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美国而战

1979年末，英特尔拥有的员工数是诺伊斯的家乡格林纳尔市人口的两倍。公司在7个国家拥有12个分支机构，销售办事处的数量是分支机构的两倍。公司的增长速度让诺伊斯、摩尔和格鲁夫对工作进行了调整。摩尔的总裁兼CEO的职位分开了。格鲁夫成为总裁，摩尔任CEO兼董事会主席，诺伊斯任董事会副主席。格鲁夫将与摩尔紧密合作负责公司的运行。董事会副主席的位置，说明诺伊斯的职业生涯中以英特尔为中心的阶段正式结束，大家都知道他对英特尔的贡献无人能及。

整个20世纪80年代，美国半导体行业在世界范围内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挑战来自于日本公司，诺伊斯领导美国半导体行业对此做出了反应。美国的其他行业已从低估日本的错误中经历过了痛苦的经历。“日本制造”一度是假冒伪劣的代名词，但二战后，日本培养出了很多世界级制造企业。1985年，日本钢铁业超过美国钢铁业，日本第一劝业银行成为世界第一。日本电视机将美国产品逐出了市场。美国与日本的贸易赤字达407亿美元，10年前的40倍。1980年代，68％的美国人认为日本是美国的最大威胁。

看到自己苦心经营的行业可能会走向死亡，诺伊斯异常愤怒。他不是种族主义者，但他对日本人的评价却多少有些种族主义色彩，也有些夸张。不仅是诺伊斯，很多人都有同感。1977年，诺伊斯、仙童总裁弗雷德·柯瑞根(Wilfred Corrigan)、超威总裁杰瑞·桑德斯、国家半导体总裁查理·斯波克，及摩托罗拉副总裁约翰·沃尔特(John Welty)决定通过合作共同抵制日本对美国半导体行业的威胁。他们中，3人曾经一起在仙童工作过，5人认识超过10年。

他们决定成立半导体行业协会(SIA)， 致力于行业合作和创新及相应的管理方案，SIA的宗旨是：“减缓日本政府对其半导体行业提供支持，加快美国政府对本国半导体行业的支持。”两国政府在对待本国半导体行业的政策大相径庭。美国政府对半导体行业的发展是自由放任；日本政府则积极支持本国半导体行业的发展。

日本和美国的政策不同，原于两国半导体行业的结构差异。1980年代，硅谷的公司只是独立制造商，它们为终端用户生产芯片而不是为自己生产。公司通过风险投资创始，依赖于持续的技术创新和大规模生产，政府是公司的大客户。日本的半导体产业由六家巨型电子公司：日本电器、富士通、日立、东芝、三菱电机、和冲电气组成，它们直接从政府得到协助，来提高日本高科技行业的技术。这些公司不仅生产芯片，还生产电子设备。1979年，这些公司的年营业收入中只有7％来自半导体的销售。日本政府除了为这些半导体公司提供优惠外，还限制国外的竞争对手，组织国家级研究项目并提供补贴，让有天赋的学生进入这些领域。另一方面，日本政府还暗示日本银行界为这些公司提供贷款。

针对两国公司在获得资金上的巨大差异，美国SIA进行了成立以来的第一次游说。1978年2月，SIA董事会主席诺伊斯前往华盛顿，代表该协会在联邦参院商业委员会作证，呼吁降低资本所得税税率，1978年，该税率是49％。也就是说一半的资本所得将付给政府，这就降低了风险投资的积极性，与日本比，美国高科技公司在获得资金方面处于劣势。

诺伊斯的努力得到了回应。1978年底，卡特政府决定将资本所得税税率降低至28％。还让养老金也能进行风险投资。18个月后，每年流入专业风险投资公司的资金从当初的5000万美元上升到接近10亿美元。

日本半导体业的崛起，使美国半导体业受到了巨大打击，1982年，英特尔解雇了2000名员工，还让IBM以2.5亿美元购买了英特尔12％的债券。其他公司也在困境中挣扎。1981年，AMD的净收益下降了2/3，国家半导体从年赢利5.2千万美元到亏损1.1千万美元。

