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应用翻译研究发展及展望：基于历届全国研讨会的分析[1]

戴光荣 王晨谕（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广东 广州 510420）

 摘要：已举办十届的全国应用翻译研讨会在我国应用翻译研究方面具有重要地位，见证了我国应用翻译研究发展从无到有的全过程。本文将对历届研讨会主题和议题展开简要分析，梳理国内学者对应用翻译研究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勾勒出应用翻译研究领域发展脉络，并对大数据模型下的应用翻译研究进行探讨，指出人机交互的翻译实践成为常态，语料、术语等数据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与应用翻译研究相融合成为趋势，以期对应用翻译研究未来发展方向有所启示。

关键词：应用翻译；全国应用翻译研讨会；语料库；机器翻译

 Development and Prospects of Pragmatic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An Analysis Based on Previous National Seminar on Pragmatic Translation Studies

Abstract: The previous ten sessions of the National Seminar on Pragmatic Translation Studies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China’s pragmatic translation studies; it has witnessed the whole proces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pragmatic translation studies from scratch. By analyzing the themes and topics of previous seminars and summarizing the contributions made by domestic scholars to the development of pragmatic translation study, this article outlines the developing process of pragmatic translation research, and explores the pragmatic translation studie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big data models. In addition, with the practice of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translation has become the norm and the increasing importance of data such as corpora and terminology has been manifested,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the integration of data with pragmatic translation studies will become a trend. In doing so, this article hopes to shed light o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pragmatic translation studies.

Keywords: pragmatic translation studies; National Seminar on Pragmatic Translation Studies; corpora; machine translation

1.      引言

全国应用翻译研讨会自2003年首次举办以来已历经10届20年整。研讨会见证了我国应用翻译研究从无到有建设和发展的全过程。应用翻译学迅速发展的同时，其学术动态与发展趋向也有了较大的改变。从每一届会议的主题、大会发言及论坛探讨等都能体现不同阶段我国应用翻译的研究方向和发展重心。

根据王传英和孔新柯（2021）对我国应用翻译的可视化分析研究显示，自1979年到2020年的应用翻译研究包括“译者研究、科技翻译研究、翻译教学研究、语言服务研究和翻译技术研究”等十个核心关键词，并且在2020 年“仍处于突变状态的术语包括翻译策略、语料库、翻译硕士、术语翻译、语言服务、翻译技术”（王传英, 孔新柯, 2021）。

近年来，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理论和实践研究如火如荼；此外百度翻译、Google Translate和DeepL等主流机器翻译系统应用面越来越广，这些系统都是不同公司通过收集不同语料训练而来（Bowker, 2023:101）。因此，作为应用翻译研究中的热点话题和研究前沿领域，语料库和机器翻译融入应用翻译已成为新趋势。

鉴于此，本文在梳理历届会议主题和基本议题的基础上，概述我国应用翻译研究的发展历程，并针对语料库和机器翻译在应用翻译领域的融合情况展开分析，结合实际对我国应用翻译研究做出展望。

2.    历届会议主题回顾

全国应用翻译研讨会每届的主题不同且别具特色，创新理念层出不穷，每一届会议的主题和议题都能体现我国应用翻译研究“一步一个脚印”的发展历程。这里对会议主题和基本议题进行简要总结，梳理应用翻译发展脉络。

2003年首届全国应用翻译研讨会在上海大学召开，主题为“应用文体翻译及应用文体翻译理论研究”，议题涉及应用翻译的理论和原则、范畴体系、策略方法、教学与教材，各类具体翻译方法探讨，涵盖新闻、政论、科技、广告、商贸等多个领域（贾文波，2014）。方梦之（2003）在会议侧记中写道：“林戊荪先生在会议的闭幕词中称，这次会议是一个里程碑，标志着应用翻译开始深入研究。”在此之前，国内的应用翻译研究还很薄弱，所以这次研讨会上人们对于应用翻译理论研究的重要意义却没有形成明确的共识。所以这一次的讨论主要是交流切磋，寻求共识，凝聚力量。（贾文波, 2014）。

