奠基硅谷

借助邻近硅谷的地利，斯坦福的教授在公司有兼职和自办公司之便，学生在公司有实习和就业之利，校方从地租获得丰厚的收入。从此，斯坦福大学蒸蒸日上。自1960年代初，斯坦福开始跻身全美前十名大学的行列，至今不衰。特曼说：“这个地区之所以成为全球高科技的首都，首先是因为我们创造了一种新型的技术专家社区，并使工业界与学术界结合起来。依我之见，这是时代潮流。”这其实就是硅谷发展的本质。这里有很多优秀的科学家，他们集中于美国加州。美国的诺贝尔奖得主，有1/3生活在洛杉矶－旧金山－圣地牙哥海岸线线上。一位硅谷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说：“我们在这里建立了一种架构：一流大学、高科技公司与富有创造性的人才，三者共同构成了一个网络系统，吸引各方关注并刺激投资兴趣。我们还可以在产品相互补充的企业之间进行协调。”

以高科技闻名的硅谷历史并不是从硅开始的，甚至不是由电子工业开始的。硅谷历史始于为美国海军制造飞艇。当时，这是美国最大规模的科技工程。但它不是电子工程。当时没有雷达，因此飞艇才被美国军方采用。硅谷的原动力是美国政府的机密军事行为，是二战和冷战的形势及战争中的高科技因素孕育了硅谷。

1941年12月，美国对日本和德国宣战。此时，盟军对德国唯一有效的影响是从航母上派轰炸机对德国本土进行战略性轰炸。联军有2万8千架飞机从英国起飞投入战斗。他们以为在通过英吉利海峡时是安全的，他们错了。在英国本土上空他们就被德国人发现并受到打击。原因是德国在1942年就已建立了完整的电子防空系统。系统有三部分：预警发现，调动空军，在英美飞机到达预定轰炸地点之前将其击落。法国境内，德国有上百个预警雷达。德国战斗机在1942年就装备了雷达。这是人类最早的航空交通管制系统。该系统很有效。盟军共有4万架飞机被击落或无法修复。死亡的飞行员美军有79,265人，英军有79,281人，平均年龄20岁。

盟军认识到德国防控系统非常先进、完整和强大。他们必须研究这个系统。1942年到1943年期间，美国在哈佛大学建立了高度机密的哈佛无线电研究实验室(Harvard Radio Research Lab，RRL)，实验室集中了800名各路精英，研究通信情报和电子作战。实验室主任是特曼。他们研制出一系列的电子产品，击破了德国的空防系统。为了让德军的雷达失灵，盟军把大量特殊宽度的铝条撒到空中使雷达失效。这一招瘫痪了德军的防空系统。1943年7月，联军空袭汉堡，彻底毁灭了汉堡。盟军二战中使用的铝箔是美国铝箔产量的3/4。最后盟军赢得了对德空战的全面胜利。

军用飞艇

二战永久性地改变了军事机构和学校的关系。此前，军事机构自己建立实验室，自己组织人员搞科研。就象海军搞飞艇时那样，虽然海军把飞艇基地选在了硅谷，但它对硅谷没什么影响。二战期间的情况就不同了。二战期间成立的美国政府的科研与发展办公室(Office of Scientific and Development,OSRD)主任是特曼的老师布什，他认为可以让大学参与军事科研。于是大学直接从军方获得科研基金。OSRD一共把4亿5千万美元投入到武器研发，麻州理工拿了1亿1千5百万美元，加州理工拿了8千3百万美元，哈佛和哥伦比亚大学拿了3千万美元，斯坦福只得到了5万美元。当OSRD给特曼打电话时，特曼觉得，他们根本看不上斯坦福大学，他们没有把斯坦福大学当作是科研性大学。特曼只得离开斯坦福到波斯顿(Boston)去领导这个哈佛无线电研究实验室。

战后，特曼回到斯坦福。他决心让政府改变这个偏见，他要把斯坦福建成一个全美国最好的微波和电子研究中心。特曼把哈佛无线电研究实验室的11位同事全部聘到了斯坦福，建立了斯坦福电子研究室(ElectronicResearch Lab,ERL)。开始，他们只能做基础研究。1946年，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Officeof Naval Research)给了他们第一份合同。1950年，特曼已把斯坦福的工学院变成了西海岸的MIT。