美国半导体业处境越来越糟糕。尽管日本开始接受外商的销售：但销售到日本的外国芯片中，美国生产的不足10％。在其他出口市场中，美国的设备占1/3。日本生产的半导体设备在全球市场的份额在继续增加，1985年，人们认为不可能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日本在全球半导体市场的份额超过了美国。

诺伊斯估计，1984年到1986年，美国半导体行业的收入损失了20亿美元并失去了2.7万个工作，硅谷中13％的与电子相关的工作消失了。让美国人感到耻辱的是，日本电子巨头富士通准备收购硅谷半导体公司的老祖宗——仙童半导体的80％的股份。当时，有报纸悲痛地写道：“这笔交易通过一条消息在告诉我们，我们已经很落后了，重要的是我们该如何对此做出应对。”包括诺伊斯在内的行业领导人物进行了一次会面，讨论如何应对这笔交易，考虑到反托拉斯法案，他们决定不反对收购。

1985年，英特尔宣布放弃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业务，这是令人震惊的事件。洛克决定通过投票来放弃存储器业务，让英特尔将注意力集中在CPU上，他回忆说：“这是我成为英特尔董事会成员以来，所做的最痛苦的决定。”诺伊斯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到1980年代末，美国7/9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生产商放弃了该业务。

1986年，英特尔上市以来，第一次亏损，英特尔损失了1.73亿美元。AMD宣布这是公司有史以来最糟糕的一年，亏损了3.7千万美元，国家半导体损失了1.43亿美元。削减了28％——7200个工作岗位，英特尔和美国半导体业困难重重。

不仅是美国半导体行业处于困境，其他行业日子也不好过。诺伊斯认为美国进入了“帝国的衰落”过程。联邦政府的赤字达到创纪录的水平，美国人的低储蓄和高消费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进口远超出口。数学和科学专业的学生每年都在下降。诺伊斯问记者：“你能想得出现在的美国在哪方面还没有处于落后的位置上吗？又有哪一个市场份额在增加？我们处在绞刑架上。”他说，硅谷有一天可能成为废墟。

里根(Ronald Reagan)总统认为对日本人带来的威胁的回应应该是提高供给，降低政策负担以及资本所得税率；建立长期投资激励机制；增加政府支出，一般是军费支出。民主党则认为里根刺激经济的传统方式是无效的。共和党提高供给的努力导致美国出现了新问题，他们说：财政赤字推动利率上浮，美元升值，导致国外厂商更容易在世界市场和美国市场，抛售其产品。

有关产业政策的辩论，资金不是唯一问题。问题是美国认为自己是自由市场及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堡垒。美国真的需要让政府更多介入产业吗？选举人真的认为华盛顿官员有权去对美国经济进行“适当的”关注吗？另一方面，倡议产业政策的人称自由放任思想很空洞，美国早就有产业政策了，这种政策由国防部决定。多年来，联邦政府以防卫合约，给很多行业的研发提供支持。

1983年，联邦政府购买的美国产品中，一半以上的飞行器、收音机和电视通讯设备、1/4的工程和科技设备，以及1/3的真空管用在军事上。提倡产业政策的人说：“日本的产业政策是为了经济防卫，美国的产业政策是为了自己及自由世界的防卫，它早被国防部执行了。”

加州州长杰里·布朗(Jerry Brown)成立了加利福尼亚工业创新委员会，他本人担任主席。斯波克和乔布斯是委员会委员。布朗的委员会认为：“我们先前针对重工业和廉价能源所制定的经济政策目标已不适合当前国家出现的经济萧条、激烈的国际竞争以及大量涌现的对能源进行开发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时代……我们必须寻求一种新的围绕着资源效率为重心的信息技术和创新的‘后工业’经济。”