第二届会议于2006年在南方医科大学（广州）举办，主题为“迎奥运，盼世博，全方位，多视角开展应用翻译研究”，议题包括应用翻译理论研究、应用翻译实践研究、应用翻译人才培养等方面；且本次会议召开时，国内应用翻译界的理论意识有所加强（贾文波，2014），本届会议在理论意识加强、研究范围拓宽和研究与教学相结合方面取得一定成就。

第三届会议于2009年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举办，主题为“中国文化软实力与应用翻译研究”，根据《学界动态》（2009）中的会议通知，本次会议主要议题包括：应用翻译的理论体系与范畴、应用翻译教学与研究、全球化与应用翻译理论创新、中国文化软实力提升与应用翻译理论/实践研究等。会议不仅讨论了应用翻译学的学术动态与发展趋势，还从应用翻译教学、人才培养及多语种应用翻译学建设等多个方面展开分析和探讨（贾文波，2014）。

第四届会议于2011年在上海大学举办，主题为“应用翻译教育教学研究和学科建设”，《第四届全国应用翻译研讨会征文通知》（2010）中介绍本次会议的主要议题包括应用翻译及其各分支的学科体系及基本范畴，涵盖商务翻译、科技翻译和新闻翻译等课程的设置与教学；翻译专业本科教学及翻译专业硕士（MTI）教学；应用型口笔译人才的培养等。贾文波（2014）指出这次会议代表性广泛、主题展开充分、学术含量较高，是对我国应用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队伍的又一次全面检阅。此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我国应用翻译研究已从泛泛的理论讨论与实践经验总结，转向了学科体系与课程体系的构建（孙吉娟，2020）。

第五届会议于2013年在西安外国语大学举行，主题为“应用翻译与全球信息共享”。总主题下设五个分主题，除应用翻译理论研究、教育教学研究之外，另外三个分别为：翻译质量控制与评价、软件本地化与计算机辅助翻译和国际翻译项目与管理，而后两个主题是本次研讨会的亮点（方梦之，2013）。此外，方梦之（2013）评价此时应用翻译对市场的关注，尤其是对翻译技术和管理层面的关注不够。不过，本届会议学术氛围更为浓郁，理论研究成果更为丰硕，在理论创新层面有较大提升（贾文波，2014）。

第六届会议于2015年在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举办，根据《第六届全国应用翻译研讨会一号通知》（2014），本次会议主题为“应用翻译理论创新与翻译教育”，主要议题包括应用翻译理论体系与范畴、应用翻译与语言服务业、翻译专业教学与翻译职业化教学、翻译规范与翻译策略等，此外，会议还开设“应用翻译研究”、“翻译理论与教学研究”和“语言服务研究”三个分论坛。这次会议上的研究与讨论，将应用翻译理论实践及应用翻译教育都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车明明, 2015）。

第七届会议于2017年在宁波大学召开，主题为“‘一带一路’方略中的应用翻译教学与理论创新”，《第七届全国应用翻译研讨会纪要》（2017）记录本次会议共开设“‘一带一路’与高质量翻译人才培养”、“应用翻译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等五个分论坛；并且这次会议深入研究了新的翻译任务，并就如何实施翻译策略、如何运用技术以及如何提高教学质量等问题达成了重要共识。贺爱军和傅敬民（2017）指出这次会议的焦点是应用翻译的方法研究，并且会议还就教材编写的理念与创新、翻译人才培养的路径方法以及语言基础设施等方面进行了研讨。

第八届会议于2019年在天津南开大学举办，主题是“为‘走出去’铺路搭桥：应用翻译研究与语言服务”，主要议题涵包括应用翻译理论如何适应时代需要，翻译与知识创造视角下的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人工智能驱动的大数据与翻译等内容。本次会议紧跟时代需求，关注热点话题，与会学者围绕相关议题，并对语言服务能力建设和对外话语体系构建等核心问题展开深度研讨（田国立，王传英，2019），会上众多创新性思考与研究增强了学界对翻译服务与对外话语传播的关注。

