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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问路途,有喜有忧。喜的是能得到同行专家的耳提面命,促膝长谈,谆谆教诲,忧的是如何面对那些纷繁芜杂的命题,在没有任何帮助的前提下,如何思考,如何解决?
我一直很庆幸自己能得到许多学者的帮助。他们的言传身教,让我受益无穷。每每遇到难关而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拿出笔记,寻找与各位长者交流中撞击出来的火花。
这里整理的,是钱冠连先生给我的启迪之二。
(系列之一:“守护好自己的家园,全力沟通不同家园的门径 ”)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96684
与钱冠连老师的交往,时间可以追溯到2003年8月火热的长沙:在湖南师大参加“中国翻译理论回顾与前瞻研讨会暨刘重德老先生90华诞庆祝会”。当时我清楚地记得钱老师在小组讨论中,讲述的是《人与人的同一与差异——哲学家对翻译的追问》。笔记告诉我的是:
人与人之间的许多关系之中有一个重要的关系是:他们总是处于相互解释(包括翻译)之中。两个人、两组人或更多人一旦进入话语场,便形成了说与听(或者写与读)的轮换,暂时倾听与阅读的那一方,就开始不出声地解释对方,因为如果没有持续的解释,持续的倾听与阅读是无法实现的。
交流双方实际上是一种主动邀请对方解释与愿意解释对方的关系。
凭什么交流的两者能够沟通起来呢?
人与人之间有同一性(质、点、处、面),他们互相交流与互相解释与翻译才有现实的基础。
对翻译的追问,是有不同的方式的。翻译理论家关心的是两种语言转换的机制。另外,他们对人与神沟通的可能性的发现,发展出现代阐释学(Heidegger, Martin, 1982: 9-10)。Nida也从圣经的解释与翻译中得到了启发
哲学家对翻译的兴趣,来自于探查意义如何与world,existence,Being,entity,reality,object挂上钩的。
A. Tarski的真之语义理论中,提出了工具性语言与对象性语言(Meta-language & object language)这一对概念。
钱冠连先生曾尝试对这一对概念中“工具性语言”进行了改造,提出了工具性语言的扩展式,指出翻译就是工具性语言扩展式内的一种,并对这个改造给出了理论上可行性的论证。这样,语言哲学翻译论提供了一个打通语言哲学与翻译理论的平台,语言哲学似可作为翻译理论的源头之一。
Quine首创出radical translation一词:“最原初的翻译”。一个译者,首次深入一个陌生的语言社团,且无第一本词典可资借鉴,也无操双语的人的帮助。哲学家Donald Davidson提出了“radical interpretation”,即“最原初的解释”,是对Quine“最原初的翻译”的修正。这种方法使我们清楚地指出学习、翻译或解释一种语言的要求与前提条件。
经典解释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德国近代学者施莱尔马赫说:理解就是从差别走向同一,这是理解的前提条件。
翻译就是以人与人的同一为基础,使他们有差异的语言形式尽量走向同一。但部分的差异仍不可避免地保留下来。
翻译实践家是看到了并抓住了人与人之间的深刻差异,并巧于在语言形式的差异中做出安排的人。翻译理论家的工作则是在人与人之间同一的基础上,对如何从语言的文化的差异走向同一的机制做出解释。他们合作完成了对人与人之间的同一与差异的解释。但差异只能理解,不能消灭。
关于理论竞争,钱老师提出“不拆对方台,只是唱出自己的精彩”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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