SIA 需要考虑半导体行业作为美国自食其力、自力更生的个人主义声誉的最后堡垒，这是美国的传统价值观。但美国与日本相反。一篇新闻报道将美国的产业问题归结为与日本的文化差异：“一个是移民国家，一个是由孤立主义者组成的纯种社会；一个崇尚冒险、创新和争论，另一个崇尚安全、遵从与和谐。”

1985年6月，SIA 发起了两个运动：打开日本市场；结束日本公司以低于成本价倾销芯片。1985到19686年间，SIA 派了大量高管去华盛顿游说。他们给华盛顿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些一向对政府不屑一顾的人，愿意抛开个人的颜面为行业的发展积极奔走。日本事务法律顾问普雷斯托维茨(Prestowitz)写道：“让这些人到华盛顿来并非易事。他们通常出身卑微甚至非常贫穷，但他们通过创新、灵感和努力取得成功，创立了这个打开21世纪大门的行业。他们单枪匹马，在没有政府任何帮助、有时甚至受到政府阻挠的情况下，成就了自己的事业。”

这些“身先士卒的人”中，最突出的就是诺伊斯。《哈佛商业报道》写道，“他是电子世界的一个传奇”。华盛顿的认可为诺伊斯进入政界奠定了基础。正如普雷斯托维茨所说：“诺伊斯属于我们，如果有人帮他，他完全可以进入这个圈子。”诺伊斯具备游说取得成功的时间、自信、政治头脑和声望。他指出了自己如此有效的一个重要原因——他很富有。诺伊斯有将近一半的时间在华盛顿特区度过，并在国会进行过多次作证。

演讲中的诺伊斯

诺伊斯反复强调半导体行业与即将来临的信息经济的关联。他告诉商务部，“美国有一半的劳动力面临的将是如何应付信息而不是商品”，半导体行业是“新信息时代的基础”。他预言新信息技术将大大改善工作效率，“甚至超过在上个世纪机器对手工劳动产出的改变程度”。

诺伊斯和SIA还阐述了另一个观点：美国半导体行业的削弱将对国家安全带来重大风险。超级武器技术依赖超级电子技术，超级电子技术依赖最新的半导体技术。如果美国的半导体业不能够站在技术最前沿，美国军方在关键电子部件上将被迫使用外国产品。这种国外货源在战争中很可能会枯竭，他们还可能同时向美国和苏联提供设备供应。这是以牺牲国家安全为代价，将技术转让给自己最危险的对手。

1986年春，SIA 的努力有了结果。经过一年调查，国际贸易协会(International Trade Administration)认定日本公司在美国销售的EPROM价格低于成本。8月，里根总统签署了美日半导体协议(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Semiconductor Agreement)，该协议要求日本开放半导体市场，并保证五年内，让国外公司获得20％的市场份额。该协议要求日本政府控制芯片倾销，通过强制措施要求日本在美国及世界其他地方销售的芯片采取公正的市场价。这是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抵制其军事盟友，也是第一次将政府权限渗透到私人企业中。几个月后，联邦政府因为日本违反协议，决定向从日本进口的价值3亿美元的芯片征收100％的惩罚性关税，这是二战以来美国第一次对盟友实施惩罚措施。

1989年中，SIA 在8个电子业贸易组织中最有效，因为SIA的“目的明确”并有“富有建设性的议题”。半导体业对华盛顿的进一步影响表现在富士通收购仙童的提案上。1987年，该交易没拍板时，商务部部长鲍特里奇(Malcolm Baldridge)和其他几名议员公开表示出于安全的考虑，建议国会否决该交易。仙童的母公司斯伦贝(Schlumberger)公司总裁向其美国竞争对手，包括诺伊斯提起诉讼，控告他们诱导政府做出反对意见，诺伊斯公开表示收购是一笔“令人恶心的交易”，但他坚持自己从来没有将自己的观点强加给五角大楼或者商务部。在富士通宣称由于“政治上的争议”而撤销收购请求时，斯波克收购了该公司。