第九届会议于2021年在上海大学召开，主题为“百年未遇新情势下的应用翻译研究”，根据《学界动态》（2021）会讯通知，本次会议议题包括应用翻译研究历程、应用翻译现状及展望、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如何赋能应用翻译等等；大会还设立“应用翻译理论与翻译批评”“应用型文本翻译研究”“技术赋能与翻译教育”等五个分论坛。根据《第九届全国应用翻译研讨会成功召开》（2022）报道，本次会议参会学者研究背景广泛、研究论题范围较广、跨学科研究方法运用较多；此外，本次会议还对未来应用翻译研究的定位、研究范畴以及应用翻译理论和实践的融合进行了一定的展望。

第十届会议于2023年11月在四川外国语大学召开，会议主题为“新文科背景下的应用翻译研究”，议题包括应用翻译理论与对外传播、应用翻译理论与翻译批评、应用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应用翻译理论与翻译技术、应用翻译理论与翻译史、应用翻译理论研究与案例剖析等。

十届会议结合我国国情，聚焦“应用翻译”，从理论探讨和实践经验的总结转向理论体系的创建；同时应用翻译教育教学得到有效提升，推动了语言服务，应用翻译理论和实践研究水平也相应得到提高。第一届会议标志着全国范围内应用翻译研究的起步；随后以方梦之为代表的学者开始构建我国应用翻译理论体系与范畴，其“一体三环”学说为应用翻译的整体框架定下基调。每届会议主题都紧扣社会现实和研究进展，结合社会热点探讨我国应用翻译在理论、实践和教学等领域的创新发展和机遇。

3.    我国学者对应用翻译研究发展的贡献

要确定应用翻译在翻译学中的位置离不开霍姆斯（Holmes）的翻译研究路线图，西方翻译学界普遍认为应用翻译研究这一概念由霍姆斯最早提出（傅敬民，喻旭东，2021），霍姆斯作为首先提出该路线图的学者为翻译研究的发展贡献巨大。1972年，霍姆斯在其宣读的论文《翻译研究的名与实》（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中勾勒了翻译研究的整体框架。此后，图里（Toury）用图表的形式将该框架展现出来（方梦之， 2011），最终形成霍姆斯/图里翻译学线路图（Holmes/Toury map of Translation Studies）。

该路线图在翻译学科的建设和翻译研究中的地位十分重要，根茨勒（Gentzler）评价该论文“被普遍认为是建立翻译学科的宣言书”（Munday，2016：16）。霍姆斯在线路图中把应用翻译研究划分为“译员培训（Translator Training）”“翻译辅助（Translation Aids）”和“翻译批评（Translation Criticism）”三个分支（Munday, 2016:19）。该线路图面世至今已有50多年，期间有众多国内外学者根据研究，顺应学科和时代的发展趋势，继续绘制并改造该线路图。如芒迪（Munday）在其所编著的《翻译学导论：理论与实践》（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中对线路图中的“应用翻译”分支进行了更为细节的拓展和划分，该书发行五个版本以来，“翻译辅助”分支的变化最大，足以体现随着时代进步和科技发展，翻译学科和翻译市场进一步发展对应用翻译产生的影响（Munday，2001；2008；2012；2016；Munday et al. 2022）。

其次，我国应用翻译研究是随着我国翻译研究整体学科的发展而逐渐成熟的（傅敬民，2019）。根据方梦之（2003）的分析，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应用翻译研究才开始有所发展，并且基础比较薄弱；起步较晚且缺乏系统性的理论最终导致了我国应用翻译研究学术自信、学术底气的缺失。我国应用翻译研究的拐点始于2003年方梦之引入应用翻译的概念（傅敬民，喻旭东，2021）。21世纪以来，我国的应用翻译市场急速扩大，翻译形式多样、需求多变。我国的应用翻译研究与其发展态势不相匹配，应用翻译研究不成体系。2003年举办的首届全国应用翻译研讨会开始为学界提供了一个共同探讨应用翻译理论、实践和教育教学等问题的学术平台，自此我国应用翻译开始深入研究。