1949年，苏联爆炸了他们的第一颗原子弹。1950年初，韩战爆发。美国政府认识到，对抗还在以冷战的形式继续。这给斯坦福提供了新机遇，而特曼早就做好了准备。军方要求特曼建立一个应用电子实验室(AppliedElectronics Lab, AEL)以从事机密军事研究。这使斯坦福的电子工程系增加了一倍。斯坦福第一次成为军事工业和政府研究的合作夥伴。

美国政府深知，尽管和苏联处在冷战之中，但冷战随时会成为热战，美国政府知道苏联时刻都想把美国从地球上抹去。但美国不会坐以待毙。由于二战中曾被政府完全忽略过，特曼决心把斯坦福的资源集中起来，帮助政府了解苏联在干些什么。特曼在哈佛学到的技术，通信情报和电子作战，变得至关重要。这次，斯坦福已经成了国家安全部(NSA)、中央情报局(CIA)、海军(Navy)和空军(Air Force)的科研中心。以电子战为形式的冷战就这样开始了。

苏联全面继承了德国的防空体系，在此基础上还增加了地对空导弹，战斗机上装了雷达，还有中程弹道导弹，洲际导弹，潜水艇水下发射导弹，等等。斯坦福帮助军方寻找苏联雷达的位置，同时研究如何躲避苏联雷达，以便在对苏战争中，使美国携带核武器的轰炸机B-52能安全飞到苏联境内。冷战期间，苏联打下了23架美国间谍飞机，造成了200名机上人员的死亡。美国只得寻找其它侦察方法。1956年，斯坦福电子实验室把高空照相侦察机U-2改造成一个电子信号平台，该平台由一家硅谷公司建造。其它硅谷公司也参与了研发和建造。斯坦福原有的两个电子实验室：一个是搞基础研究的ERL，另一个搞机密项目研究的AEL。1955年，两个实验室合并。特曼说，我有了足够的政治保护伞去这样做(Ihave enough political cover to do this)。这时，斯坦福才真正成为冷战期间国家安全部、中央情报局、海军和空军的科研中心。

特曼做的这一切成了硅谷的转折点。特曼相信，他在为美国而战，他必须想尽一切办法，使美国成为一个创新式的战争机器。为此，他在1950年中期的斯坦福大学中采取了一系列新规则：鼓励研究生毕业后去创业而不是去读博士；鼓励教授到企业中参与咨询；他本人和其他教授也成为投资理事会的成员；他把技术和知识产权转让变得极为容易，从三年变成了三分钟，谁对斯坦福的科研成果有兴趣，签一个合同就可以拿去；他使实际工作经历成为对学术生涯有利的东西。当时，没有一个学校这么做。特曼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思想，他不想成为一个军方的制造机器，他只做科研，让他人去建公司，让军方给他们钱去创业，他只提供咨询。这样，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头脑的出头脑，硅谷繁荣了起来，那是1950年代。

这一时期的硅谷，是微波谷(Microwave Valley)，代表产品为超短波真空管，返波管，和行波管等。代表性的公司：Elitel-McCullough,Varian Associates, Microwave Electrnics)。这些电子公司为军方生产，先是零件，后来是系统。

不久，微波谷就不仅仅为军方提供零散的微波元件，而是整体微波系统了。斯坦福毕业生功不可没。除了马丁公司(Lockheed Martin)，位于山景城半军半民的电子国防实验室(SylvaniaElectronics Defense Lab, EDL)对此贡献也很大。该机构雇佣了特曼在内的斯坦福教授搞科研，有1300多雇员，1800万美元的合同。主任威廉·佩雷(William Perry)，曾任克林顿总统的国防部长，斯坦福毕业生。1964年，他和6位副手离开EDL在硅谷建立了电磁系统实验室(ElectromagneticSystem Lab,ESL)。面对西海岸蓬勃发展的微波事业，东部企业坐不住了。通用电器微波实验室，于1954年搬到了硅谷的斯坦福工业园，希望利用斯坦福的影响来争取在电子国防上的份量。通用电器也象Sylvania 一样雇佣斯坦福毕业生和科研人员，还与多位斯坦福教授签订了咨询合同。当时通用电器最好的40位科学家和工程师中16人来自斯坦福。