1987年中期，一些美国半导体公司开始赢利了。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诺伊斯和SIA为之努力的贸易协定和制裁。1990年代初，随着个人电脑的迅速增长，美国公司将更多注意力集中在设计密集型产品上。日本存储器生产商的强劲势头迫使美国公司离开利润和制造能力薄弱的存储器市场，转向利润更加丰厚，需求不断增加的设计密集型产品市场。韩国等国家也开始进入商业存储器业务，加剧了市场竞争。

在诺伊斯代表半导体行业奔走游说时，他的思维已超出了自己的行业，他将思维延伸到美国经济的高科技基础。他说：“经济学和社会学是定义思想家解决问题以及企业家获得资本的图书馆。个人所扮演的角色可以是思想家或寓言家、科学家或工程师、企业家或倡议人，这不应该受到限制。然而这种角色只有在有益的社会环境中才能够实现。”

1985年，诺伊斯在写给盖尔教授的信中指出：“我现在用更多的时间思考美国正在经历的经济萧条的原因。我想我现在知道原因了。美国放任学前班到高中教育的落伍，允许大学减少科学和工程课程，并允许移民法迫使外国学生毕业后离开美国，这样丧失了很多人才。美国人‘重视消费，轻视储蓄’的理念导致了一场灾难。我们国家的储蓄率在所有工业化国家中最糟，我们的公司对资金如饥似渴，我们的贸易赤字是天文数字，而我们的贸易伙伴正在购买我们国家的资产。”

诺伊斯认为振兴美国经济，必须鼓励投资，资本所得税应该全面下降。诺伊斯倾向于用消费税代替所得税。他说自己宁愿被别人指责为老古董，也要鼓励美国返回到使他取得成功的“第一原则”中：“努力工作，存钱，接受教育，继续努力”。

1984年，诺伊斯和鲍尔斯随英特尔代表团访问了中国，中国总理赵紫阳接见了诺伊斯，他被问及在中国开发计算机和半导体的想法，他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授予荣誉教授称号。他们还与一个计算机用户小组成员会面，讨论了生产和技术趋势。

1980年代以来，诺伊斯的名字常常出现在《商业周刊》、《经济学家》、《福布斯》、《国家地理杂志》、《纽约时报》、《时代》、《华尔街日报》以及其他与电子业相关的报纸杂志上。诺伊斯的故事是硅谷及高科技产业神话的缩影。

1988年夏天，诺伊斯决定结束他的隐居生活，离开加利福尼亚，担任美国半导体厂商协会（Sematech） CEO。半导体厂商协会是由政府资助的研究团体，位于德州首府奥斯汀。这是一个由半导体工业协会支持的半导体产业联盟。它的目标是为保证美国半导体厂商在全球半导体行业中的领先地位。它有两个目标：一是让英特尔这样的公司不断提高芯片制造水平；二是帮助美国芯片设备供应商击败日本厂商。

半导体研发联盟由14家半导体公司联合组成，每年从国防部得到1亿美元经费。它似乎不合诺伊斯的口味。在过去的职业生涯中，他始终反对让自己的公司承担由国防部资助的研究项目，但半导体厂商协会属于此列。他曾质疑所有官僚机构，但没有比一个由十多个企业和一个政府机构联合控制的机构更官僚了。

诺伊斯对于创建企业团队和文化怀着极大的热情，而半导体厂商协会是一个代理人队伍，为半导体厂商协会工作的人来自不同公司，他们每人仅为半导体厂商协会工作两年。合作研究是半导体厂商协会得以运行的驱动力，而诺伊斯怀疑半导体公司间的合作研究是否可行，1980年他在国会作证时曾这样表述他的观点：“高科技创新不是由委员会的决定孕育的。个人主义非合作才是美国的传统，大多数美国的半导体公司都有自己的企业文化，他们认为自己做任何事都比别人做的好。”

半导体厂商协会刚成立，就险象环生。它没有强有力的领导。负责物色CEO的诺伊斯，最后只好自己当了CEO。当时，他刚准备从英特尔退休。1988年起，美国国防部和多个民间企业一起每年资助半导体厂商协会一亿美元。诺伊斯在半导体厂商协会的工作非常出色。正因为诺伊斯，对半导体厂商协会的第一笔投资才有了着落。

