都以远程贸易为其生产目的，而不是以自给自足为目的的。也就是说，它们是把农村剩余劳动力为组织起来，以远程贸易为目标的生产组织。

这些组织起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生产的产品需要有一个完善的运输网络去进行远程贸易。于是，当时的欧洲各国政府就出面修建了人工运河和公路网络这样的交通运输网络，这为一个统一的国内外市场和营销网络奠定了基础。正是这一原始工业化阶段在政府正确的产业政策支持下启动了第一次工业革命。

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特点是用劳动密集型的规模化大生产方式—工厂，来生产轻工消费品，主要是纺织品，然后将其倾销全球。只是这一阶段大部分生产工具是手工制造的，而不是规模化生产的。

这一产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这是因为英国皇室和政府自16世纪起就以举国之力为本国企业和商人提供和创造了全球最大的纺织品市场和原材料供应基地。英国的这一国策从未因为皇朝的更替与政府的变迁而改变。

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不断发展，产生了对新能源、新动力、和新的交通方式的巨大需求，以加速商品的生产和运输。于是，老式的能源-动力-运输体系就成了经济发展的瓶颈。这就产生了新型能源-动力-运输新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产生了一个工业“三位一体”的大繁荣，比如煤炭的开采，蒸汽机的发明和改进，铁路、公路、码头、桥梁这类基础设施的繁荣。

能源-动力-运输“三位一体”的繁荣源于市场需求，但它们是由政府提供的。“三位一体”的环节中的大部分是公共产品，必须由国家力量和有为政府来提供。三位一体的繁荣导致了重工业繁荣并诱发第二次工业革命。大量采煤需要大量挖掘工具，大量制造蒸汽机需要规模化生产零部件和大量车床，大量铺设铁路轨道需要规模化炼铁、炼钢。为了满足这些需求，就有了第二次工业革命。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特征是生产资料、中间产品和生产工具的规模化大生产，包括钢铁、煤炭、铁路、机器、通讯设施、轮船、汽车等等运输工具。这使得采用新技术和量化生产方式来生产这些重工业产品变得有利可图。所以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特征就是一系列工业新技术的大爆发。

进入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国家，同时就进入一个新技术大爆发时代，尽管他们以前是如何模仿和引进英国先进纺织和铁路技术的，但因为重工业漫长的产业链，零部件和生产环节的复杂性，和多样化的产品，需要大量的创新，这一切激发了全面的创新和发明。

这就是法国、德国、美国、日本、和今天的中国，为什么要到第二次工业革命阶段才开始逐步摆脱对外国技术的依赖并大量涌现出自己的创新发明的。

第二次工业革命完成后，一个经济体就形成了一个回路，终端产品和中间产品及生产工具都能量化生产。于是，生产力发生了大跃进，社会就有条件进入福利社会了。

该阶段也是农业现代化的阶段，因为农业不可能是一开始就能现代化的，农业要等到一个国家能够规模化生产机器和生产工具的时代，才能进入现代化阶段。

在美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即将完成的1920年，农业人口仍然占总人口的50%。只有到资本变得廉价，一个社会才具有规模化生产农业机械和其它生产工具的能力。这时，人力会变得昂贵，于是一个全面的农业现代化运动才可能发生。

进入了福利社会的国家有两个特点，一是经济福利，比如免费教育、免费医疗、社会安全网、退休和失业保险等。二是政治福利，即各种各样的天赋人权。

人权在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前大都是喊口号，很难真正实现过。在美国，是在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才开始由社会力量来推动各种政治福利的，包括妇女、儿童和黑人的各种基本人权，同性恋、残疾人、甚至犯人的人权也得到了保护，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才获得真正实施。所有这些都需要一个强大的经济基础。

中国的第四次工业化尝试

197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其120年来的第四次工业化尝试。这是一次成功的工业化运动，其规模之大、速度之快、影响之大震惊世界。但是，中国的这次化尝试跟英国的工业革命在逻辑上是一致，这是一个从轻工业发端，沿着从原始工业积累到第一次工业革命再到开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工业化进程。