除主办学术会议集中研讨之外，方梦之自2010年通过发表系列论文的方式开始构建应用译学体系（孙吉娟，2020）。在此期间，他提出了译学的“一体三环”论，也就是“译学发展的路径和其基本构成（方梦之，2019：9）”。而对于应用翻译研究，他首先关注的是翻译实践中的问题，并且认为对应用翻译的定位首先是对翻译客体——文本的定位（方梦之，2003）。“方梦之认为，霍尔姆斯的译学图谱以文学研究为主导并覆盖整个翻译研究，图中找不到应用文体翻译研究的位置”（傅敬民，喻旭东，2021）。因此，方梦之（2019）对这两种应用翻译研究做出了清晰的划分：“我们所说的应用翻译研究实际上是应用文体翻译理论研究（Pragmatic Translation Studies），与文学（文体）翻译研究相对。霍氏的应用翻译研究与纯翻译研究并列，是应用性研究（Applied Translation Studies）。”由此看来，方梦之认为可以取消霍氏图中的“纯”研究（Pure）的层次，把纯翻译研究合并到理论研究（Theoretical）中去（方梦之，2011）。方梦之（2019）把中国翻译研究按照自上而下的树状结构画出图形，第一层级包括并列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两大部分，应用研究保持霍姆斯原有的三个分支不变；理论研究则向下延伸出第二层级，把一般研究、描写研究和专门研究三者并列；其中专门研究又延伸出并列的文学翻译理论研究和应用翻译理论研究，位于总结构的第三层面上。方梦之在此基础上继续延伸，给应用翻译理论设定了宏观理论、中观理论和微观理论和特殊研究四个子系统，每个子系统分别代表理论研究的不同层次。宏观理论是关注应用翻译普遍及根本问题的核心理论；中观理论则介于宏观和微观理论之间，主要包括翻译策略、方案模式等；微观理论具体指翻译方法与技巧。结合“一体三环”论，前三个层面属本体研究；特殊研究则属于外围研究，主要从文类、翻译技术、术语与术语库、本地化与全球化以及翻译管理五类方向进行研究（方梦之，2019：79-80）。

总而言之，方梦之所勾勒的我国应用翻译研究图与霍姆斯路线图相比，最明显的差距在于研究的对象不同：国内侧重研究应用翻译本体与其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应用翻译的策略和实践；国外则主要关注译员培训、翻译辅助和翻译批评这三个方面。所以国内外研究应用翻译的策略、实践和任务也应该不同（同上：79）。因此，我国的应用翻译理论和实践研究是结合国情并具有中国特色的，方梦之作为我国应用翻译学的奠基人和建设者对应用翻译研究体系做出的贡献也是意义重大且无可替代的。

自2003年提出应用翻译概念后，方梦之于2007年建构了“达旨——循规——共喻”的应用翻译实践原则；于2009年构建了涵盖宏观、中观、微观的应用翻译理论体系；于2011年第一次明确了我国应用翻译体系的基本范畴，明确了应用翻译理论研究在我国翻译学科框架中的定位；并在2013年真正确立了应用翻译学理论体系（贺爱军，傅敬民，2017；方梦之，2019；孙吉娟，2020；范武邱，吕松博，2023）。此后，方梦之也不断通过发表论文来完善其应用翻译学理论体系，并在历届全国应用翻译研讨会上不断完善其应用翻译研究体系。在历届研讨会上，包括方梦之在内的应用翻译研究者充分展示了每个阶段他们在应用翻译研究领域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成果，发言始终紧扣应用翻译这一主题，围绕理论实践、翻译教学、翻译技术等多个领域（贾文波，张亚卿，2021），为学界带来丰硕多彩且影响深远的理论和实践成果。九届研讨会不断拓展我国应用翻译的研究领域、水平和层次，提升了应用翻译研究的关注度，展示了更多的跨学科方法应用，体现了应用翻译研究更强的国家服务意识（范武邱，吕松博，2023），为我国应用翻译研究体系的构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从中国应用翻译研究体系构建的发展过程来看，虽然我国的应用翻译研究相较西方而言更具后发优势且有丰硕研究成果；但像方梦之、李亚舒等致力于应用翻译研究体系整体构建的学者仍是少数，探讨应用翻译研究整体框架的学者并不多见（傅敬民，喻旭东，2021）。除方梦之以外，黄忠廉、信娜（2011）认为应用翻译研究需要探讨“应用翻译的理论问题”和“理论在翻译中的应用问题”两方面问题。傅敬民（2022）则提出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进一步重构、扩充中国语境下的应用翻译研究体系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应用翻译研究体系。未来我国应用翻译研究体系构建的地位应逐渐上升，因为具有中国特色正是我们区别于西方应用翻译体现的关键之处。此外，方梦之、傅敬民（2023）还提出构建与文学翻译史相对应的应用翻译史，从历史的横向和纵向的发展角度更加全面、综合地研究应用翻译给我国带来的影响和意义。因此，我们要进一步突显应用翻译研究之活力、拥抱利用新型技术手段的快速发展、深入挖掘翻译与其他学科的知识互动，主动把握中国特色应用翻译研究的机遇，增强从整体、宏观体系上把握、研究我国应用翻译体系的能力和水平，用这些理论更好地指导应用翻译实践。

