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路途，有喜有忧。喜的是能得到同行专家的耳提面命，促膝长谈，谆谆教诲，忧的是如何面对那些纷繁芜杂的命题，在没有任何帮助的前提下，如何思考，如何解决？

我一直很庆幸自己能得到许多学者的帮助。他们的言传身教，让我受益无穷。每每遇到难关而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拿出笔记，寻找与各位长者交流中撞击出来的火花。

这里整理的，是钱冠连先生给我的启迪之二。

（系列之一：“守护好自己的家园，全力沟通不同家园的门径 ”)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96684 

与钱冠连老师的交往，时间可以追溯到2003年8月火热的长沙：在湖南师大参加“中国翻译理论回顾与前瞻研讨会暨刘重德老先生90华诞庆祝会”。当时我清楚地记得钱老师在小组讨论中，讲述的是《人与人的同一与差异——哲学家对翻译的追问》。笔记告诉我的是：

人与人之间的许多关系之中有一个重要的关系是：他们总是处于相互解释（包括翻译）之中。两个人、两组人或更多人一旦进入话语场，便形成了说与听（或者写与读）的轮换，暂时倾听与阅读的那一方，就开始不出声地解释对方，因为如果没有持续的解释，持续的倾听与阅读是无法实现的。

交流双方实际上是一种主动邀请对方解释与愿意解释对方的关系。

凭什么交流的两者能够沟通起来呢？

人与人之间有同一性（质、点、处、面），他们互相交流与互相解释与翻译才有现实的基础。

对翻译的追问，是有不同的方式的。翻译理论家关心的是两种语言转换的机制。另外，他们对人与神沟通的可能性的发现，发展出现代阐释学（Heidegger, Martin, 1982: 9-10)。Nida也从圣经的解释与翻译中得到了启发

哲学家对翻译的兴趣，来自于探查意义如何与world，existence，Being，entity，reality，object挂上钩的。

A. Tarski的真之语义理论中，提出了工具性语言与对象性语言（Meta-language & object language)这一对概念。

钱冠连先生曾尝试对这一对概念中“工具性语言”进行了改造，提出了工具性语言的扩展式，指出翻译就是工具性语言扩展式内的一种，并对这个改造给出了理论上可行性的论证。这样，语言哲学翻译论提供了一个打通语言哲学与翻译理论的平台，语言哲学似可作为翻译理论的源头之一。

Quine首创出radical translation一词：“最原初的翻译”。一个译者，首次深入一个陌生的语言社团，且无第一本词典可资借鉴，也无操双语的人的帮助。哲学家Donald Davidson提出了“radical interpretation”，即“最原初的解释”，是对Quine“最原初的翻译”的修正。这种方法使我们清楚地指出学习、翻译或解释一种语言的要求与前提条件。

经典解释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德国近代学者施莱尔马赫说：理解就是从差别走向同一，这是理解的前提条件。

翻译就是以人与人的同一为基础，使他们有差异的语言形式尽量走向同一。但部分的差异仍不可避免地保留下来。

翻译实践家是看到了并抓住了人与人之间的深刻差异，并巧于在语言形式的差异中做出安排的人。翻译理论家的工作则是在人与人之间同一的基础上，对如何从语言的文化的差异走向同一的机制做出解释。他们合作完成了对人与人之间的同一与差异的解释。但差异只能理解，不能消灭。

关于理论竞争，钱老师提出“不拆对方台，只是唱出自己的精彩”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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