特曼教授指导下的斯坦福大学与企业的联合

结语

1951年，特曼与校长斯特林(WallaceSterling)商定，用斯坦福的土地，建立一个高技术工业区。在他的推动下，斯坦福把靠近帕洛·阿托的部分校园地皮约580英亩，划出来成立了斯坦福工业园区，兴建研究所、实验室、办公写字楼等。世界上第一个高校工业园区诞生了。斯坦福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学校赚钱。后来，工业园区改名为研究区，成为把技术从大学转让给公司的一种手段。功夫不负有心人，1955年，7家公司在区内设厂，1960年增加到32家，1970年达到70家。1980年，研究区的655英亩土地全部租完，共有90家公司，25万名员工。这些公司都是电子工业中的高技术公司，这是特曼私人关系最多也最熟悉的领域，也是他认为最具潜力的领域。特曼为科研和生产穿针引线，造就了硅谷。也使斯坦福研究区成为美国和全球纷起效尤的高技术产业区。

以斯坦福研究区为中心，1980年代的硅谷云集了3000多家电子、电脑企业；90年代后期，这类公司超过了7000家。记者写到：“硅谷人远远不止是把沙子变成黄金，他们把沙子变成了智能”。

斯坦福工业园区奠定了硅谷电子业的基础。它带来的收入为斯坦福提供了巨大的财力。预付租金超过了1800万，相当于当年斯坦福向大学捐赠的数目。1981年，土地租金年收入为600万美元。收入的使用不受任何限制，特曼用它重金聘请名家大师充实教师队伍，实施人材尖子战略。特曼认为：“大学的学术声望，要看它是否有一批学术水平很高但人数不多的学术尖子，而不是因为它的学术水平普遍较高，但没有拔尖人才”。这种尖子“是一小撮各自在某狭小领域十分精通的人材，他们的学术水平之高举世公认，并且他们研究的是一些重要的学科领域”。

硅谷的迅速崛起，为斯坦福带来的直接回报是金钱，同时还为斯坦福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智力资源和生气勃勃的发展活力。凭借硅谷的技术开发优势，斯坦福还有一笔收入不菲的专利转让费。从1954年到1967年，斯坦福的专利转让费在45000美元左右。然而，从1970年斯坦福的技术授权办公室创办到1998年，斯坦福的专利转让收入达3亿美元。由斯坦福分娩产出的公司每年的收入达到1000亿美元。1991年，斯坦福百年校庆的募捐达126亿美元的天文数字，这是高等教育史上的新记录，哈佛也望尘莫及。

没有特曼教授就没有硅谷，特曼教授是名副其实的硅谷之父。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也是当地一间知名学府，但伯克利和斯坦福的文化截然不同。冷战期间，伯克利大学负责研究的是核武器，极度的保密性让伯克利的科研人员很少能够外出创业，将学术成果用于商业开发。

美国西海岸的西部文化也是硅谷成功的原因。西海岸的加州远离传统的东海岸文化圈。很多人尤其是美国中西部地区的人，远离自己的父母家人，来此创业。西海岸的加州除了阳光灿烂、四季如春的气候之外，还有着美国早期的西部精神。那是一种不畏艰难的创业精神。当代的西部人，不再是地理上的边疆开拓者。他们有他们的新边疆，那就是——新工业。这些来到硅谷淘金的人，没有家庭因素的干扰，也不用担心因创业失败而蒙羞，他们具有一往直前的冒险精神。同时，硅谷比任何地方都宽容失败，人们把创业失败者称之为“有经验的人”(Experienced)，投资者会更青睐他们。因为他们已付出过学费，会走更少的弯路。这一切构成了硅谷、和硅谷文化。而特曼则是这一切的缔造者，因此被称为硅谷之父。

1982年12月19日，特曼教授在硅谷与世长辞。学术、工业界人士及特曼的昔日门生，齐聚斯坦福校园举行追悼会，场面备极哀荣。惠普公司总裁普克在悼词中说：“特曼教授是工程师中的工程师，他真正理解技术的美，他不尚空谈，喜欢实干。硅谷因他的学生而繁荣兴盛，这绝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