4. 应用翻译研究新领域与新机遇

近年来，人工智能和大数据飞速发展，人机交互翻译实践成为常态，术语、语料等数据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神经网络机器翻译融入日常研究领域，都是应用翻译研究的热点话题和潮流，值得深入展开探讨。

4.1 语料库与应用翻译研究的融合

结合上述对全国应用翻译研讨会历届会议的回顾，根据历届会议的主题、征文议题和分论坛的设立可以发现，历届会议很少把语料库放入到应用翻译理论和实践研究中进行探讨，也并未有哪一届会议单独把与语料库相关的话题设立为分论坛进行探讨，可以说语料库和应用翻译研究的融合在研讨会中仍处于一个较为边缘的位置。在第九届会议上，王克非和胡开宝教授分别带来题为“多语平行语料库的研制及应用研究”和“语料库与翻译批评”主旨演讲。可以看出，语料库在应用翻译研讨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也逐渐受到重视。

胡开宝和李晓倩（2016）在其研究中指出“语料库翻译学是指以真实双语语料或翻译语料的语料库分析为基础，定量分析和定性研究相结合，力图阐明翻译本质、翻译过程属性及规律的翻译学研究领域。”当下正处于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时代，数据的规模、体量和传播速度不可同日而语；翻译研究有更多的研究方法、技术和手段可以作为辅助；翻译实践也随着科技发展，有了更多不同的翻译内容和形式；翻译教学的手段也同样得到丰富。目前，我们有能力和技术对海量数据和内容进行处理，语料库正是其中最有效的手段和技术之一。

在应用翻译研究和实践中，单语语料库和双语语料库都有其特定功用。就单语语料库而言，可以通过借助语料分析软件，从文本主题词、语义韵、关键词搭配选择、搭配网络与语义分析等角度对源语文本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分析研究。双语语料库对于研究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有着重要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翻译技术的发展与进步。通过对比不同专业领域双语表达的异同，也能为应用翻译研究和实践提供客观、可参考的实例，从而帮助翻译工作者更好地理解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提升翻译质量（戴光荣，2022：35）。单语和双语语料库的功用表明，语料库与应用翻译研究相结合是一种大势所趋。