1990年5月，诺伊斯在硅谷发表了一个关于半导体厂商协会的演讲。那是他生前最后一次演讲。乔布斯想让未婚妻见见诺伊斯，当他得知诺伊斯要来硅谷时，就邀请他到家里共进晚餐。三人一直聊到第二天凌晨。随后诺伊斯飞回了奥斯汀。

美国传奇

1990年6月3日星期天上午，在出席一次商业会议之前，诺伊斯像平常一样游完泳后躺了一会儿。此时，剧烈的心脏病在他睡着时发作了，夺走了他的生命。享年62岁。诺伊斯的去世震惊了全球半导体行业。

1000多人参加了在奥斯汀举行的诺伊斯的追悼会。在日本，数百人自发举行仪式，缅怀他的成就。在圣何西，2000多人参加了他哥哥盖洛德发起的悼念仪式。硅谷将6月的最后一天定为官方的“鲍伯·诺伊斯日”。

与基尔比一起获国家技术奖

老布什总统致电诺伊斯的第二任妻子鲍尔斯(Ann Bowers)，以个人身份表达了哀悼之情。24名国会议员在国会议事录上写下了他们对诺伊斯的追忆。国防部长切尼称他为国宝。白宫科学顾问Ｄ·阿伦布罗姆莱称，“在世界范围内，他是这代人中少有的能当得起‘天才’这个称号的人”。世界各地的报纸发来的唁电中都称他为电子工业里最有权威的人，他对于发起工业革命和改变整个20世纪功不可没。

《圣何西信使报》(San Jose Mercury)刊发了四整页的特别版面，上面是读者对诺伊斯的追忆和赞誉，其中包括管理他支票替他办理购买飞机业务的银行出纳，他最亲密的人——鲍尔斯、摩尔、盖尔。苹果公司对诺伊斯的评语如下：“他是硅谷的伟人之一，在所有事情上，他是我们的榜样，他点燃了我们的激情。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发明家，一位了不起的改革者，一位了不起的企业家。”

格林纳尔学院将它的科学中心和计算机科学奖以诺伊斯命名。英特尔总部大楼也被命名为诺伊斯大楼，并以他的名字设立了三个大学奖学金。美国电子工程学会（IEEE）有一个诺伊斯奖章，奖励那些对微电子产业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圣何西的科技创新博物馆里有一座诺伊斯大楼。国家科学基金40周年座谈会以纪念他为主题，并在2002年启动了诺伊斯奖学金项目以“鼓励那些在自然科学、技术、工程学和数学专业有天分的学生成为初、中级教育中的数学和自然科学教师”。

里根总统在1987年授予了诺伊斯国家科技勋章。两年后，老布什总统引荐他进入了美国商业名人堂。1990年2月，诺伊斯和基尔比分享了工程界的诺贝尔奖——第一届查尔·斯塔克·德瑞普奖章(Charles Stark Draper)。5月10号，诺伊斯和基尔比，还有晶体管的发明者巴丁、等人在专利法(The Patent Act)200周年庆典上一起获得了“终身成就奖”。诺伊斯是美国科学院、美国工程院、美国艺术和科学院的三院院士，美国国际竞争力总统顾问委员会委员。

诺伊斯的影响是无法用建筑、奖章、荣誉、甚至他的发明来衡量的，也无法用他获得的财富来衡量，更无法用股票价格或市场份额来衡量。它不能刻在硅片上，不能印在芯片上。一个非官方的硅谷家谱将诺伊斯置于接近顶端的位置。在高科技领域里诺伊斯的影响无处不在，他的理念是美国高科技产业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畏风险，任何想法都有可能实现，好奇心和兴趣比守旧和稳妥更有前途，除非能全力以赴否则就什么都别做。他的想象力深深地植根于硅谷，他的精神潜移默化着一代又一代的硅谷人，每当一个新的高科技公司在硅谷上市，你都能从它的创始人身上中看到来自诺伊斯的创业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