1949年后，中国在毛泽东的带领下进行了第三次工业化的尝试。这一时期的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当时中国非常落后，有经历了两次失败了的工业化尝试，因此当时的政府和人民都想以更加激进的方式实现工业化，于是模仿苏联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就是第一选项。

从1949年到1978年的30年间，中国也取得了相当多的成绩，如文盲数大大减少，人均寿命的提高，婴儿死亡率的下降，流行病发病率的降低，人口的增长。与此同时，中国有了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一个有行政能力的政府、一个初步完善但高度亏损的工业体系。

1978年的改革开放，依赖于两大要素，一是中国农村组织化的乡镇企业；二是一个统一的市场。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计划经济虽然没有创造出一个有效的市场，但是，毛泽东的确把中国的农民组织了起来，即人民公社和乡镇企业。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就有了152万个乡镇企业，它们是中国原始工业积累的主力军。这些乡镇企业来自计划经济时期，它们的前身是大跃进时期的社队企业。尽管，大跃进给中国社会造成了巨大伤害，但它也给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四次工业化打下了基础。正是这些社队企业把农民组织了起来。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农民长期处在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中，他们的组织化程度极弱。他们人数虽多，但却像一盘散沙。把非组织化的农民训练成组织化的劳动力，为工业化提供了一支可靠的劳动大军，就是改革开放从毛泽东时代得到的最重要的遗产。

农民出身的毛泽东很清楚组织农民的重要性，但是作为一个计划经济的信仰与实践者，他最大的问题是不知道市场的作用。在个计划经济的大环境中，这些社队企业无法借助市场的力量，把自己融入到一个规模化的、分工协作的产业链之中，这些社队企业因此无法看到自己的发展途径和未来。这一切使得当时的社队企业生产效率和员工的积极性极为低下。于是，要等到改革开放之后，在逐步建立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这些社队企业才能成为点燃工业革命的火种。

1978年后，中国经济改革最关键的一步，就是逐渐创造了一个规模化的国内外市场。那么谁在扮演这个市场创造者的角色呢？在17、18世纪的英国，政府支持的商人阶级是其棉纺织业的市场开拓者，他们向全世界倾销英国的纺织品，他们创造出来一个规模化的、分工协作的产业链和国内外市场。但是，1978年的中国，根本没有商人，更没有一个商人阶级的存在。那么谁能有资本、有能力、有动力去为几亿中国农民去创造这样一个规模化的国内外市场呢？

他们是中国各级政府官员，尤其是基层政府官员。是他们把中国的原始工业积累，快速地转化成第一次工业革命，他们为那些组织起来的农民创造出了一个规模化的国内外市场。在毛泽东的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建立了强大的行政管理网络，各级政府有很好的组织架构。1978年后，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原则非常灵活务实，在保证政治、社会秩序的前提下，所有条条框框都能被打破，一切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方式都能被利用。

改革开放初期的口号

中国的这些基层政府官员有很强的内在驱动力去推动工业化。他们的开拓精神，和当年英国的企业家精神很相似。其中一个原因是政府官员业绩考评中，把地方经济发展，作为一项最重要的指标。这一举措促使了官员努力发展地方经济，积极招商引资，并形成了一个竞争氛围。这对中国的工业化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这个地方官员阶层，比起当年的英国商人，人更多，效率更高，资源也更多。他们不仅鼓励农村商业活动，甚至直接以政府资源参与其中。他们为企业提供贷款、商业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园区。在十多年的时间里，他们在没有殖民主义和海外暴利的情况下，促成了乡镇企业的大发展，完成了工业革命必需的原始工业积累。

在英国，这个原始工业积累是在近两个世纪中完成的，而中国只花了十年，这对当今的国际社会意义重大。因为它不仅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当今世界上很多的落后农业国家。工业化与国家的政治制度关系不大，重要的是要把多余的农业劳动力组织起来，并在政府的帮助下建立一个规模化的国内外市场。中国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完全可以在政府的积极领导和介入下，来创造和维护一个规模化的国内外市场，这个公共产品。同时也说明了自由市场并不是天然存在，它是一个成本极高的公共品，要由一个强大的政府来创建和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