语料库与应用翻译理论研究的融合方面，主要依靠语料库翻译学在理论研究中发挥作用。就语料库翻译学而言，国内在翻译语言特征、翻译规范和译者风格等领域的研究很少涉足非文学翻译，基本上以文学翻译为对象（胡开宝，韩洋，2017）。语料库翻译学从方法论层面来看就是语料库语言学加描写性翻译研究（戴光荣，王克非，2021），应用翻译理论研究与语料库翻译学之间存在较强的联系和互补关系。在应用翻译理论研究上可以借助语料库翻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在理论创新上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语料库与应用翻译实践的融合方面，主要从语料库在具体应用翻译实践中的运用这一角度进行探讨。在翻译实践中可以通过创建应用翻译型语料库，或应用已有语料资源开展相关翻译实践。以应用翻译市场及语言服务等领域中实践层面来看，语料库在翻译流程中的“译前”“译中”和“译后”三个阶段均可得到广泛应用，垂直领域语料库的创建也可促进应用翻译实践的发展。以应用领域中的口笔译为例，基于已有的口译和笔译语料库，在具体翻译实践中的译前阶段，口译员和笔译译者都可以通过语料库的数据，根据译文所属领域，进行一定的译前准备；在译中阶段，主要是笔译译者可以随时通过查询语料库对翻译进行查证；而在译后阶段，可以通过查询语料库对译文进行修正，在一定程度上做到对译文质量的把控。在语言服务市场上，语言服务供应商在翻译上还有更严格的要求。各类型语料库与术语库和翻译记忆库的结合更是能够实现良好的人机互动，使译者与机器和数据有效联动，发挥各自的优势。

从应用翻译教学研究的角度而言，作为与翻译教学存在天然契合点的语料库翻译学（王克非，秦洪武，2015）也能对应用翻译教学做出一定的贡献。语料库在翻译教学研究中扮演三重角色：既是翻译辅助技术，又是翻译教学技术，还是翻译教学研究工具（戴光荣，刘思圻，2023b）。因此，在应用翻译教学中，语料库一方面可以作为教学内容，通过教师传授给学生使用语料库来辅助应用翻译实践的方法，另一方面，语料库可以作为教学技术，让教师在教学环节利用其提升翻译教学的质量和效果，还可以帮助教师探索翻译教学相关活动。语料库不仅可以从教师教学方面做出贡献，也可以对学生学习以及翻译实践有所裨益。

因此，在语料库和应用翻译实践的融合中，语料库在应用翻译实践中的创建和运用都可以促进彼此的发展，同时还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促进应用翻译理论研究的创新和进步。基于前文的探讨，期待在未来的全国应用翻译研讨会上，能够有更多关于语料库、语料库翻译学与应用翻译研究结合这方面的探讨和分析。

4.2 机器翻译与应用翻译领域的结合

机器翻译主要是指通过计算机将一种自然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自然语言的过程，也就是由计算机进行自动翻译的过程（冯志伟，2004；肖桐，朱靖波，2021）。近年来，由于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机器翻译已经深入到人们生活的很多方面，并在人们认识世界、沟通交流和教育学习等多个场景发挥重要作用；因此，机器翻译在翻译研究和行业发展中的影响和作用越来越大。

在我国应用翻译体系中，根据方梦之对应用（文体）翻译研究的划分来看，机器翻译属于特殊研究中的翻译技术研究（方梦之，2019：78-79）。他认为翻译技术是指“翻译工作中查询记录储存采用信息以及收发信息和文稿的技术，通称翻译工作中的IT技术”（方梦之，2019：92）。而翻译技术研究主要研究理论探讨和实践应用两个方面，机器翻译是其实践应用的一部分，其中包括人机共译、人机交互、神经网络机器翻译；此外实践应用的方面还涵盖计算机辅助翻译、机器翻译译后编辑、翻译记忆库等方面（王传英，孔新柯：2021）。因此，随着科技的进步和行业的发展，作为译者而言，掌握这些基本的技术和技能十分关键。由于机器翻译在应用翻译中的重要性不可同日而语，从研究的角度出发，机器翻译与应用翻译研究的结合是大势所趋，机器翻译也理应成为应用翻译的研究对象之一。

机器翻译可以为应用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研究提供更多更广的素材。实践层面的功用主要体现在译者、语言服务供应商和客户三层面。

首先，从译者的角度而言，机器翻译有助于提升翻译的速度和效率。对于通识类文本，目前的机器翻译基本可以传达正确的原文意义，译者使用机器翻译之后再进行译后编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翻译的速度和效率；人工智能时代，机器翻译、计算机辅助翻译和译后编辑等方法应该是译者必备的素养之一，译者的机器翻译素养提升有助于译者持批判的态度来使用机器翻译，而不是滥用它（Bowker，2023：97）。

其次，从语言服务供应商的角度出发，机器翻译与人工译员结合的工作模式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效率，缩短工期，从而增加收益。目前还有一些语言服务供应商对外提供机器翻译定制和训练的服务，为客户提供特定领域、特定风格、精准化的翻译解决方案，有助于提升翻译服务质量，提高客户满意度。

最后，从客户的角度来看，目前的机器翻译引擎已经能够解决大部分语言对和文本的翻译，很多时候在不需要寻求语言服务供应商的情况下客户就能靠机器翻译解决问题；而对于一些急需、量大、保密程度低的文本，机器翻译的使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客户的成本。此外，对于非语言行业的客户或个人用户来说，他们可以通过使用机器翻译、提升机器翻译素养，从而增加自身对这些机器翻译工具的认识，从而更合理地使用机器翻译（Bowker，2023：97）。

在应用翻译理论研究层面，机器翻译技术作为研究的工具和手段可以对应用翻译的微观理论、特殊研究以及应用翻译实践的发展做出一定贡献。国内外学者主要从机器翻译技术的评价和技术运用能力等角度进行研究：崔启亮和李闻（2015）通过分析科技类文本机器翻译的错误类型，从而得出在译后编辑阶段译者应该努力的方向；Jia和Sun（2022）基于复杂度不同的新闻文本和质量不同的神经网络机器翻译系统对比分析人工翻译与神经网络机器翻译的译后编辑难度，从而分析文本复杂度和机器翻译质量这两个因素对译员和其翻译过程的影响。这些研究也能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机器翻译技术。除此之外，人机协作、人机交互、译后编辑等模式，以及机器翻译、机辅翻译对于应用翻译教学的作用也有较大的研究探索价值。

机器翻译研究领域，译文质量一直是绕不开的话题。自机器翻译问世以来，其方法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基于规则的机器翻译以及数据驱动的机器翻译，而数据驱动的机器翻译方法又可以分为统计机器翻译方法以及神经网络机器翻译方法（肖桐，朱靖波，2021：33）。相比其他机器翻译方法来说，神经网络机器翻译在质量提升方面有其突出特征；不过在罕见词/集外词翻译、长句翻译和漏译方面，神经网络机器翻译仍有值得提升的地方（戴光荣, 刘思圻, 2023a）。

因此，机器翻译与应用翻译结合首先需要考虑的就是译文质量这一话题。在机器翻译与应用翻译实践研究方面，学界从机器翻译译文质量、错误类型等角度进行分析的研究方法也不在少数，这类研究对于机器翻译质量提升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范武邱和钟含春（2023）从思维形态的角度出发，认为造成机器翻译质量不如人工翻译的主要原因是诸如发散思维、形象思维、灵感思维等高级的思维形态并未运用到机器翻译之中，因为翻译更为内在的特征其实是思维和文化之间的转换。王琳和刘伍颖（2023）则基于双语平行语料人工质量评价过程，设计出单引擎和多引擎集成机器翻译无监督评价框架和算法；这类算法的运用有助于提升双语语料的质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机器翻译的质量。

其次，从机器翻译安全性来看，其与应用翻译的结合还需要更加谨慎。王华树和刘世界（2022）提出在翻译数据安全方面主要存在数据泄露和隐私风险两类问题。对于很多重要机密文本，如财经、政治类文本，把它们上传到在线机器翻译引擎进行翻译也存在此类风险和问题。李功丽等（2023）针对现有翻译交易方案在竞拍翻译高保密性文本时无法保障其安全性、翻译成本等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区块链智能合约的新型匿名反向拍卖交易模型；该研究的实验结果证实了其模型的有效性，研究的最后也进行了各方面的安全分析以证实其安全性。这类研究为机器翻译安全问题提供了可行性参考方案。

最后，从翻译伦理的角度来进行探讨，机器翻译在应用翻译领域的使用还有很多方面值得完善。可以说科技和伦理问题密不可分，科技的发展和立法的延后势必会带来伦理问题。在机器翻译的伦理中，有很多值得探讨的问题，例如译员、客户和翻译公司三者的翻译记忆数据所有权（O'Hagan，2019：472-473）；神经网络机器翻译是否有应该有版权（同上：473-475）；以及在翻译技术使用上译员的职业认同、自主权和职业满意度等问题（Koskinen & Pokorn，2020：267-269）。这些关于机器翻译伦理的问题目前没能得到较好的解决，而这些问题往往又是应用翻译实践不得不面对的重要伦理问题。因此，在把机器翻译与应用翻译进行结合时，译员、翻译公司和学者等多方人员都应该在一定程度上考虑翻译伦理相关问题。

可以看出，机器翻译与应用翻译融合度很高，无论是其功用或是弊端，对于应用翻译理论和实践研究都有重大意义。从研究的角度而言，未来应用翻译研究和探讨的新方向涵盖方梦之应用翻译理论体系中“微观理论”和“特殊研究”两个层次，机器翻译与应用翻译研究的融合也将为我国应用翻译理论体系的完善与构建做出贡献。

当下人工智能的发展，为应用翻译带来新的研究方向。2022年年末，由美国人工智能创业公司Open AI研发的ChatGPT（Chat 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可谓是轰动全球。作为在生成式预训练转换器的基础上优化开发的大型自然语言处理模型，ChatGPT不仅仅是一个智能聊天工具，也是一个自主学习数据的机器学习系统（van Dis et al. 2023；胡加圣，戚亚娟，2023），它以多轮对话的形式，通过用户的提示引导进行内容创作（张华平等，2023）。经过不断的发展，目前它的模型已升级到GPT-4，各方面性能有着显著的提升。Liu等人（2023）对ChatGPT的研究进行综述得出，ChatGPT主要应用在问答、文本分类、文本生成、代码生成、数据提取等方面。其中在运算速度、统计分析和语言理解等多方面的性能显著，吸引无数用户注册并加以研究，如有学者将其翻译质量与其他翻译引擎进行对比，并提出一种基于GPT的翻译质量评估指标（Liu et al. 2023）。张华平等人（2023）对ChatGPT中文性能做出的测评研究表明，它在自然语言处理的经典任务和情感分析上都有较好的表现；不过在闭卷问答上出现事实性错误的概率较高（张华平等，2023）。可见ChatGPT运用于翻译领域的实践和研究也有较强可行性，未来应用翻译实践和研究也理应对ChatGPT这一人工智能时代产物有所关注，从而及时跟上翻译技术的迭代，保持应用翻译的前瞻性。

5. 结语

本文通过对国内历届应用翻译研讨会的主题展开总结归纳，勾勒出应用翻译研究的发展脉络，指出我国学者对应用翻译研究领域所做出的贡献。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时代，ChatGPT等人工智能产物逐渐对人们的生活生产方式产生重要影响，可以预见在未来的应用翻译研究领域，大数据、机器翻译等话题将越发占据更重要的地位。

2022年上海外国语大学语料库研究中心与《上海翻译》编辑部以及《语料库研究前沿》编辑部举办了首届“语料库与应用翻译研究论坛”（韩子满，王慧仪，2022），可以看到学界在推动语料库翻译学与应用翻译研究的深度融合，加强语料库研究与应用翻译研究的对话和交流方面做出的努力。在ChatGPT这类技术进一步发展之后，要想了解机器翻译或人机结合的翻译模式、甚至是人机问答的模式是否会对应用翻译理论发展、实践模式和教学方法产生重大影响，还需要在今后的实践和研究中持续关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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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神经网络机器翻译质量提升研究”（编号：22BYY042）

作者简介：戴光荣，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语料库翻译学、机器翻译人机互动研究；王晨谕，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研究生，研究领域：翻译学

【备注】引用信息：戴光荣、王晨谕. 2024. 我国应用翻译研究发展及展望：基于历届全国研讨会的分析.《上海翻译》(1): 7-13. 具体请参阅下面分享的pdf版本：

我国应用翻译研究发展及展望：基于历届全国研讨会的分析_.pdf